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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5)
但即使陳獨秀被罵成了“取消派”，這位鬥士還是不肯取消戰鬥。民國十八年（1929年）8月5日，亦即他被淘汰出局近一周年的日子裡，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要求接受託派的主張，改變由史達林制定的中共“六大”政治路線。說來令人赧顏：上一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竟是在蘇聯首都召開的，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全被接到莫斯科聽訓。開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二十一位人士中，位於中央的不是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等，也不是會後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工人代表向忠發，而是威嚴無比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史達林同志和他當時的親密戰友、蘇共負責共產國際的布哈林同志。蘇聯人直接上台了。史達林無比莊重地告訴中共：儘管大革命被陳獨秀葬送了，但中國革命正在走向高潮！領袖頭上神聖的光環照暈了人們的眼神兒，顯而易見的矛盾說法竟成為“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線。然而，陳獨秀非但“死不改悔”，反倒主動挑戰，要黨改變由英明的史達林同志親自製定的路線，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民國十八年（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毅然決然地開除了這位前任總書記及若干追隨者的黨籍，行動之迅捷，甚至連“遠方”也感到有些突兀。其實，在被自己手創的政黨開除之前，已經有托派同志彭述之的妻子、早期中共黨員陳碧蘭向陳獨秀透露了這一消息。陳碧蘭在回憶錄中寫道：
獨秀聽了我的敘述，怔了一下，然後用很簡單的話語誠懇而又堅決的態度回答我說：“假如我們被黨開除，並不是因為我們背叛了革命，而是由於黨的墮落，它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和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傳統。這是黨的錯誤，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倔強的陳獨秀沒有屈服，沒有驚慌，更沒有像日後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那樣違心地反覆認罪。他堅信自己沒有背離馬克思主義。然而，彼時的中國共產黨人，有幾個能知道陳獨秀的悲劇正是聯共黨內鬥爭在中國的延續呢？旁觀者清啊！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頂頭上司鮑威爾先生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外國人知道中共的背後，存在著俄國人的影響，但很少有人知道發生在中國的鬥爭，不過是列寧逝世以後，史達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國國內所作的生死鬥爭的一部分。在被自己手創的黨剔除後的第二十五天，無所顧忌的陳獨秀發表了披肝瀝膽的《告全黨同志書》，痛陳史達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和黨內的宗派主義等種種錯誤。五天之後，陳獨秀又領銜八十一人發表了《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旗幟。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1月，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聚會，將黨名改為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繼續向國民黨政權和史達林主義同時進行戰鬥。彼時，“地下”的陳獨秀怎麼也想不到，也在同一時間裡，中共中央也在西南的遵義城裡的一幢黔省軍閥的棄樓里舉行了一次會議，在這次權力再分配的極要緊的會議上，被蘇聯人指派擔當中共領袖的那幾個從莫斯科回國的後生們，連同牛皮烘烘的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已經被毛澤東聯絡張聞天、王稼祥等轟下台來，中國共產黨自此開始走上了陳獨秀所嚮往的獨立自主的道路。連蘇聯人都不知道中共核心層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故，更遑論隱蔽於上海灘的陳獨秀！兩年後出獄的陳獨秀，本來有可能與中共再續前緣，他所熟悉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博古、葉劍英都曾奉命與之長談過，但最終他還是孤傲地留在了大後方，直至被混小子王明領頭誣為民族罪人——“托匪”。其實，中共根本不想知道，出獄後的“托匪匪首”已經與中國托派決裂，他的思想牢籠已經徹底打破，他不再對史達林個人進行深刻批判，而是對產生史達林的整個社會制度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反思，甚至連他曾引為同志的托洛茨基和一直敬仰的導師列寧，也不再迷信。這位頂著光亮頭顱的中國人在他生命之門即將關閉的時候，傲然宣稱：
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
如果能叫馬克思、列寧復生，肯定今日蘇聯所行的一切就是他倆的主張，那我也要說一聲：你們的學說，我不贊成！我寧要民主不要專政！
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
十月革命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
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時史達林譯為史大林、史太林——引者注），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制。
他甚至連早年追隨的導師列寧也提出尖銳的指責：
未曾認真採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許反對黨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