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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驚訝的，莫過於當時繪畫中描繪的正在工作的中世紀的知識分子和人文主義者之間反差。一幅畫中是個正在講課的教授，被學生們圍繞著，被許多長凳簇擁著，長凳上擠滿了聽眾。另一幅畫是個孤獨的學者，在他安靜的工作室里，在這間寬敞的、陳設富麗的屋子裡他有許多地方，他的思想就在其中自由翱翔。
這一邊有學校的喧譁，大廳的塵土，以及面對共同工作的環境的漠不關心，然而——
那一邊的一切都是美與享受
和諧，平靜和充裕。
《中世紀的知識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張弘譯
新版後記
一本歷史著作，在首次問世27年以後，未作改動又重新出版，這可能顯得自視過高。但我認為，本書所述的關於中世紀學校與大學世界的見解，在根本要點上絲毫沒有過時。相反，在我看來，這部著作的中心觀點，從1957年以來，一直不斷地在得到證實與充實。
這首先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概念上，它的意義在於，把注意力從機構轉向人，從理念轉向社會結構、實踐方式和思想品質，並把中世紀大學的這一現象置於一個歷時長久的聯繫之中。自從這本書出版以來的關於“這個知識分子”或“這些知識分子”的研究的浪潮，不僅僅是、也不能說僅僅是一種時髦。如果人們選擇一種嚴肅的比較方法，不把注重類型與結構的協調一致的社會學要求和歷史學研究割裂開來，並強調環境、變化、轉折、斷裂、差異和與一個時期內整個社會的交融，那麼使用“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就是合理的和有益的。1957年，我放棄了對我以前借自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歷史學、社會學和語源學的這個概念作一理論的附帶解說，今天在這裡我也不想涉及這個問題。
但事非偶然，最近幾年裡關於過去時代“知識分子”的大部分最有趣味的研究，出現在葛蘭西的義大利。阿爾貝托·亞索·羅薩作了有關的概要綜述；在熱那亞的一個研討會上，“知識分子”的概念被引申到古典時代；在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中，喬萬尼·塔巴科在社會的機構和統治地位的共同作用中確定了“中世紀知識分子”的位置；論文發表在埃諾第出版社的一冊旨在探討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係的義大利歷史著作里，出版者是印行葛蘭西著作的那一位。
再回到“我的知識分子”上來。我感到非常愉快，喬萬尼·桑蒂尼在一項對12世紀末繼波倫亞大學而建立的義大利第二所大學摩德納大學的誕生所作的出色研究中，他對我1957年出版的書作了比我更好的闡發：“‘知識分子’作為新的社會學類型產生，以城市勞動分工為先決條件，正像大學設施的出現以公共文化空間為前提一樣，這一新的‘知識大教堂’在這個空間中才能湧現出來，走向繁榮，並自由地深入進行研究。”
勞動分工，城市，新的機構，一個為整個基督教世界普遍共有、不再像中世紀盛期表現為地理和政治分裂的文化空間，這些就是12世紀與13世紀之交，西方基督教世界新的精神景觀的根本持征。
典型的中世紀知識分子原型中決定性的因素實際上是他們同城市的聯繫。學校的發展是10至13世紀城市革命的一部分。在造就未來修士的修道院學校，和原則上造就一切人，包括繼續是世俗教徒的大學生的開放的城市學校之間，有一條深深的鴻溝。但我本應更突出地強調城市學校與大學對修道院世界的吸引力。儘管由聖弗朗切斯各親自挑起，在弗朗切斯各修會修士中間發生了關於貧困與知識的爭論，托缽修會仍很快就躋身於城市的學界。不過更有意義的是，一些修會教團（普萊蒙斯特萊教團，西妥教團），通過在13世紀就已相繼在大學城裡為本教團的見習修士建立的學會，轉而信仰了大學的學說。
新的知識分子是市民和專業人員。就像那些商人，那些“出售時間的人”，他們作為“出售文字的人”，必須克服知識屬於不供出售的上帝的贈品的傳統陳腐觀念。繼美國中世紀專家蓋恩斯·波斯特之後，我也強調了大學全體教員和大學生在職業與社團方面的特點。除了普厄爾·基勃勒的重要著作外，還有一系列的研究，都對大學職業物質的、技術的和法律的條件作了更確切的界定。
我本來還應該在這種聯繫中，對作為上層精英招募方法的大學教學大綱的革命性特點，強調得更充分些。西方國家過去只知道三條通向權力的道路。一是出身，這是最重要的；二是財富，直到13世紀，除了在古代羅馬，它仍然還是很次要的；三是選舉，它微不足道的意義局限在古代希臘村社的公民中間。原則上基督教教會向所有的人都開放通向教會榮譽的道路。事實上，教區、修道院的官員，教會的顯要職位，如不是由貴族本人，大多數也由貴族階層的成員來擔任。雖然青年貴族，以及不久還有市民階層的孩子們，構成了大學生和教師的絕大部分，但大學制度也使得許多農民的兒子有可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因而致力於對“貧窮”的大學生進行研究，是意義深遠的。在由米歇爾·摩拉和他的學生們已取得重大進展的貧困類型學研究中，大學中的貧困，表現為一種特殊的情況。對貧困的實際和環境的分析，超出了傳聞軼事性質的範圍，讓·帕奎的研究工作已就此向我們作了說明。我原來首先應更好地指明，這一社會地位的上升，是靠一個對西方國家嶄新的和革命性的方式而實現的，那就是考試。西方國家於是——以一種謙恭的方式——同一種制度發生聯繫，依照我的朋友瓦丁·艾里舍夫的意見，應當從比較的觀點加以研究，這就是同中國的科舉制度的比較。
這一邊有學校的喧譁，大廳的塵土，以及面對共同工作的環境的漠不關心，然而——
那一邊的一切都是美與享受
和諧，平靜和充裕。
《中世紀的知識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張弘譯
新版後記
一本歷史著作，在首次問世27年以後，未作改動又重新出版，這可能顯得自視過高。但我認為，本書所述的關於中世紀學校與大學世界的見解，在根本要點上絲毫沒有過時。相反，在我看來，這部著作的中心觀點，從1957年以來，一直不斷地在得到證實與充實。
這首先表現在“知識分子”的概念上，它的意義在於，把注意力從機構轉向人，從理念轉向社會結構、實踐方式和思想品質，並把中世紀大學的這一現象置於一個歷時長久的聯繫之中。自從這本書出版以來的關於“這個知識分子”或“這些知識分子”的研究的浪潮，不僅僅是、也不能說僅僅是一種時髦。如果人們選擇一種嚴肅的比較方法，不把注重類型與結構的協調一致的社會學要求和歷史學研究割裂開來，並強調環境、變化、轉折、斷裂、差異和與一個時期內整個社會的交融，那麼使用“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就是合理的和有益的。1957年，我放棄了對我以前借自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歷史學、社會學和語源學的這個概念作一理論的附帶解說，今天在這裡我也不想涉及這個問題。
但事非偶然，最近幾年裡關於過去時代“知識分子”的大部分最有趣味的研究，出現在葛蘭西的義大利。阿爾貝托·亞索·羅薩作了有關的概要綜述；在熱那亞的一個研討會上，“知識分子”的概念被引申到古典時代；在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中，喬萬尼·塔巴科在社會的機構和統治地位的共同作用中確定了“中世紀知識分子”的位置；論文發表在埃諾第出版社的一冊旨在探討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係的義大利歷史著作里，出版者是印行葛蘭西著作的那一位。
再回到“我的知識分子”上來。我感到非常愉快，喬萬尼·桑蒂尼在一項對12世紀末繼波倫亞大學而建立的義大利第二所大學摩德納大學的誕生所作的出色研究中，他對我1957年出版的書作了比我更好的闡發：“‘知識分子’作為新的社會學類型產生，以城市勞動分工為先決條件，正像大學設施的出現以公共文化空間為前提一樣，這一新的‘知識大教堂’在這個空間中才能湧現出來，走向繁榮，並自由地深入進行研究。”
勞動分工，城市，新的機構，一個為整個基督教世界普遍共有、不再像中世紀盛期表現為地理和政治分裂的文化空間，這些就是12世紀與13世紀之交，西方基督教世界新的精神景觀的根本持征。
典型的中世紀知識分子原型中決定性的因素實際上是他們同城市的聯繫。學校的發展是10至13世紀城市革命的一部分。在造就未來修士的修道院學校，和原則上造就一切人，包括繼續是世俗教徒的大學生的開放的城市學校之間，有一條深深的鴻溝。但我本應更突出地強調城市學校與大學對修道院世界的吸引力。儘管由聖弗朗切斯各親自挑起，在弗朗切斯各修會修士中間發生了關於貧困與知識的爭論，托缽修會仍很快就躋身於城市的學界。不過更有意義的是，一些修會教團（普萊蒙斯特萊教團，西妥教團），通過在13世紀就已相繼在大學城裡為本教團的見習修士建立的學會，轉而信仰了大學的學說。
新的知識分子是市民和專業人員。就像那些商人，那些“出售時間的人”，他們作為“出售文字的人”，必須克服知識屬於不供出售的上帝的贈品的傳統陳腐觀念。繼美國中世紀專家蓋恩斯·波斯特之後，我也強調了大學全體教員和大學生在職業與社團方面的特點。除了普厄爾·基勃勒的重要著作外，還有一系列的研究，都對大學職業物質的、技術的和法律的條件作了更確切的界定。
我本來還應該在這種聯繫中，對作為上層精英招募方法的大學教學大綱的革命性特點，強調得更充分些。西方國家過去只知道三條通向權力的道路。一是出身，這是最重要的；二是財富，直到13世紀，除了在古代羅馬，它仍然還是很次要的；三是選舉，它微不足道的意義局限在古代希臘村社的公民中間。原則上基督教教會向所有的人都開放通向教會榮譽的道路。事實上，教區、修道院的官員，教會的顯要職位，如不是由貴族本人，大多數也由貴族階層的成員來擔任。雖然青年貴族，以及不久還有市民階層的孩子們，構成了大學生和教師的絕大部分，但大學制度也使得許多農民的兒子有可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因而致力於對“貧窮”的大學生進行研究，是意義深遠的。在由米歇爾·摩拉和他的學生們已取得重大進展的貧困類型學研究中，大學中的貧困，表現為一種特殊的情況。對貧困的實際和環境的分析，超出了傳聞軼事性質的範圍，讓·帕奎的研究工作已就此向我們作了說明。我原來首先應更好地指明，這一社會地位的上升，是靠一個對西方國家嶄新的和革命性的方式而實現的，那就是考試。西方國家於是——以一種謙恭的方式——同一種制度發生聯繫，依照我的朋友瓦丁·艾里舍夫的意見，應當從比較的觀點加以研究，這就是同中國的科舉制度的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