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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48年3月17日，在長春督察處後院柳樹下面照的相片。那一天是長春特務追悼戴笠死去二周年。長春的軍統特務齊集到督察處開會，當地的軍政高級人員也來追悼。會後參加追悼會的人員共同照了一張大相片，照完相解散了。督察處的科長和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安震東尚在院中，我見照相的還沒走，就說：“叫那個照相的給我們照一張合影吧。”於是，安震東、張國卿，印匡時、陳牧、陳哲、陳壽嵐、楊紹林和我，便站在柳樹下面，照了這張相。現在不知怎麼到了政府手裡？我那時穿著反動派的軍裝，佩戴著肩章，還很英俊，現在一看真難看。我認為這就是我的進步，這就是在共產黨改造下，我認識了過去的醜惡面目。
張國卿跑到台灣了，陳哲被寬大釋放，其他的人，如印匡時、陳牧、陳壽嵐、楊紹林、安震東均已被槍斃。只有我還活著，還能在這張相片上注名，真想不到哇！
解放前我在長春照相館照相，每次都把底版買回來，有時也忘了。有一張八寸半身相照得比較好，我的嘍囉每人到照相館洗了一張，叫我寫上上下款，還在下款寫上“關夢齡贈”。有一次在一個督察人員家中看到了我的這張照片。這樣做在特務機關是不許可的。戴笠活著的時候，一向是不照相的，無論哪個訓練班畢業，沒有同學錄，沒有合影留念。戴笠從不把自己的相片送給人，我也從沒有見過他的相片。有一次他與蔣介石在一起，中央社的記者把他照上了。事後他叫中央社把他的相取消，不准洗出來，這是他的習慣。可是1945年“九?三”勝利之後，他穿上中將服，便照起相來。1945年12月16日，在北京和蔣介石於泰和殿前照了一張相片。出乎意外，照完相不久，1946年3月17日，他就坐飛機摔死了。死後，就用這張中將制服的相片開了追悼會。否則，追悼會便不能擺照片，只能寫靈牌了。1940年華北日本特務機關和各偽滿警察機關，出了一張布告，緝獲藍衣社特務頭子戴笠，如能緝獲懸賞20萬元，送信因而緝獲5萬元。可是沒有相片，因此也說不出戴笠有什麼特徵。戴笠防範暗殺或發生意外，他自己殺人多了，也怕別人暗算他。
我在長春照相也是不合規定的。突圍前我雖然把家中的許多相片都焚毀了，但是在各處的相片，各照相館的底版都不能不到政府的手裡。這張合影是從照相館裡找來的，我這樣判斷不會錯。
4月，周總理在政協做報告，號召台灣軍政人員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回到大陸。我們幾個人看到號召台灣軍政人員起義的報導，心中十分愉快，認為台灣解放我們就可以出去了。
我想台灣解放之後，軍統局那些大小特務都要回到大陸，我見著他們可以幫助他們，做一個帶路人。當然也有一些頑固的，比如那些叛徒，張國燾、謝利功、廖化平，他們怎麼辦呢？是流落國外？是回到大陸？還是投海自殺？我想這回解放台灣是不成問題的，如果台灣方面沒有派人與人民政府接頭，不會驟然發出這麼一個號召，共產黨不打無把握之仗。我想這回我不是15年的問題了，是出去幹什麼的問題了。想著想著，想入非非。如果不是叫我開飯，我都忘了身在看守所。
沒有事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就談解放台灣的問題，都做了一些錯誤的估計。比如說台灣解放後，我們可以自由回家或政府給我們安排工作，甚至工作地位還不會低。明知這樣估計不實際，但也沒人反駁，何必叫大家掃興呢。
每天我看不少書，寫不少筆記，不間斷寫日記，認為馬上就要出去，肚子裡沒有東西怎麼辦？毛主席關於農業發展的文件，一讀再讀，擇重要的句子都能背誦下來。
過了“五一”，韓科長叫我們在這個小院種花，美化環境。我對崔所長說：“少種花多種菜，花又不能吃。”
崔所長買了不少菜子，也買了一些花籽。這個小院子有一畝多地。別的犯人都關在號里不能出來，只有我們9個人每天專心在院中活動。我們先翻地，只有李樹桂說他在解放團幹過，其餘的人誰也不會幹。我用鐵鍬還外行。9個人雖然累得腰酸腿疼，地翻得依然很淺。崔所長一看笑了。地翻完種上小白菜、芹菜、黃瓜、辣椒。院子空地種了80%。韓科長一看，責怪起來：“哎呀，你們經濟觀點太嚴重了。多種點花院子好看，調節空氣。夏天有菜吃。再挑空地方種花吧，別再種菜了。”
5月23日下午，韓科長召集我們九個人到大客廳，告訴我們明天要送我們到瀋陽。依舊囑咐我們不要有什麼顧慮，並特別指出：“在火車上要隨便一些，不要拘束，帶著撲克，在車上玩一玩。”我理解韓科長的意思，在火車上別叫人看出來是犯人，可以說笑，大大方方。如果在火車上一坐，九個人一動也不動，像木頭人似的，別的乘客會以為這些人是聾啞院來的。韓科長想得很周到。
回到屋子，李樹桂說：“如果到瀋陽，可能每月還給零用錢，在解放團時，每月發五元錢。我看到瀋陽如果入解放團，也能發零用錢。”
我說：“每月這樣的伙食，有三元錢零用，夠買煙就行了。”
大家議論紛紛，猜測判斷，我結論說：“反正越來越好，絕不會越來越壞。”
這個結論，大家都同意。
張國卿跑到台灣了，陳哲被寬大釋放，其他的人，如印匡時、陳牧、陳壽嵐、楊紹林、安震東均已被槍斃。只有我還活著，還能在這張相片上注名，真想不到哇！
解放前我在長春照相館照相，每次都把底版買回來，有時也忘了。有一張八寸半身相照得比較好，我的嘍囉每人到照相館洗了一張，叫我寫上上下款，還在下款寫上“關夢齡贈”。有一次在一個督察人員家中看到了我的這張照片。這樣做在特務機關是不許可的。戴笠活著的時候，一向是不照相的，無論哪個訓練班畢業，沒有同學錄，沒有合影留念。戴笠從不把自己的相片送給人，我也從沒有見過他的相片。有一次他與蔣介石在一起，中央社的記者把他照上了。事後他叫中央社把他的相取消，不准洗出來，這是他的習慣。可是1945年“九?三”勝利之後，他穿上中將服，便照起相來。1945年12月16日，在北京和蔣介石於泰和殿前照了一張相片。出乎意外，照完相不久，1946年3月17日，他就坐飛機摔死了。死後，就用這張中將制服的相片開了追悼會。否則，追悼會便不能擺照片，只能寫靈牌了。1940年華北日本特務機關和各偽滿警察機關，出了一張布告，緝獲藍衣社特務頭子戴笠，如能緝獲懸賞20萬元，送信因而緝獲5萬元。可是沒有相片，因此也說不出戴笠有什麼特徵。戴笠防範暗殺或發生意外，他自己殺人多了，也怕別人暗算他。
我在長春照相也是不合規定的。突圍前我雖然把家中的許多相片都焚毀了，但是在各處的相片，各照相館的底版都不能不到政府的手裡。這張合影是從照相館裡找來的，我這樣判斷不會錯。
4月，周總理在政協做報告，號召台灣軍政人員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回到大陸。我們幾個人看到號召台灣軍政人員起義的報導，心中十分愉快，認為台灣解放我們就可以出去了。
我想台灣解放之後，軍統局那些大小特務都要回到大陸，我見著他們可以幫助他們，做一個帶路人。當然也有一些頑固的，比如那些叛徒，張國燾、謝利功、廖化平，他們怎麼辦呢？是流落國外？是回到大陸？還是投海自殺？我想這回解放台灣是不成問題的，如果台灣方面沒有派人與人民政府接頭，不會驟然發出這麼一個號召，共產黨不打無把握之仗。我想這回我不是15年的問題了，是出去幹什麼的問題了。想著想著，想入非非。如果不是叫我開飯，我都忘了身在看守所。
沒有事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就談解放台灣的問題，都做了一些錯誤的估計。比如說台灣解放後，我們可以自由回家或政府給我們安排工作，甚至工作地位還不會低。明知這樣估計不實際，但也沒人反駁，何必叫大家掃興呢。
每天我看不少書，寫不少筆記，不間斷寫日記，認為馬上就要出去，肚子裡沒有東西怎麼辦？毛主席關於農業發展的文件，一讀再讀，擇重要的句子都能背誦下來。
過了“五一”，韓科長叫我們在這個小院種花，美化環境。我對崔所長說：“少種花多種菜，花又不能吃。”
崔所長買了不少菜子，也買了一些花籽。這個小院子有一畝多地。別的犯人都關在號里不能出來，只有我們9個人每天專心在院中活動。我們先翻地，只有李樹桂說他在解放團幹過，其餘的人誰也不會幹。我用鐵鍬還外行。9個人雖然累得腰酸腿疼，地翻得依然很淺。崔所長一看笑了。地翻完種上小白菜、芹菜、黃瓜、辣椒。院子空地種了80%。韓科長一看，責怪起來：“哎呀，你們經濟觀點太嚴重了。多種點花院子好看，調節空氣。夏天有菜吃。再挑空地方種花吧，別再種菜了。”
5月23日下午，韓科長召集我們九個人到大客廳，告訴我們明天要送我們到瀋陽。依舊囑咐我們不要有什麼顧慮，並特別指出：“在火車上要隨便一些，不要拘束，帶著撲克，在車上玩一玩。”我理解韓科長的意思，在火車上別叫人看出來是犯人，可以說笑，大大方方。如果在火車上一坐，九個人一動也不動，像木頭人似的，別的乘客會以為這些人是聾啞院來的。韓科長想得很周到。
回到屋子，李樹桂說：“如果到瀋陽，可能每月還給零用錢，在解放團時，每月發五元錢。我看到瀋陽如果入解放團，也能發零用錢。”
我說：“每月這樣的伙食，有三元錢零用，夠買煙就行了。”
大家議論紛紛，猜測判斷，我結論說：“反正越來越好，絕不會越來越壞。”
這個結論，大家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