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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東西，心裡不安靜。這兒的環境很好，小白菜已露頭了，書報雜誌什麼都有，這幾位幹部對我們也好，離開怪捨不得的。還有比這好的地方？我不敢想了。
韓科長叫我們都給家寫封信，告訴離開了這裡，將來到了瀋陽再寫信。我猶豫了一下，給我的女兒關棣寫了一封信，告訴她我明天去瀋陽。這樣的信，她接到也不會高興，什麼時候出去也不說，寫信總是說“我很好”，“政府很寬大”，“不要惦念”，成了例行公事。把我的信拿出來一對照，除了日期不同，大致是一樣的。我不願寫這種不能給她帶來希望的信。這回寫了是應酬政府。不然叫政府看我這樣消極，與我所說樂觀的改造不是相矛盾嗎？
上燈的時候，先把張大光提出去，接著又把李樹桂也提出去，我以為又是韓科長作個別談話。我與尚傳道整理書籍、包袱。過了半點多鐘，他們回來了。他們說：“政府派汽車把我們的老婆孩子都接來，在辦公室接見，隨便談了半點多鐘！”
真想不到，張大光的老婆和兩個孩子都來了，坐在會客室的沙發上，大人孩子說說笑笑，李所長給倒茶，叫他們多談一會兒，像到親戚家一樣。真叫人感激得說不出話來。雖然我的家不在長春，可我同樣感到共產黨的溫暖。我後悔我的家為什麼沒有在長春呢。
如果過去我們對人有點好處，一是把自己擺在前面，叫人家領我們的情，張張揚揚，那個樣子真討厭。而韓科長、李所長不多說，做出來的事，叫人一看心服口服。自然這一切是上級黨指導他們辦的，他們能完成黨的指示。這可謂指導的好，辦事辦的也好。一般情況來說，起解前是不應當泄漏機密的，可是出乎人的意料，明天解往瀋陽，今天就把家屬接來了。並且暢所欲言，大人孩子都是笑著分手的。
上床之後，我思想很紊亂，想起在長春的一切，又憧憬著到瀋陽的情形……
5月24日，吃過早飯，一輛敞篷汽車拉著我們開往火車站。一位警察幹部是這次列車的警衛負責人，他與我們一齊上了火車。
別了長春！在這住了八年半，這回分手了。我是1947年11月24日從瀋陽乘飛機來的，這次是1956年5月24日乘火車走的。一來一往，個人和國家，甚至於世界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八年半也不算一個短時間，人生一輩子能有幾個8年半呢？這8年半的時間，比我過去33年的生活都重要，這8年半，給人民造成的危害最大，受到人民的寬大也較多。一方面痛恨自己，另一方面也感激共產黨對我的不殺之恩。
在火車上，我迸除這些想法，與大家說笑打撲克，政府買了不少糖果罐頭。我們九個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談著玩著。韓科長也參加進來，介紹沿途上的一些建築物。這樣隨隨便便，除了車上那個警察幹部知道我們是犯人，別的乘客誰會知道我們是犯人呢？
下午3點，到了瀋陽南站，下火車上汽車，遼寧公安廳的幹部等候在火車站。行李另有人負責運輸，這樣輕鬆的出門，在過去也是很少的。汽車往北行駛，到了北陵附近的一條街道，進了一個院子，有大門，小門──明白了，還是看守所！
我們一一進屋，大高個李寓春、於澤霖、黃炳寰先進屋，我在最後面。我想幹什麼都要講運氣，按個高矮進屋，運氣好進的那個屋子的犯人脾氣好，沒有個性，生活在一起就無問題；如果都是好吵，好鬧的，“我說了算”的那一套，就夠傷腦筋的，說不定與他吵起來，犯錯誤。一切事情都有機會存在，這就是我的唯心想法。
我被叫到第三號監房，沒有床都打地攤，小窗戶像倉庫的窗戶。咳，這與吉林公安廳看守所差遠了。屋內有四個人，右邊第二個鋪位沒有人住，露出了草墊子，不用說這是給我留的。我把鞋脫了坐在上面，這四個人事後知道是張國泰、姜明文、鄭明新和李衍濤。我一坐下，他們都看我。從他們的驚異眼光里，我意識到，怎麼來了一個小孩！盜竊犯？不能，這些人都是少將以上的反動派，他的歲數也不對呀？他是幹什麼的？
我坐了一會兒，他們問我從哪來的？我告訴了他們。他們又問都有誰來？我也告訴了他們。接著他們問我年齡，我說：“41歲。”他們說“沒有”，“只不過30左右”，我笑了。
晚飯吃的高粱米，菜里有點肉，倒也挺好吃。飯後，我們又到看守所去登記。在那兒看到了韓科長，我們對韓科長說，這裡不如長春。黃炳寰說：“這裡郵信，要自己買郵票。”一句話，這裡比不上長春。韓科長說：“習慣了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起來，到院裡運動，看到了陳旭東①。有許多人以為陳旭東與我一定認識，並且還有工作關係。可是我們倆僅見過一面，那是1945年“九?三”勝利之後，我在北京當“北平肅奸委員會”總務科科長。12月底有一天到機場去送人，遇到了陳旭東和他老婆。他們要飛錦州，有個張科長給我們介紹了一下，打了個招呼就分手了。以後再也沒見面，工作上也沒來往。到這以後，別人問我，我說見過，問他，他說忘了。今天早上一見，哈哈大笑，不成想在這會合了。我們這9個人與這裡的人相識的不少，尤其東北籍的，講武堂的多，舊同事也不少。
韓科長叫我們都給家寫封信，告訴離開了這裡，將來到了瀋陽再寫信。我猶豫了一下，給我的女兒關棣寫了一封信，告訴她我明天去瀋陽。這樣的信，她接到也不會高興，什麼時候出去也不說，寫信總是說“我很好”，“政府很寬大”，“不要惦念”，成了例行公事。把我的信拿出來一對照，除了日期不同，大致是一樣的。我不願寫這種不能給她帶來希望的信。這回寫了是應酬政府。不然叫政府看我這樣消極，與我所說樂觀的改造不是相矛盾嗎？
上燈的時候，先把張大光提出去，接著又把李樹桂也提出去，我以為又是韓科長作個別談話。我與尚傳道整理書籍、包袱。過了半點多鐘，他們回來了。他們說：“政府派汽車把我們的老婆孩子都接來，在辦公室接見，隨便談了半點多鐘！”
真想不到，張大光的老婆和兩個孩子都來了，坐在會客室的沙發上，大人孩子說說笑笑，李所長給倒茶，叫他們多談一會兒，像到親戚家一樣。真叫人感激得說不出話來。雖然我的家不在長春，可我同樣感到共產黨的溫暖。我後悔我的家為什麼沒有在長春呢。
如果過去我們對人有點好處，一是把自己擺在前面，叫人家領我們的情，張張揚揚，那個樣子真討厭。而韓科長、李所長不多說，做出來的事，叫人一看心服口服。自然這一切是上級黨指導他們辦的，他們能完成黨的指示。這可謂指導的好，辦事辦的也好。一般情況來說，起解前是不應當泄漏機密的，可是出乎人的意料，明天解往瀋陽，今天就把家屬接來了。並且暢所欲言，大人孩子都是笑著分手的。
上床之後，我思想很紊亂，想起在長春的一切，又憧憬著到瀋陽的情形……
5月24日，吃過早飯，一輛敞篷汽車拉著我們開往火車站。一位警察幹部是這次列車的警衛負責人，他與我們一齊上了火車。
別了長春！在這住了八年半，這回分手了。我是1947年11月24日從瀋陽乘飛機來的，這次是1956年5月24日乘火車走的。一來一往，個人和國家，甚至於世界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八年半也不算一個短時間，人生一輩子能有幾個8年半呢？這8年半的時間，比我過去33年的生活都重要，這8年半，給人民造成的危害最大，受到人民的寬大也較多。一方面痛恨自己，另一方面也感激共產黨對我的不殺之恩。
在火車上，我迸除這些想法，與大家說笑打撲克，政府買了不少糖果罐頭。我們九個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談著玩著。韓科長也參加進來，介紹沿途上的一些建築物。這樣隨隨便便，除了車上那個警察幹部知道我們是犯人，別的乘客誰會知道我們是犯人呢？
下午3點，到了瀋陽南站，下火車上汽車，遼寧公安廳的幹部等候在火車站。行李另有人負責運輸，這樣輕鬆的出門，在過去也是很少的。汽車往北行駛，到了北陵附近的一條街道，進了一個院子，有大門，小門──明白了，還是看守所！
我們一一進屋，大高個李寓春、於澤霖、黃炳寰先進屋，我在最後面。我想幹什麼都要講運氣，按個高矮進屋，運氣好進的那個屋子的犯人脾氣好，沒有個性，生活在一起就無問題；如果都是好吵，好鬧的，“我說了算”的那一套，就夠傷腦筋的，說不定與他吵起來，犯錯誤。一切事情都有機會存在，這就是我的唯心想法。
我被叫到第三號監房，沒有床都打地攤，小窗戶像倉庫的窗戶。咳，這與吉林公安廳看守所差遠了。屋內有四個人，右邊第二個鋪位沒有人住，露出了草墊子，不用說這是給我留的。我把鞋脫了坐在上面，這四個人事後知道是張國泰、姜明文、鄭明新和李衍濤。我一坐下，他們都看我。從他們的驚異眼光里，我意識到，怎麼來了一個小孩！盜竊犯？不能，這些人都是少將以上的反動派，他的歲數也不對呀？他是幹什麼的？
我坐了一會兒，他們問我從哪來的？我告訴了他們。他們又問都有誰來？我也告訴了他們。接著他們問我年齡，我說：“41歲。”他們說“沒有”，“只不過30左右”，我笑了。
晚飯吃的高粱米，菜里有點肉，倒也挺好吃。飯後，我們又到看守所去登記。在那兒看到了韓科長，我們對韓科長說，這裡不如長春。黃炳寰說：“這裡郵信，要自己買郵票。”一句話，這裡比不上長春。韓科長說：“習慣了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起來，到院裡運動，看到了陳旭東①。有許多人以為陳旭東與我一定認識，並且還有工作關係。可是我們倆僅見過一面，那是1945年“九?三”勝利之後，我在北京當“北平肅奸委員會”總務科科長。12月底有一天到機場去送人，遇到了陳旭東和他老婆。他們要飛錦州，有個張科長給我們介紹了一下，打了個招呼就分手了。以後再也沒見面，工作上也沒來往。到這以後，別人問我，我說見過，問他，他說忘了。今天早上一見，哈哈大笑，不成想在這會合了。我們這9個人與這裡的人相識的不少，尤其東北籍的，講武堂的多，舊同事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