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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在內憂外患中楊增新保持了新疆古老綠洲的和諧安寧。可以說，沒有楊增新就沒有現代新疆。迄今為止還有誰，可以只用發行紙幣維持財政平衡？還不會引起通貨膨脹？也就是楊增新一個。紙幣需要抵押保證，楊增新是將自己押在了“信用”的一方。
讀過楊增新的《補過齋文牘》《補過齋日記》，你會覺得不可思議：難道一個人可以同時處在水深、火熱、酷暑、嚴寒之中嗎？一個男人為什麼會自願投入火坑？那是因為他得從鍋底燒紅的油鍋里跳出來。——一次與親信閒談，楊增新曾說一旦發生戰亂，塔里木（盆地）將是燒紅了的鍋。
在主政期間，楊增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的名言還有：新疆亂世是絕地，治世是桃源。在新疆，實際只能打一仗：一仗過後，玉石俱焚。你耗盡人力物力資源拼命一戰，可在戰後你得到的只是一個生靈滅絕、文明湮沒的荒野。所以，在西部的綠洲戰亂不可能有勝者。以新疆現代史為證，足以證明，“和諧社會”應該是政治家最大的成就。在此前二三十年間，我在新疆雲遊各地，到過許多窮鄉僻壤，到過許多連最詳細的地圖也沒有標示出來的村莊（因為它的年齡比最新的地圖還輕）。在一個個桃紅柳綠的村鎮，在牧人的“薩特馬”（茅棚），在途中一次次邂逅，我總感到楊增新還“活著”。
《黑戈壁》十(2)
對不識字，不關心世事的變遷、不知廣播電視媒體為何物的土著居民，一提到“楊將軍”“老將軍”，特別是“老將軍”，人們的崇敬，人們的認同，人們發自內心的感激之情，使你覺得他正在身邊。
可對於黑喇嘛—丹畢加參來說，很不幸，他的對手正是這個“老將軍”楊增新。
在1911年到1928年，中國從清朝過渡到民國，袁世凱，張作霖，馮玉祥，段祺瑞，徐世昌……如同走馬燈；恢復帝制，趕溥儀出宮，賄選總統，中原大戰……使人眼花繚亂。外蒙古呢？活佛稱帝，還出現了一個新年號“共戴”，脫離中國，撤銷自治，徐樹錚“籌邊”，哲布尊丹巴活佛，白匪謝苗諾夫，恩琴男爵，蘇赫巴托爾，喬巴山，再加上丹畢加參……還伴隨著幾個巨大的游離板塊：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唐努烏梁海的去留重組。俄國紅白兩軍從歐洲打倒海參崴。那是個什麼時期還用說？
在這樣的間隙里保持中國的六分之一穩定安寧的人，當然是博奕高手，是定力無與倫比的人，是那種“你還沒開口他就知道說的是不是實話”的非凡人物。
1917年。當丹畢加參趁“二月革命”後的政治真空，從阿斯特拉罕的流放地回到中亞，他原來的基礎——外蒙古王公活佛已經自顧不暇。
為此，丹畢加參特意向楊增新表示，希望能准許他到中國政治避難。甚至他已經為自己選擇了一塊“飛地”，一開始是巴里坤的三塘湖；後來則是伊吾（當時仍然屬於哈密）淖毛湖。與位於通往外蒙古的要道上的三塘湖相比，淖毛湖要隱蔽得多。可它們都離開外蒙古太切近了。
這個淖毛湖，其實是當時哈密王府的一個秘密流放地。原來，哈密王將犯人一律打發到一個叫做“阿曼喀嘎”（“烏鴉”）的小村子。犯人門在阿曼喀嘎每年要上交給王府兩毛驢車的駱駝刺，後來因為當地有沙獾，就增加了10張沙獾的皮。
1913年河西與新疆東部發生了大地震，阿曼喀嘎村毀於地震之災，淖毛湖就成了新的流放地。
據說，淖毛湖是個蒙古語的地名。在維吾爾語之中是“新建的村子”之意。它是整個哈密最北的村落，原來是無人居住區，路經的獵人們在附近發現了一個旺盛的水泉，在此歇腳時無意種了一些五穀雜糧，第一個收成意外豐盈。此後，人們又引來了天山的溶雪，多餘的水匯集為湖沼，也就是淖毛湖。其實，這正是西部新墾地典型的“落成”過程。我曾在塔里木親自記錄了一個古老的諺語：“有水有樹的地方，就有人家。”有水，有植被，有人家，則自然組成了新的綠洲。淖毛湖在群山環繞中，北面是中蒙交界的“恩崗”山，東面是安格孜山與艾米爾山，西面是無邊戈壁，南面則背靠著東天山的余脈。在安格孜山與艾米爾山的另一面，就是黑戈壁了。這個地方原來有個地名，是“卡爾桑”，自古就是遊牧的通道，前些年在卡爾桑還發現了岩畫，它們的作者無疑是遊牧者。
從建立村落起，被哈密王府流放的犯人就是淖毛湖的主要勞動力。在淖毛湖村，那些令最桀驁不馴的犯人也不敢回顧的，是與眾不同的地牢。地牢一般在五六米深的地下，形狀如同一個巨大的“饢坑”（烤饢的灶坑），重犯一到，就投入地牢。輕犯則只在晚上關在地牢里，白天則放出來參加勞動。有些流放期滿的犯人，獲釋後不願回原來的村落，就在當地落戶。最終聚落成為一個山鄉。2003年我初次來到馬鬃山的“碉堡山”，見到了“黑喇嘛”的地牢，馬上就聯想到了淖毛湖的“饢坑”。顯然，黑喇嘛早就知道邊境另一邊的情況，知道三塘湖，知道淖毛湖，也知道淖毛湖的地牢。
接到丹畢加參要求來新疆避難的請求，楊增新處在十分緊張的狀態。本來，落難來投也是慣例，再說新疆地廣人稀，勞力缺乏，丹畢加參將帶著一個部落（他自己成立了一個“旗”），有牧人、牲畜。特別是就在同時，楊增新接納了30萬避難進入中國境內的哈薩克、吉爾吉斯難民，也並不多丹畢加參這幾百蒙古人。——這就是丹畢加參提出來中國的理由吧。那些哈薩克、吉爾吉斯，官方的數字是30萬，但民間的說法，遠比這個數字多。甚至說是30萬“帳”，那就有近百萬人了。其中一部分短暫停留後又離開了新疆，比如去了阿克塞，去了外蒙古。楊增新處理“逃哈”這個問題遊刃有餘的圓熟策略，可以成為外交範例。可對于丹畢加參則大不相同，楊增新的處置果斷迅速，絕無迴旋餘地。
讀過楊增新的《補過齋文牘》《補過齋日記》，你會覺得不可思議：難道一個人可以同時處在水深、火熱、酷暑、嚴寒之中嗎？一個男人為什麼會自願投入火坑？那是因為他得從鍋底燒紅的油鍋里跳出來。——一次與親信閒談，楊增新曾說一旦發生戰亂，塔里木（盆地）將是燒紅了的鍋。
在主政期間，楊增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的名言還有：新疆亂世是絕地，治世是桃源。在新疆，實際只能打一仗：一仗過後，玉石俱焚。你耗盡人力物力資源拼命一戰，可在戰後你得到的只是一個生靈滅絕、文明湮沒的荒野。所以，在西部的綠洲戰亂不可能有勝者。以新疆現代史為證，足以證明，“和諧社會”應該是政治家最大的成就。在此前二三十年間，我在新疆雲遊各地，到過許多窮鄉僻壤，到過許多連最詳細的地圖也沒有標示出來的村莊（因為它的年齡比最新的地圖還輕）。在一個個桃紅柳綠的村鎮，在牧人的“薩特馬”（茅棚），在途中一次次邂逅，我總感到楊增新還“活著”。
《黑戈壁》十(2)
對不識字，不關心世事的變遷、不知廣播電視媒體為何物的土著居民，一提到“楊將軍”“老將軍”，特別是“老將軍”，人們的崇敬，人們的認同，人們發自內心的感激之情，使你覺得他正在身邊。
可對於黑喇嘛—丹畢加參來說，很不幸，他的對手正是這個“老將軍”楊增新。
在1911年到1928年，中國從清朝過渡到民國，袁世凱，張作霖，馮玉祥，段祺瑞，徐世昌……如同走馬燈；恢復帝制，趕溥儀出宮，賄選總統，中原大戰……使人眼花繚亂。外蒙古呢？活佛稱帝，還出現了一個新年號“共戴”，脫離中國，撤銷自治，徐樹錚“籌邊”，哲布尊丹巴活佛，白匪謝苗諾夫，恩琴男爵，蘇赫巴托爾，喬巴山，再加上丹畢加參……還伴隨著幾個巨大的游離板塊：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唐努烏梁海的去留重組。俄國紅白兩軍從歐洲打倒海參崴。那是個什麼時期還用說？
在這樣的間隙里保持中國的六分之一穩定安寧的人，當然是博奕高手，是定力無與倫比的人，是那種“你還沒開口他就知道說的是不是實話”的非凡人物。
1917年。當丹畢加參趁“二月革命”後的政治真空，從阿斯特拉罕的流放地回到中亞，他原來的基礎——外蒙古王公活佛已經自顧不暇。
為此，丹畢加參特意向楊增新表示，希望能准許他到中國政治避難。甚至他已經為自己選擇了一塊“飛地”，一開始是巴里坤的三塘湖；後來則是伊吾（當時仍然屬於哈密）淖毛湖。與位於通往外蒙古的要道上的三塘湖相比，淖毛湖要隱蔽得多。可它們都離開外蒙古太切近了。
這個淖毛湖，其實是當時哈密王府的一個秘密流放地。原來，哈密王將犯人一律打發到一個叫做“阿曼喀嘎”（“烏鴉”）的小村子。犯人門在阿曼喀嘎每年要上交給王府兩毛驢車的駱駝刺，後來因為當地有沙獾，就增加了10張沙獾的皮。
1913年河西與新疆東部發生了大地震，阿曼喀嘎村毀於地震之災，淖毛湖就成了新的流放地。
據說，淖毛湖是個蒙古語的地名。在維吾爾語之中是“新建的村子”之意。它是整個哈密最北的村落，原來是無人居住區，路經的獵人們在附近發現了一個旺盛的水泉，在此歇腳時無意種了一些五穀雜糧，第一個收成意外豐盈。此後，人們又引來了天山的溶雪，多餘的水匯集為湖沼，也就是淖毛湖。其實，這正是西部新墾地典型的“落成”過程。我曾在塔里木親自記錄了一個古老的諺語：“有水有樹的地方，就有人家。”有水，有植被，有人家，則自然組成了新的綠洲。淖毛湖在群山環繞中，北面是中蒙交界的“恩崗”山，東面是安格孜山與艾米爾山，西面是無邊戈壁，南面則背靠著東天山的余脈。在安格孜山與艾米爾山的另一面，就是黑戈壁了。這個地方原來有個地名，是“卡爾桑”，自古就是遊牧的通道，前些年在卡爾桑還發現了岩畫，它們的作者無疑是遊牧者。
從建立村落起，被哈密王府流放的犯人就是淖毛湖的主要勞動力。在淖毛湖村，那些令最桀驁不馴的犯人也不敢回顧的，是與眾不同的地牢。地牢一般在五六米深的地下，形狀如同一個巨大的“饢坑”（烤饢的灶坑），重犯一到，就投入地牢。輕犯則只在晚上關在地牢里，白天則放出來參加勞動。有些流放期滿的犯人，獲釋後不願回原來的村落，就在當地落戶。最終聚落成為一個山鄉。2003年我初次來到馬鬃山的“碉堡山”，見到了“黑喇嘛”的地牢，馬上就聯想到了淖毛湖的“饢坑”。顯然，黑喇嘛早就知道邊境另一邊的情況，知道三塘湖，知道淖毛湖，也知道淖毛湖的地牢。
接到丹畢加參要求來新疆避難的請求，楊增新處在十分緊張的狀態。本來，落難來投也是慣例，再說新疆地廣人稀，勞力缺乏，丹畢加參將帶著一個部落（他自己成立了一個“旗”），有牧人、牲畜。特別是就在同時，楊增新接納了30萬避難進入中國境內的哈薩克、吉爾吉斯難民，也並不多丹畢加參這幾百蒙古人。——這就是丹畢加參提出來中國的理由吧。那些哈薩克、吉爾吉斯，官方的數字是30萬，但民間的說法，遠比這個數字多。甚至說是30萬“帳”，那就有近百萬人了。其中一部分短暫停留後又離開了新疆，比如去了阿克塞，去了外蒙古。楊增新處理“逃哈”這個問題遊刃有餘的圓熟策略，可以成為外交範例。可對于丹畢加參則大不相同，楊增新的處置果斷迅速，絕無迴旋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