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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墓覓寶之事古即有之，現代更加激烈。其方法、技術、工具演變至今更趨現代化、智能化、集團化，探測用軍用羅盤、探測儀，開挖用雷管、炸藥、電鋸，運輸通訊汽車、摩托車、手機。因而打擊盜掘古墓、販賣走私文物的鬥爭更為複雜艱巨，任重道遠!
現代猖獗的盜墓活動
民間有句老話，賣什麼吆喝什麼。一個盜墓賊，說得誇張一點，就是一個盜墓專家。他們對於自己的工作對象，真可謂了如指掌。
盜墓賊盜墓的目標性非常強，比如，進入墓室會直接挖向棺材的位置，先在“左肩右腳”找東西，再到耳室(東倉西庫)搜羅，至於其它位置，則看時間長短而定，時間短則棄之。“看地形”也有很多“心得”，比如“秦埋嶺漢埋坡”等。古代盜墓挖坑都是“方”型坑，近代為“圓”型坑，這就是所謂的“古方近圓”。
一個現代的盜墓團伙，其成員一般在三到四人，不會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過五人。這幾個人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風，有的負責現代化設備的運用，有的則專門負責銷贓。有些團伙甚至在傳統的經驗技巧上加入了很多高科技成分，比如探地雷達、金屬探測儀、氣體分析儀等等，大大縮短了以前靠經驗找墓、斷代等前期的工作時間，這些團伙的盜墓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更大，幾乎是災難性的。因此說盜墓是對人類文化遺存最野蠻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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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的判決：對盜墓的懲戒手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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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傳統的宗法社會，墳墓曾經是維護祖先精神權威，體現宗族凝聚力的象徵。保護冢墓，久已成為一種道德準則。唐人杜荀鶴詩所謂“耕地誡侵連冢土”，表明這種道德規範對社會底層的勞動者也形成了約束。
禁止盜墓的法律，在先秦應當已經出現。如《呂氏春秋》中寫道，當時對於“奸人”盜墓，已經有“以嚴威重罪禁之”的懲罰措施。
漢代嚴禁盜墓的法律，我們在那個時代的相關書籍中也可以看得到。
《淮南子》說到刑法有“竊盜者刑”，“發墓者誅”的內容。由此可以看到，在漢代，政府對於盜墓者的懲罰還是相當嚴厲的。
漢桓帝時，宦者趙忠埋葬其父時違犯喪制，冀州刺史朱穆下令查驗，屬下“發墓剖棺”。桓帝得知後大怒，令朱穆赴廷尉請罪，罰作勞役。太學生數千人請願，才得以寬赦。
《魏書》記載，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毀廢”。詔曰：“自今有穿毀墳隴者斬之!”從這個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北魏盜墓的行為同樣是被當權者明令禁止的。
到了唐代，關于禁止盜墓的法律就更加詳盡了。《唐律疏議》中就有關於對“發冢”者處以刑罰的明確規定，例如：“諸發冢者，加役流;已開棺槨者，絞;發而未徹者，徒三年。”通過刑法的內容，可知王族貴戚的墳墓，受到特殊的保護。而看守者在盜墓現象發生後也要受到嚴厲處罰。
據《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記載，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六月戊戌頒布的詔書中，有關於司法的內容：應京城天下諸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忤逆、官典犯贓、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放火持仗、開劫墳墓及關連徐州逆黨外，並宜量罪輕重，速令決遣，無久繁留。從這則詔令上可以看出：在唐代，“開劫墳墓”與“十惡忤逆、官典犯贓、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放火持仗”以及“關連逆黨”等都被列為最嚴重的罪刑，是州府一級地方司法機構不能夠判決的。
兩年之後，咸通十二年即公元871年五月，唐懿宗又有“慎恤刑獄”的敕文宣布。其中又說道：應天下所禁……除十惡忤逆、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開發墳墓外，余並宜疏理釋放。
又過了兩年，咸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73年的四月，因“佛骨至京”，唐懿宗親迎禮之，又發表制詔，宣布：京畿及天下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忤逆、故意殺人、官典犯贓、合造毒藥、放火持仗、開劫墳墓外，餘罪輕重節紀遞減一等。其京城軍鎮，限兩日內疏理訖聞奏;天下州府，敕到三日內疏理聞奏。可見，在唐代，即使遇到特殊的慶典盛事，無論是大赦天下，還是有減罪赦刑時，“開劫墳墓”作為重罪，都不在特赦的範圍之內。
據《新唐書》記載，盧龍節度使張弘靖因安祿山、史思明於此初起反叛，而當地民眾仍然心存安、史崇拜，於是“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然而適得其反，以致“眾滋不悅”，使民意更為傾向安、史而背離朝廷。這正是“發墓毀棺”的做法過於極端，與民眾傳統情感習慣不相合的緣故。《舊唐書》也記載，張弘靖“發(安)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民眾的“不悅”、“失望”，都表現了對於“發墓毀棺”反感的共同心理傾向。
因此說，早在唐代，無論是從國家法律還是從民眾心理傾向上看，人們對於盜墓行為都是極端的反感或著說是痛恨的。
對於盜掘墳墓的不恥行徑，並非只有漢民族的人有著激憤的心情，就算當時並不是很重視墓葬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也都制定了相關的法律來進行懲罰。金太宗二年(公元1124年)二月，詔有“盜發遼陵者，罪死。”對盜掘遼朝帝陵者予以嚴懲的命令著於《金史》帝紀，說明當時最高執政者對於盜墓者的態度之嚴峻，曾經形成過一定的政治影響。《金史》卷四五《刑志》又記載，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事：.“尚書省奏，盜有發冢者，上日：‘功臣墳墓亦有被發者，蓋無告捕之賞，故人無所畏。自今告得實者量與給賞。’”這段話就更能顯示出當時最高統治對於盜墓行為的明確態度了，對於那些對盜墓進行揭發的人根據情況進行賞賜。自古以來，人們賞賜告密者的事情屢見不鮮，但是賞賜盜墓告密者的，金世宗可能是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吧。由此可見，與刑罰結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為了有效地懲治盜墓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