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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對盜墓行為的制裁，也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寫道：“諸管軍官、奧魯官及鹽運司、打捕鷹坊軍匠、各投下管領諸色人等，但犯強竊盜賊、偽造寶鈔、略賣人口、發冢放火、犯奸及諸死罪，並從有司歸問。”在元代法律中，還有“發冢開棺傷屍，內應流者”，“杖一百七，發肇州屯種”的條文。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大惡”條又有這樣的內容：諸為人子孫，或因貧困，或信巫覡說誘，發掘祖宗墳墓，盜其財物，賣其塋地者，驗輕重斷罪。移棄屍骸，不為祭祀者，同惡逆結案。買者知情，減犯人罪二等，價錢沒官;不知情，臨事詳審，有司仍不得出給賣墳地公據。諸為人子孫，為首同他盜發掘祖宗墳墓，盜取財物者，以惡逆論，雖遇大赦原免，仍刺字徙遠方屯種。很明顯，這是一則關於“發掘祖宗墳墓，盜其財物”的法令。罪定為“大惡”，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對於盜掘墳墓有多麼痛恨。就算你盜的是自家的墳，就算你取的是你老祖宗的財物，按照法律，你仍然有罪，而且還是“大惡”之罪，就算是遇到特赦的情況，仍然要“刺字徙遠方屯種”。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盜賊”條下還有關於盜發冢墓不同情節的不同處理方式：諸發冢，已開冢者同竊盜，開棺槨者為強盜，毀屍骸者同傷人，仍於犯人家屬征燒埋銀。
諸挾仇發冢，盜棄其屍者，處死。
諸發冢得財不傷屍，杖一百七，刺配。
諸盜發諸王駙馬墳寢者，不分首從，皆處死。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元代的法律，對於王公貴族的墓地進行了特殊的保護，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王公貴族身分地位比較高，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為王公貴族的陪葬品相對於平貧來說，是既多又好，因此遭盜的機率比貧農陵墓要大得多，所以不得不以重罪來防止盜墓行為的頻發。
在《明史》《宦官列傳二·陳奉》中有這樣的記載：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騰驤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明朝對於盜墓行為應該也是有相關法律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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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的判決：對盜墓的懲戒手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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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廣記》中有這樣的記述：縣有後漢奴官冢，初，村人田於其側，每至秋獲。近冢地多失穗不稔。積數歲，已苦之。後恆夜往伺之。見四大鵝，從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聞奴官冢有寶，乃相結開之。初入埏前，見有鵝，鼓翅擊人，賊以棒反擊之。皆不復動。乃銅鵝也。稍稍入外廳，得寶劍二枚，其它器物不可識者甚眾。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當門立，與賊相擊。賊等群爭往擊次，其人沖賊走出。入縣大叫云：“賊劫吾墓。”門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縣令使里長逐賊，至皆擒之。開元末。明州刺史進三十餘事。(出《廣異記》)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
縣有座後漢奴官墓。當初村里人在墓的旁邊種田，每到秋收的季節，靠近墓的田裡便有很多的莊稼因失去穗而減少收成。這樣過了幾年，村里人對此十分苦惱。後來便經常在夜裡去探察。一天夜裡，人們看見有四隻大鵝從墳墓中出來吃莊稼，前去追趕便又回到墓中。村里人一向聽說奴官墓中有寶物，於是結伴去挖掘。剛進入墓道，就看到有鵝張開翅膀擊打人，盜賊用木棒反擊，鵝都不動了，原來是銅鵝。再進入墓室外廳，得到兩隻寶劍，還有很多不認識的器物。最後到了放置棺槨的主墓室，地上有很深的積水，有個穿紫衣的人站在門前同盜賊搏鬥。盜賊群起攻擊，那個人衝出包圍逃走。他到縣衙大叫：“有賊劫我的墓!”管事的人問他：“你的墓在哪裡?”回答說：“奴官墓就是我的墓。”縣令派里長去前去查看墓地，結果，到墓地將盜賊全部抓獲。
無獨有偶，類似的記載在《逸史》也出現過：天寶初，嚴安之為萬年縣捕賊官。亭午，有中使黃衣乘馬，自門馳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見被賊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領所由並器杖，往掩捕。見六七人，方穴地道，才及埏路，一時擒獲。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賊方開冢，天子何以知之。”至縣，乃盡召賊，訊其事。賊曰：“才開墓，即覺有異，自知必敗。至第一門，有盟器敕使數人，黃衣騎馬。內一人持鞭，狀如走勢，袱頭腳亦如風吹直豎，眉目已來，悉皆飛動。某即知必敗也。”安之即思前敕使狀貌，兩盟器敕使耳。
唐玄宗天寶初年，嚴安之任萬年縣捕賊官。一天中午，有位黃衣太監騎馬從大門跑進來，宣讀皇帝的命令說：“城南十里某公主的墓，現在被盜賊挖劫，命令你帶人去緝拿，不得使一人漏網。”嚴安之領命立刻帶領手下人攜帶器械棍棒前去捕捉。趕到那裡，看到那裡六七個人剛剛進入墓道，全部被抓獲。嚴安之讓人去找那個太監，但沒有找到。因而就暗自思量：“盜賊剛剛開始挖掘，皇帝怎麼能知道呢?”到了縣衙，把盜賊全部召集起來，審問盜墓的經過。盜賊說：“剛打開墓道，就覺得有些異常，意識到這次盜墓一定要失敗。到了第一道門，看見有好幾個為皇帝送信的黃衣太監騎在馬上的冥器，其中一個手裡拿著鞭子，姿勢像是正在縱馬奔跑，頭巾的一角像是被風吹得直豎起來，眼睛和眉毛也都在動。我們更覺得這次盜墓一定不會成功。”嚴安之明白了，那個持鞭的黃衣太監原來是陪葬的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