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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山”陷落之後，原屬於黑喇嘛的2000隻羊、50頭牛和氂牛被分給了黑喇嘛的部眾；其餘牲畜——約1000峰駱駝、250匹馬、800隻羊和山羊，全部予以拍賣，收入歸公。假喇嘛的私人財產和武器，儲備的麵粉以及其他產品都運往庫倫。約300戶部眾，返回蒙古後根據政府的指示，留在了扎薩克圖汗盟。
最後，“為了徹底審查假喇嘛的罪行，安撫邊疆”，在烏里雅蘇台召開了該盟王公大會，宣告黑喇嘛的結局。
這個《上報庫倫蒙軍偵察部的報告》是事件發生後立即公布的，並且為蒙古官方認可。上述情節，與哈士綸《蒙古的人與神》，與額濟納馬鬃山、肅北馬鬃山民間流傳的過程，有許多不一致之處。甚至可以說，除了“黑喇嘛被刺死了”這一點之外，其他都有疑問。事實是，羅瑪金娜本人就對這個報告提出過異議。當然，這畢竟是1924年發表在報紙上的文本，個人的、時代的傾向性隨處可見。經過分析我以為，《上報庫倫蒙軍偵察部的報告》中所說：刺殺是由蒙古來的6人小組執行的，在為人摸頂時黑喇嘛叫刺客擒拿住，刺殺成功後發生過“分贓不均”的爭執，並且有人因此受到責罰，殺死了黑喇嘛之後，將他的死黨納甘堪布喇嘛、劊子手索諾木多爾濟，一個叫“土莫第巴雅爾”的漢人（廚師？）等5人當眾處死，以鎮懾餘眾，將黑喇嘛在黑戈壁多年聚斂的牲畜全部驅趕到蒙古“充公”，他的這個“旗”的部分牧民也返回了蒙古，這許多情節，應該是真實的。實際它從另一個側面證實：刺殺行動是在有內應的背景下採取的了成功（聽到動靜，轉身就跑的黑喇嘛的“親信”就是內應之一）。至少，它解答了一個疑問：黑喇嘛死時，他那個忠心無比、兇猛無比的愛犬在哪兒？——為救助主人與刺客搏擊時被擊斃。可以看出，《假喇嘛的頭顱》的作者羅瑪金娜對哈士綸《蒙古的人和神》的有關內容並不認同，主要是對那個自稱是黑喇嘛的副手的札哈沁貝勒有所保留。
與《蒙古的人和神》相比，他們之間明顯的不同是：黑喇嘛被殺的時間。《蒙古的人和神》說是1924年。而《上報庫倫蒙軍偵察部的報告》是在刺殺黑喇嘛之後由卡努科夫執筆撰寫的，因為他是這次消滅行動的設計者，而且，1922年12月底，他仍然是烏里雅蘇台的城防司令。報告發表在1924年1月（未署具體出版日期）的庫倫《曙光報》上。所以，此前一般公認的黑喇嘛死於1924年，可能是晚了一些。除《上報庫倫蒙軍偵察部的報告》，羅瑪金娜還引證了哈·卡努科夫的“自傳”，“自傳”寫於1932年，其中一個段落說：“丹畢堅贊於1923年1月被斃。……1923年2月，我被調往庫倫，再一次領導一支行動小組去剿滅由博格達汗的妻子發動的，企圖推翻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的反革命活動。（反革命）組織被及時擊潰，所有主要頭目以及幾名活佛被逮捕或被擊斃。”21
另外，羅瑪金娜還引稱了另外一則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保存的檔案中發掘的史料。1924年，在中亞考察的蘇聯學者卡扎克凱維奇特別關注到黑戈壁。他曾記下了嚮導的一則故事。有一次，嚮導正在給駱駝飲水，來了5個土爾扈特蒙古人，把他和牲畜都趕到了馬鬃山的要塞。在那裡，給他派活，讓他放牧。他曾帶著一袋水試圖徒步離開，但被抓了回來，還挨了200板子，就是說，用竹板子打了他200下。儘管只傷在腿上，仍不能下床。卡扎凱維奇在考察日記中寫道：“因此，這個人擺脫悲慘境遇的願望是如此的強烈，以致於第二次逃跑。這次，他偷了一峰年輕的母駱駝，在那數九寒天只靠吃雪充飢，從撒克遜查干博克多向西北方向走了5天5夜，穿越了黑戈壁。駱駝在途中倒斃，他只能徒步前往北方的阿濟山，由於害怕離黑喇嘛太近，他未敢在阿濟山區停留，而是繼續上路，逃往西方的古城子（新疆奇台）。在這裡，他給一家漢人放牧，直到聽到黑喇嘛的死訊後，這個可憐的人才回到家裡。”
《黑戈壁》十一(6)
如果卡扎凱維奇的筆記時間不誤，黑喇嘛應該死於1924年之前。
羅瑪金娜的結論是，黑喇嘛－假喇嘛是在1923年1月被擊斃的。按陰曆，是黑水狗年（1922年）年底。同時，羅瑪金娜評述說：關於此次事件——刺殺假喇嘛，有各種各樣的傳說。作家、驚險小說作者（或由於意識形態，或因為這假喇嘛個人物的確被人們遺忘了）錯過了一個寫一部關於假喇嘛及其被殺的偵探小說的絕好機會。據說，蒙古國在80年代拍攝了一部反映此次刺殺行動的故事影片《洞穴》。我沒有看過這部影片，但片名本身已經證明了影片的片面性：既不是在要塞里，也不是在城堡里，而是說，在一個洞穴里……打死了危險的野獸（假喇嘛）。
不管怎麼說，在1923年前後外蒙古曾經派出專人越界追殺往日的“英雄”，為內陸亞洲翻覆的政治格局增添了一個注釋。1912年，需要一個挑戰權威的民間“草莽豪傑”，黑喇嘛應時而生；1914年中國、沙俄、蒙古，就已經紛紛將其視為最大的威脅，因為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個新的權威。1917年，民眾企盼黑喇嘛－丹畢堅贊能打破僵局，推動轉機。但1918年的紅黨、白黨在中亞（西伯利亞）的以死相搏，轉移了全部注意力。誰也不再需要更多的問題。留給“回歸”的黑喇嘛的，只有黑戈壁那空曠的無人定居區域。是20年代初蒙古的重大變革，預定了黑喇嘛的死期。
最後，“為了徹底審查假喇嘛的罪行，安撫邊疆”，在烏里雅蘇台召開了該盟王公大會，宣告黑喇嘛的結局。
這個《上報庫倫蒙軍偵察部的報告》是事件發生後立即公布的，並且為蒙古官方認可。上述情節，與哈士綸《蒙古的人與神》，與額濟納馬鬃山、肅北馬鬃山民間流傳的過程，有許多不一致之處。甚至可以說，除了“黑喇嘛被刺死了”這一點之外，其他都有疑問。事實是，羅瑪金娜本人就對這個報告提出過異議。當然，這畢竟是1924年發表在報紙上的文本，個人的、時代的傾向性隨處可見。經過分析我以為，《上報庫倫蒙軍偵察部的報告》中所說：刺殺是由蒙古來的6人小組執行的，在為人摸頂時黑喇嘛叫刺客擒拿住，刺殺成功後發生過“分贓不均”的爭執，並且有人因此受到責罰，殺死了黑喇嘛之後，將他的死黨納甘堪布喇嘛、劊子手索諾木多爾濟，一個叫“土莫第巴雅爾”的漢人（廚師？）等5人當眾處死，以鎮懾餘眾，將黑喇嘛在黑戈壁多年聚斂的牲畜全部驅趕到蒙古“充公”，他的這個“旗”的部分牧民也返回了蒙古，這許多情節，應該是真實的。實際它從另一個側面證實：刺殺行動是在有內應的背景下採取的了成功（聽到動靜，轉身就跑的黑喇嘛的“親信”就是內應之一）。至少，它解答了一個疑問：黑喇嘛死時，他那個忠心無比、兇猛無比的愛犬在哪兒？——為救助主人與刺客搏擊時被擊斃。可以看出，《假喇嘛的頭顱》的作者羅瑪金娜對哈士綸《蒙古的人和神》的有關內容並不認同，主要是對那個自稱是黑喇嘛的副手的札哈沁貝勒有所保留。
與《蒙古的人和神》相比，他們之間明顯的不同是：黑喇嘛被殺的時間。《蒙古的人和神》說是1924年。而《上報庫倫蒙軍偵察部的報告》是在刺殺黑喇嘛之後由卡努科夫執筆撰寫的，因為他是這次消滅行動的設計者，而且，1922年12月底，他仍然是烏里雅蘇台的城防司令。報告發表在1924年1月（未署具體出版日期）的庫倫《曙光報》上。所以，此前一般公認的黑喇嘛死於1924年，可能是晚了一些。除《上報庫倫蒙軍偵察部的報告》，羅瑪金娜還引證了哈·卡努科夫的“自傳”，“自傳”寫於1932年，其中一個段落說：“丹畢堅贊於1923年1月被斃。……1923年2月，我被調往庫倫，再一次領導一支行動小組去剿滅由博格達汗的妻子發動的，企圖推翻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的反革命活動。（反革命）組織被及時擊潰，所有主要頭目以及幾名活佛被逮捕或被擊斃。”21
另外，羅瑪金娜還引稱了另外一則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保存的檔案中發掘的史料。1924年，在中亞考察的蘇聯學者卡扎克凱維奇特別關注到黑戈壁。他曾記下了嚮導的一則故事。有一次，嚮導正在給駱駝飲水，來了5個土爾扈特蒙古人，把他和牲畜都趕到了馬鬃山的要塞。在那裡，給他派活，讓他放牧。他曾帶著一袋水試圖徒步離開，但被抓了回來，還挨了200板子，就是說，用竹板子打了他200下。儘管只傷在腿上，仍不能下床。卡扎凱維奇在考察日記中寫道：“因此，這個人擺脫悲慘境遇的願望是如此的強烈，以致於第二次逃跑。這次，他偷了一峰年輕的母駱駝，在那數九寒天只靠吃雪充飢，從撒克遜查干博克多向西北方向走了5天5夜，穿越了黑戈壁。駱駝在途中倒斃，他只能徒步前往北方的阿濟山，由於害怕離黑喇嘛太近，他未敢在阿濟山區停留，而是繼續上路，逃往西方的古城子（新疆奇台）。在這裡，他給一家漢人放牧，直到聽到黑喇嘛的死訊後，這個可憐的人才回到家裡。”
《黑戈壁》十一(6)
如果卡扎凱維奇的筆記時間不誤，黑喇嘛應該死於1924年之前。
羅瑪金娜的結論是，黑喇嘛－假喇嘛是在1923年1月被擊斃的。按陰曆，是黑水狗年（1922年）年底。同時，羅瑪金娜評述說：關於此次事件——刺殺假喇嘛，有各種各樣的傳說。作家、驚險小說作者（或由於意識形態，或因為這假喇嘛個人物的確被人們遺忘了）錯過了一個寫一部關於假喇嘛及其被殺的偵探小說的絕好機會。據說，蒙古國在80年代拍攝了一部反映此次刺殺行動的故事影片《洞穴》。我沒有看過這部影片，但片名本身已經證明了影片的片面性：既不是在要塞里，也不是在城堡里，而是說，在一個洞穴里……打死了危險的野獸（假喇嘛）。
不管怎麼說，在1923年前後外蒙古曾經派出專人越界追殺往日的“英雄”，為內陸亞洲翻覆的政治格局增添了一個注釋。1912年，需要一個挑戰權威的民間“草莽豪傑”，黑喇嘛應時而生；1914年中國、沙俄、蒙古，就已經紛紛將其視為最大的威脅，因為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個新的權威。1917年，民眾企盼黑喇嘛－丹畢堅贊能打破僵局，推動轉機。但1918年的紅黨、白黨在中亞（西伯利亞）的以死相搏，轉移了全部注意力。誰也不再需要更多的問題。留給“回歸”的黑喇嘛的，只有黑戈壁那空曠的無人定居區域。是20年代初蒙古的重大變革，預定了黑喇嘛的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