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頁
君主一生事業的成敗既為歷史循環的後果，李蟄對於歷代君主的評論，也只是著重在他們適應時代的識見和氣魄。對於"天下之重"的責任，李蟄則認為應該由宰輔大臣來承擔。他所期望於大臣的，是他們的執政的功績而不是道德的言辭。一個奇才卓識的人，在為公眾的福利作出貢獻的過程中，決不能過於愛惜聲名，因而瞻前顧後，拘束了自己的行動。他可以忍辱負重，也可以不擇手段以取得事業上的成功。這種舍小節而顧大局的做法被視為正當，其前提是以公眾的利益為歸依，而在倫理上的解釋則是公眾道德不同於私人道德，目的純正則不妨手段不純。李蟄在這些方面的看法，和歐洲哲學家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極其相似。
李蟄重視歷史上對財政經濟問題有創造性的執政者。他推崇戰國的李俚、漢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楊炎，但是對宋代的王安石卻缺乏好感。這當然並非因為王安石在道德上遭到非議，而是因為他的才力不逮他的宏願，"不知富強之術而必欲富強"。與上述的論點相聯繫，李蟄更為大膽的結論是一個貪官可以為害至小，一個清官卻可以危害至大。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過於拘泥於傳統的道德，只是"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樑者"。對於俞大歐和戚繼光，李蟄極為傾倒，讚揚說："此二老者，固嘉、隆間赫赫著聞，而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在同時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張居正，稱之為"宰相之傑"，"膽如天六"。張居正死後遭到清算，李蟄感到憤憤不平，寫信給周思敬責備他不能主持公道，仗義執言，但求保全聲名而有負於張居正對他的知遇。
李蟄和耿定向的衝突，許多當代的哲學史家把原因歸之於他們經濟地位的不同。李蟄屬於地主階級的下層，所以他對傳統有反抗的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於保守。
這種論點缺乏事實的根據。耿家在黃安確實是有聲望的家族，但是李蟄的後半生，卻一直依附於這樣的家族而得以維持相當優裕的生活。他與耿定向決裂以後，隨即投奔麻城周家，依靠周思敏和周思久。這周家作為地主望族，較之耿家毫無遜色，何況兩家又是姻家世好。另外還有梅家，其社會地位也與耿、周二家相評。當年麻城（黃安初屬麻城，1563年始分治）土人進學中舉，幾乎為這三家包辦。在麻城的時候，李蟄還和梅國恢過從甚密，梅國恢後來為《焚書》寫作了序言。在晚年，李蟄又和清運總督劉東星有極深的交往。劉東星為沁水人，不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把女兒嫁給山西陽城的大族王家，成了戶部尚書王國光的姻親。在盛名之下，甚至連親藩沈正也對李摯感覺興趣，邀請他去作客。李蟄託言嚴冬不便就道，辭謝未赴。他的最後一位居停為馬經綸。此人官居御史，家住通州，發財富有。他特意為李整修造了一所"假年別館"，並且撥出果園菜圃和另一塊土地，僱人耕種，以收入作為其客居的供應之資。在李蟄的朋輩之中，惟有焦坡家道清貧，但卻無妨於這一家在上層社會中的地位。總之，李蟄所交往的人都屬於社會的上層，而且是這個階層中的優秀分子。
李蟄本人的著作以及有關他的傳記資料，從來沒有表示出他有參加任何群眾運動的痕跡或者企圖。他對於工業農業的技術改進和商業的經營管理都毫無興趣。他的所謂"吃飯穿衣即是人倫物理"，不過是要求高級的官僚以其實際的政績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談虛偽的道德，崇尚煩瑣的禮儀。但這並不表示李蟄自己有意於實踐，而只能表示他是一個提倡實踐的理論家。至於他對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後人誤解。他不承認女性的天賦低劣，在他看來，歷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還要能幹，比如他就屢次稱頌武則天為"好後"。但是讚揚有成就的女性，並不等於提倡男女平權，宣傳婦女解放。一個明顯的證據是李蟄對寡婦的守節，其褒揚仍然不遺餘力。
十分顯然，李蟄沒有創造出一種自成體系的理論，他的片段式的言論，也常有前後矛盾的地方。讀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對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這種前後不一併不能算做李蟄最大的缺點。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闊斧的姿態立論的時候，也不是不能見到自相矛盾的地方。盧梭倡導的個人自由，在他的鋪張解說之下，反而成了帶有強迫性的為公眾服務的精神。李蟄的這種矛盾，在古今中外並非罕見。
如果把李蟄的優越感和矯飾剔除不計，那麼，他的思想面貌還不是難於認識的。他攻擊虛偽的倫理道德，也拒絕以傳統的歷史觀作為自己的歷史觀，但是在更廣泛的範圍內，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芝佛院內供有孔子像，他途經山東，也到曲阜拜謁孔廟。在李蟄看來，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無"彼此相通，他攻擊虛偽的道德，但同樣不是背棄道德。
在一種社會形態之中，道德的標準可以歷久不變，但把這些標準在生活中付諸實踐，則需要與不同的時代、環境相適應而有所通變。李蟄和他同時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難，則是當時政府的施政方針和個人的行動完全憑藉道德的指導，而它的標準又過於僵化，過於保守，過於簡單，過於膚淺，和社會的實際發展不能適應。本朝開國二百年，始終以"四書"所確定的道德規範作為法律裁判的根據，淹沒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倫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間建立一個"合法"的緩衝地帶。因為誰有這種緩衝地帶才能為整個社會帶來開放的機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適合時代的需要，個人獨創精神也得以發揮。
李蟄重視歷史上對財政經濟問題有創造性的執政者。他推崇戰國的李俚、漢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楊炎，但是對宋代的王安石卻缺乏好感。這當然並非因為王安石在道德上遭到非議，而是因為他的才力不逮他的宏願，"不知富強之術而必欲富強"。與上述的論點相聯繫，李蟄更為大膽的結論是一個貪官可以為害至小，一個清官卻可以危害至大。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過於拘泥於傳統的道德，只是"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樑者"。對於俞大歐和戚繼光，李蟄極為傾倒，讚揚說："此二老者，固嘉、隆間赫赫著聞，而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在同時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張居正，稱之為"宰相之傑"，"膽如天六"。張居正死後遭到清算，李蟄感到憤憤不平，寫信給周思敬責備他不能主持公道，仗義執言，但求保全聲名而有負於張居正對他的知遇。
李蟄和耿定向的衝突，許多當代的哲學史家把原因歸之於他們經濟地位的不同。李蟄屬於地主階級的下層，所以他對傳統有反抗的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於保守。
這種論點缺乏事實的根據。耿家在黃安確實是有聲望的家族，但是李蟄的後半生，卻一直依附於這樣的家族而得以維持相當優裕的生活。他與耿定向決裂以後，隨即投奔麻城周家，依靠周思敏和周思久。這周家作為地主望族，較之耿家毫無遜色，何況兩家又是姻家世好。另外還有梅家，其社會地位也與耿、周二家相評。當年麻城（黃安初屬麻城，1563年始分治）土人進學中舉，幾乎為這三家包辦。在麻城的時候，李蟄還和梅國恢過從甚密，梅國恢後來為《焚書》寫作了序言。在晚年，李蟄又和清運總督劉東星有極深的交往。劉東星為沁水人，不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把女兒嫁給山西陽城的大族王家，成了戶部尚書王國光的姻親。在盛名之下，甚至連親藩沈正也對李摯感覺興趣，邀請他去作客。李蟄託言嚴冬不便就道，辭謝未赴。他的最後一位居停為馬經綸。此人官居御史，家住通州，發財富有。他特意為李整修造了一所"假年別館"，並且撥出果園菜圃和另一塊土地，僱人耕種，以收入作為其客居的供應之資。在李蟄的朋輩之中，惟有焦坡家道清貧，但卻無妨於這一家在上層社會中的地位。總之，李蟄所交往的人都屬於社會的上層，而且是這個階層中的優秀分子。
李蟄本人的著作以及有關他的傳記資料，從來沒有表示出他有參加任何群眾運動的痕跡或者企圖。他對於工業農業的技術改進和商業的經營管理都毫無興趣。他的所謂"吃飯穿衣即是人倫物理"，不過是要求高級的官僚以其實際的政績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談虛偽的道德，崇尚煩瑣的禮儀。但這並不表示李蟄自己有意於實踐，而只能表示他是一個提倡實踐的理論家。至於他對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後人誤解。他不承認女性的天賦低劣，在他看來，歷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還要能幹，比如他就屢次稱頌武則天為"好後"。但是讚揚有成就的女性，並不等於提倡男女平權，宣傳婦女解放。一個明顯的證據是李蟄對寡婦的守節，其褒揚仍然不遺餘力。
十分顯然，李蟄沒有創造出一種自成體系的理論，他的片段式的言論，也常有前後矛盾的地方。讀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對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這種前後不一併不能算做李蟄最大的缺點。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闊斧的姿態立論的時候，也不是不能見到自相矛盾的地方。盧梭倡導的個人自由，在他的鋪張解說之下，反而成了帶有強迫性的為公眾服務的精神。李蟄的這種矛盾，在古今中外並非罕見。
如果把李蟄的優越感和矯飾剔除不計，那麼，他的思想面貌還不是難於認識的。他攻擊虛偽的倫理道德，也拒絕以傳統的歷史觀作為自己的歷史觀，但是在更廣泛的範圍內，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芝佛院內供有孔子像，他途經山東，也到曲阜拜謁孔廟。在李蟄看來，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無"彼此相通，他攻擊虛偽的道德，但同樣不是背棄道德。
在一種社會形態之中，道德的標準可以歷久不變，但把這些標準在生活中付諸實踐，則需要與不同的時代、環境相適應而有所通變。李蟄和他同時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難，則是當時政府的施政方針和個人的行動完全憑藉道德的指導，而它的標準又過於僵化，過於保守，過於簡單，過於膚淺，和社會的實際發展不能適應。本朝開國二百年，始終以"四書"所確定的道德規範作為法律裁判的根據，淹沒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倫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間建立一個"合法"的緩衝地帶。因為誰有這種緩衝地帶才能為整個社會帶來開放的機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適合時代的需要，個人獨創精神也得以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