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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知識分子放棄了正統的儒家觀念，則王朝的安全會立即受到威脅。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級官員，在經濟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這個社會的真正主人。而正統的儒家觀念又是維繫他們的紐帶，除此而外，再無別的因素足以使他們相聚一堂，和衷共濟。所以李蟄在晚年被捕入獄，雖然也被指控為行為不檢，但審判官在審訊的時候對此並不斤斤計築所注意的乃是他"惑世誣民"的著作。李蟄本人也早就預感到了這一點。他把他的一部著作題為《焚書人》意思是早晚必將付之一炬；另一部著作題為《藏書人》意思是有干時議，必須藏之名山，等待適當的時機再行傳播。
李蟄與耿定向決裂以後，隨即公布了他寫給耿定向的函件，指斥他的虛偽。耿定向以眼還眼，如法炮製，也把他寫給另一位朋友的信廣為抄傳，信上說："昔顏山農（顏鈞）於講學會中忽起就地打滾，曰："試看我良知！"士友至今傳為笑柄。"在這一似乎是漫不經意的開場之後，他跟著就指出，李蟄的種種古怪行為，無非是就地打滾之意，目的在於不受拘檢，參會禪機。但是耿定向又不無惡意地提到，李蟄曾經強迫他的幼弟押妓，還提到李蟄有一次率領僧眾，跑到一個寡婦的臥室里化緣。在耿定向看來，這些放蕩的行為，也是李蟄以良知為主宰，尋求頓悟的方法，與顏山農的就地打滾無異。
李蟄在1587年對這種攻擊作出答辯。除了關於寡婦的事件以外，他對自己的不拘形跡毫不掩飾。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就地打滾"的評論。他說，他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一故事，如果真有這件事，只能證明顏山農確實參透了"良知真趣"。他又說："世間打滾人何限？日夜無休時。大庭廣眾之中，漁事權貴人以保一日之榮；暗室屋漏之內，為奴顏婢膝事以幸一時之寵。無人不滾，無時不然，無一刻不打滾。"當一個人真能領悟到打滾的真趣，則另有境界，此即"當打滾時，內不見已，外不見人，無美於中，無丑於外，不背而身不獲，行庭而人不見，內外兩忘，身心如一。難矣，難矣！"他認為耿定向的恥笑無損於顏山農，"即千笑萬笑、百年笑千年笑，山農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為庸眾說也，原不為不可語上者說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說而止也"。
以上一段公案，可以看作當時心學派反對理學派的一個事例。李蟄與耿定向的個性不同，但是他們之間互相嘲諷侮弄，已經超出了個性的衝突。其中的微妙之處，乃是耿定向並不屬於正統的理學派，而是和李蟄同屬心學派中的泰州學派。僅僅在攻擊李蟄"未信先抗'這個問題上，他的立場近似於理學派。
心學的發展在明代進入高潮。由於王陽明的創造發揮，這種思想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王陽明原來也屬於朱熹的信徒，據他自己說，他曾經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物，坐在竹子之前冥思苦想。但是格來格去，始終沒有格出一個所以然，自己反而為此病倒。這個故事反映了他相信物質之理和道德之理相通，但是他沒有接受理學的類比方法。既然此路不通，他就另闢蹊徑，最後終於悟出一個道理，即宇宙間各種事物的"有"，完全出於個人心理上的反映，比如花開花落，如果不被人所看見，花就與心"同歸於寂"。所謂天理，就是先天存在於各人心中的、最高尚的原則。忠孝是天理，也是心中自然而然產生的觀念。
王陽明受過佛家思想的影響，他的宇宙觀也屬於一無論。他的所謂"良知"，是自然賦予每一個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於我們常說的良心。但是良知並不能詳盡知悉各種事物的形態功用，具有這種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於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對意念作出是非善惡的評判。他的思想系統中還有一個主要方面，就是對因果關係的重視。在他看來，一件白的物體的白色乃是因，在觀察者的心中產生了白色的感覺才是果。這種對因果關係的理解推導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說。他認為，知識是一種決斷，必定引起一種行動。一個人見到美色就發生愛慕，聞到臭味就發生厭惡，見和聞是"知"，愛慕和厭惡則為行，前者立即產生後者。所以，在王陽明看來，"致良知"是很簡單的，人可以立時而且自然地"致良知"，但是不斷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難。這和孔子關於"仁"的學說頗為相似：凡人立志於七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時都不違背仁，即在聖賢也不易做到。
王陽明並沒有為真理而真理的傾向。和朱熹一樣，他的目的也在於利用他的思想系統，去證實他從小接受的儒家教條，以求經世致用。他的方法較之朱熹更為直接，然而這裡也埋伏著危險。如果一個人把王陽明的學說看成一種單純的方法，施用於孔孟教條之前，就很可能發生耿定向所說的"朱信先橫"，以為自己的靈感可以為真理的主宰。其後果，則可以由於各人的個性和背景而趨向於泛神主義、浪漫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這也就是王學的危險之所在。它存在著鼓勵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導行動，而不顧習慣的道德標準這一趨向。1587年，李蟄就走到了這條道路的交叉點。
李蟄與耿定向決裂以後，隨即公布了他寫給耿定向的函件，指斥他的虛偽。耿定向以眼還眼，如法炮製，也把他寫給另一位朋友的信廣為抄傳，信上說："昔顏山農（顏鈞）於講學會中忽起就地打滾，曰："試看我良知！"士友至今傳為笑柄。"在這一似乎是漫不經意的開場之後，他跟著就指出，李蟄的種種古怪行為，無非是就地打滾之意，目的在於不受拘檢，參會禪機。但是耿定向又不無惡意地提到，李蟄曾經強迫他的幼弟押妓，還提到李蟄有一次率領僧眾，跑到一個寡婦的臥室里化緣。在耿定向看來，這些放蕩的行為，也是李蟄以良知為主宰，尋求頓悟的方法，與顏山農的就地打滾無異。
李蟄在1587年對這種攻擊作出答辯。除了關於寡婦的事件以外，他對自己的不拘形跡毫不掩飾。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就地打滾"的評論。他說，他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一故事，如果真有這件事，只能證明顏山農確實參透了"良知真趣"。他又說："世間打滾人何限？日夜無休時。大庭廣眾之中，漁事權貴人以保一日之榮；暗室屋漏之內，為奴顏婢膝事以幸一時之寵。無人不滾，無時不然，無一刻不打滾。"當一個人真能領悟到打滾的真趣，則另有境界，此即"當打滾時，內不見已，外不見人，無美於中，無丑於外，不背而身不獲，行庭而人不見，內外兩忘，身心如一。難矣，難矣！"他認為耿定向的恥笑無損於顏山農，"即千笑萬笑、百年笑千年笑，山農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為庸眾說也，原不為不可語上者說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說而止也"。
以上一段公案，可以看作當時心學派反對理學派的一個事例。李蟄與耿定向的個性不同，但是他們之間互相嘲諷侮弄，已經超出了個性的衝突。其中的微妙之處，乃是耿定向並不屬於正統的理學派，而是和李蟄同屬心學派中的泰州學派。僅僅在攻擊李蟄"未信先抗'這個問題上，他的立場近似於理學派。
心學的發展在明代進入高潮。由於王陽明的創造發揮，這種思想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王陽明原來也屬於朱熹的信徒，據他自己說，他曾經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物，坐在竹子之前冥思苦想。但是格來格去，始終沒有格出一個所以然，自己反而為此病倒。這個故事反映了他相信物質之理和道德之理相通，但是他沒有接受理學的類比方法。既然此路不通，他就另闢蹊徑，最後終於悟出一個道理，即宇宙間各種事物的"有"，完全出於個人心理上的反映，比如花開花落，如果不被人所看見，花就與心"同歸於寂"。所謂天理，就是先天存在於各人心中的、最高尚的原則。忠孝是天理，也是心中自然而然產生的觀念。
王陽明受過佛家思想的影響，他的宇宙觀也屬於一無論。他的所謂"良知"，是自然賦予每一個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於我們常說的良心。但是良知並不能詳盡知悉各種事物的形態功用，具有這種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於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對意念作出是非善惡的評判。他的思想系統中還有一個主要方面，就是對因果關係的重視。在他看來，一件白的物體的白色乃是因，在觀察者的心中產生了白色的感覺才是果。這種對因果關係的理解推導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說。他認為，知識是一種決斷，必定引起一種行動。一個人見到美色就發生愛慕，聞到臭味就發生厭惡，見和聞是"知"，愛慕和厭惡則為行，前者立即產生後者。所以，在王陽明看來，"致良知"是很簡單的，人可以立時而且自然地"致良知"，但是不斷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難。這和孔子關於"仁"的學說頗為相似：凡人立志於七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時都不違背仁，即在聖賢也不易做到。
王陽明並沒有為真理而真理的傾向。和朱熹一樣，他的目的也在於利用他的思想系統，去證實他從小接受的儒家教條，以求經世致用。他的方法較之朱熹更為直接，然而這裡也埋伏著危險。如果一個人把王陽明的學說看成一種單純的方法，施用於孔孟教條之前，就很可能發生耿定向所說的"朱信先橫"，以為自己的靈感可以為真理的主宰。其後果，則可以由於各人的個性和背景而趨向於泛神主義、浪漫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這也就是王學的危險之所在。它存在著鼓勵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導行動，而不顧習慣的道德標準這一趨向。1587年，李蟄就走到了這條道路的交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