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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我們的物理學的領域，以邏輯的內在確定性發展出來的那些基本概念究竟是為何而存在？極性化的光射線，飄忽不定的離子，飛馳和碰撞的氣流，磁場，電流和電波：它們不就是浮士德式的幻象嗎？——跟羅馬風格的裝飾、哥特建築的垂直上升、北歐海盜向未知海域的航行、哥倫布和哥白尼的渴望何其相似。這個形式和圖象的世界不就是跟同時代的透視法的油畫藝術、器樂藝術完全和諧一致地成長起來的嗎？簡言之，它們不就是我們的熱情的方向感、我們的第三向度的激情，在想像的自然圖象以及心靈意象中所獲得的象徵性的表現嗎？
二
由此可知，一切有關自然的“認識”，甚至最精確的認識，都是基於一種宗教信仰。物理學家給自己設定作為目標形式——即認為自己的任務（也是所有這種想像機器的目標）就是還原自然——的純力學，是以一個教義，亦即哥特時代的宗教的世界圖象為前提的。因為西方才智所特有的物理學，是從這一世界圖象中發展出來的。但凡科學，沒有不存在這種無意識的前提的，這前提研究者無法控制的，它甚至可以追溯到醒覺文化的最初時期。但凡自然科學，沒有不存在一種先行的宗教的。在這一點上，天主教的世界觀與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之間沒有任何區別——二者是以不同的語言說同樣的事。甚至無神論者的科學也有它的宗教；近代力學完全就是沉思性的信仰的復現。
當愛奧尼亞風格在泰勒斯那裡或巴羅克風格在培根那裡達到其頂峰的時候，當人類已經發展到其都市階段的時候，他的自信使他開始關注與鄉村的更原始的宗教相反的批判科學，將其視作是看待事物的一種優先態度，並強調他進行思考時的唯一焦點就是真知，就是要去經驗地和心理地解釋宗教本身——換句話說，就是要以其他的東西去“征服”它。現在，高級文化的歷史表明，“科學”是一種暫時的景觀（transitory spectacle），僅僅屬於那種文化的生命歷程的秋季和冬季，並且在古典思想、印度思想、中國思想、阿拉伯思想的情形中，要完全耗盡它們的可能性，需要幾個世紀的時間。古典科學在坎尼戰役和亞克興戰役之間的時期里消失了，讓位於“第二信仰”的世界觀。由此可以預見到我們的西方科學思想抵達其演進極限的日期。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派此一理智的形式世界優越於其他的形式世界。每種批判的科學，跟每種神話和每種宗教信仰一樣，皆取決於一種內在的確信。不論這確信的種類，無論在結構上還是在名稱上，如何的繁多，其在基本原則上皆沒有區別。因此，任何借自然科學之名對宗教的指責，都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行為。我們太過自以為是，總以為自己能建立永久的“真理”以取代那些“人神同形的”概念，其實，所有的概念，都是“人神同形的”，因為這有這種概念才是真正存在的。每一確實可能的觀念，其實都是其作者的存在的反映。所謂“人是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上帝”的說法——這對每一歷史的宗教都是有效的——對每一物理理論也同樣有效，不論其想當然的事實基礎如何的穩固。古典科學家認為光存在於從光源傳播到觀者的肉眼中的有形粒子中。對於阿拉伯思想而言，甚至在以得撒（Edessa）、累西那（Resaïna）、龐巴迪西亞（Pombaditha）的猶太-波斯人的學園的階段（對于波菲利來說也是這樣），事物的色彩與形式的呈現根本不需要某個媒介的干預，而是以一種魔幻的、“精神的”方式被帶到視力（seeing-power）面前，並且認為這視力是實體性的，就居存於眼球中。這便是伊本·海丹（Ibn-al-Haitan）、阿維森納（Avicenna）及“忠誠兄弟會”（Brothers of Sincerity）所傳授的教義。此種光作為一種力、一種推動力的觀念，甚至自1300年左右就在巴黎奧卡姆主義者——以薩克森的阿爾伯特（Albert of Saxony）、布里丹（Buridan）和坐標幾何的發現者奧里斯梅為中心——當中廣為流行。每種文化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過程意象，那意象只對那文化本身是真確的，只有當那一文化本身是鮮活的且能實現自身的可能性的時候，那意象才是鮮活的。當一種文化走到了它的終點的時候，當那些創造性的要素——想像力、象徵主義——消亡的時候，剩下的就只是“空洞的”公式，是死體系的骨架，另一文化的人就只能在字面上來讀解它，就會覺得它毫無意義或價值，或是機械地把它保存起來，再不就乾脆蔑視和忘記它。數字、公式、定律並不能意味什麼，它們只是空無。它們必須有一個形體，只有活生生的人類——為了內在地創造它們，這人類把他的生命投射到它們之中，且通過它們來投射自身，通過它們來表現自身——能賦予它們一定的意義。因而，根本沒有絕對的物理科學，而只有各別的物理科學，它們在各別文化內部產生、繁榮和消亡。
古典人的“自然”的最高藝術表徵在於裸體雕像，從那裡邏輯地生長出了一種身體的靜力學，一種指向切近的物理學。阿拉伯文化擁有阿拉伯風格的圖案和清真寺的洞穴穹隆，從這種世界感中，產生出了鍊金術及其神秘有效的實體觀念，諸如“哲學水銀”（philosophical mercury）之類，這既不是一種物質，也不一種屬性，而是某種經過金屬的生命變形可以把一種金屬轉變成另一種金屬的東西。至於浮士德式的人的自然觀念所引發的後果，則是一種廣度無限的動力學，一種指向遠處的物理學。因此，屬於古典文化的，是物質和形式的概念，屬於阿拉伯文化的，是具有可見或神秘屬性的實體觀念（與斯賓諾莎的觀念十分接近），而屬於浮士德文化的，則是力和質量的觀念。阿波羅式的理論是一種寧靜的冥思，麻葛式的理論則是作為恩寵手段的靜默的鍊金術知識（甚至在這裡也可以覺察到力學的宗教源泉），而浮士德式的理論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運作的假設。希臘人問：什麼是可見的存在的本質？我們問：支配生成的不可見的動因有何樣的可能性？對希臘人而言，是心滿意足地專注於可見物；對我們來說，則是滿足於操控性地對自然和按部就班的實驗進行提問。
二
由此可知，一切有關自然的“認識”，甚至最精確的認識，都是基於一種宗教信仰。物理學家給自己設定作為目標形式——即認為自己的任務（也是所有這種想像機器的目標）就是還原自然——的純力學，是以一個教義，亦即哥特時代的宗教的世界圖象為前提的。因為西方才智所特有的物理學，是從這一世界圖象中發展出來的。但凡科學，沒有不存在這種無意識的前提的，這前提研究者無法控制的，它甚至可以追溯到醒覺文化的最初時期。但凡自然科學，沒有不存在一種先行的宗教的。在這一點上，天主教的世界觀與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之間沒有任何區別——二者是以不同的語言說同樣的事。甚至無神論者的科學也有它的宗教；近代力學完全就是沉思性的信仰的復現。
當愛奧尼亞風格在泰勒斯那裡或巴羅克風格在培根那裡達到其頂峰的時候，當人類已經發展到其都市階段的時候，他的自信使他開始關注與鄉村的更原始的宗教相反的批判科學，將其視作是看待事物的一種優先態度，並強調他進行思考時的唯一焦點就是真知，就是要去經驗地和心理地解釋宗教本身——換句話說，就是要以其他的東西去“征服”它。現在，高級文化的歷史表明，“科學”是一種暫時的景觀（transitory spectacle），僅僅屬於那種文化的生命歷程的秋季和冬季，並且在古典思想、印度思想、中國思想、阿拉伯思想的情形中，要完全耗盡它們的可能性，需要幾個世紀的時間。古典科學在坎尼戰役和亞克興戰役之間的時期里消失了，讓位於“第二信仰”的世界觀。由此可以預見到我們的西方科學思想抵達其演進極限的日期。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派此一理智的形式世界優越於其他的形式世界。每種批判的科學，跟每種神話和每種宗教信仰一樣，皆取決於一種內在的確信。不論這確信的種類，無論在結構上還是在名稱上，如何的繁多，其在基本原則上皆沒有區別。因此，任何借自然科學之名對宗教的指責，都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行為。我們太過自以為是，總以為自己能建立永久的“真理”以取代那些“人神同形的”概念，其實，所有的概念，都是“人神同形的”，因為這有這種概念才是真正存在的。每一確實可能的觀念，其實都是其作者的存在的反映。所謂“人是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上帝”的說法——這對每一歷史的宗教都是有效的——對每一物理理論也同樣有效，不論其想當然的事實基礎如何的穩固。古典科學家認為光存在於從光源傳播到觀者的肉眼中的有形粒子中。對於阿拉伯思想而言，甚至在以得撒（Edessa）、累西那（Resaïna）、龐巴迪西亞（Pombaditha）的猶太-波斯人的學園的階段（對于波菲利來說也是這樣），事物的色彩與形式的呈現根本不需要某個媒介的干預，而是以一種魔幻的、“精神的”方式被帶到視力（seeing-power）面前，並且認為這視力是實體性的，就居存於眼球中。這便是伊本·海丹（Ibn-al-Haitan）、阿維森納（Avicenna）及“忠誠兄弟會”（Brothers of Sincerity）所傳授的教義。此種光作為一種力、一種推動力的觀念，甚至自1300年左右就在巴黎奧卡姆主義者——以薩克森的阿爾伯特（Albert of Saxony）、布里丹（Buridan）和坐標幾何的發現者奧里斯梅為中心——當中廣為流行。每種文化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過程意象，那意象只對那文化本身是真確的，只有當那一文化本身是鮮活的且能實現自身的可能性的時候，那意象才是鮮活的。當一種文化走到了它的終點的時候，當那些創造性的要素——想像力、象徵主義——消亡的時候，剩下的就只是“空洞的”公式，是死體系的骨架，另一文化的人就只能在字面上來讀解它，就會覺得它毫無意義或價值，或是機械地把它保存起來，再不就乾脆蔑視和忘記它。數字、公式、定律並不能意味什麼，它們只是空無。它們必須有一個形體，只有活生生的人類——為了內在地創造它們，這人類把他的生命投射到它們之中，且通過它們來投射自身，通過它們來表現自身——能賦予它們一定的意義。因而，根本沒有絕對的物理科學，而只有各別的物理科學，它們在各別文化內部產生、繁榮和消亡。
古典人的“自然”的最高藝術表徵在於裸體雕像，從那裡邏輯地生長出了一種身體的靜力學，一種指向切近的物理學。阿拉伯文化擁有阿拉伯風格的圖案和清真寺的洞穴穹隆，從這種世界感中，產生出了鍊金術及其神秘有效的實體觀念，諸如“哲學水銀”（philosophical mercury）之類，這既不是一種物質，也不一種屬性，而是某種經過金屬的生命變形可以把一種金屬轉變成另一種金屬的東西。至於浮士德式的人的自然觀念所引發的後果，則是一種廣度無限的動力學，一種指向遠處的物理學。因此，屬於古典文化的，是物質和形式的概念，屬於阿拉伯文化的，是具有可見或神秘屬性的實體觀念（與斯賓諾莎的觀念十分接近），而屬於浮士德文化的，則是力和質量的觀念。阿波羅式的理論是一種寧靜的冥思，麻葛式的理論則是作為恩寵手段的靜默的鍊金術知識（甚至在這裡也可以覺察到力學的宗教源泉），而浮士德式的理論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運作的假設。希臘人問：什麼是可見的存在的本質？我們問：支配生成的不可見的動因有何樣的可能性？對希臘人而言，是心滿意足地專注於可見物；對我們來說，則是滿足於操控性地對自然和按部就班的實驗進行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