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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息”的兒子已經先父母而去，留下了“沒出息”的兒子照料起他的晚年。因抗戰猝發，日本人的飛機轟炸了南京，國民政府提前釋放了陳獨秀，而迎接他出獄的，便是松年與潘蘭珍。松年陪父親先到武昌居住，後又去了四川江津，在安徽流亡學校江津九中找了份工作，與父隔江而居。1942年5月25日上午，也許是個日照江花紅勝火的時辰，陳獨秀卻如深秋之落葉，搖搖欲墜，他艱難地喘息著把松年與潘氏等人召到病榻前，分別作了遺囑。他告訴松年，日後將其棺帶回故鄉。兩天後，斯人長逝矣！然而，直到五年之後，陳松年才得以將亡父與亡母的遺願一併完成。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4)
陳獨秀歸葬家鄉兩年後，江山易主，他始創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把宿敵蔣介石趕到了台灣島上，他的學生毛澤東在世界東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滄海桑田，萬象更新，但陳獨秀後人的生活卻一如舊時代。因生計窘迫，在安慶窯廠工作的陳松年甚至不得不將父親在北京的一處房子賣了。“叛徒”、“漢奸”、“機會主義路線頭子”的遺屬的日子可想而知。然而，到了1953年春天，情況突然有了變化——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開始按月發給陳松年三十元人民幣作生活補助金，且一直發到1990年陳松年過世！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過三十多元啊！年復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這是多大的一筆財富！陳松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產黨的這筆錢究竟是給陳獨秀的兒子的呢，還是給陳延年、陳喬年兩位烈士的遺屬的？他們當然更不知道，這風雨無阻的關照竟然來自最高層！那年早春二月，春風滿面的毛澤東乘軍艦“洛陽號”巡視長江沿岸，21日上午，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和市委書記趙瑾山登艦迎接主席下地。“大革命時代”，毛澤東曾多次乘船經安慶往返上海與武昌，卻從沒在此登岸。這一天，毛澤東興致勃勃地坐定安慶城，見傅大章等拿出厚厚的本本和各種文字材料要匯報工作，他大手一擺：今天不用你們匯報工作，隨便談談。隨即，毛便打聽：陳獨秀家在安慶什麼地方？傅大吃一驚，沒想到主席竟然會問起本地一向諱莫如深的人來，便謹慎稟報：在獨秀山下。毛一怔：安慶有個獨秀山？傅實話實說：獨秀山是懷寧縣內的一座小山，離這裡有三四十里地。毛再問：是獨秀山以陳獨秀得名，還是陳獨秀因山得名？傅答：原來就有獨秀山——先有獨秀山，後有陳獨秀。毛頷首，釋然。俄爾，問起陳的家人情況，當得知陳松年一家尚在此地生活且曾賣房以維持生計時，頗不以為然，說：“陳獨秀後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最高領袖一言九鼎，陳松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補助。毛澤東與陳獨秀緣份極深。早在西北的窯洞裡時，毛澤東就對第一個採訪他的外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坦言：青年時代與陳獨秀的結識“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他還說起早年在長沙讀書時，“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對陳獨秀的崇拜竟讓這位湖南學生領袖在自己主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喊出了“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的口號！成為職業革命家後，毛澤東更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昌等地與“老先生”有過親密接觸—當初，中共重要幹部大都二三十歲，他們背後稱四十來歲的領袖為“老先生”甚至“老頭子”，有人在黨的會議上記錄陳講話時，乾脆只寫一個“老”字。且看毛澤東與陳獨秀同在一地時的概況—在北京時，陳乃堂堂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系主任）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雜誌的主編，毛是該校圖書館裡的一個毫不起眼的助理員；在上海時，陳是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即後來的政治局）委員長，毛為中共中央秘書，直接在陳的領導下工作；在廣州時，陳是國共合作時的共方首腦，毛乃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擔任過該黨中宣部代理部長的高級幹部。蘇聯人在中國大力推行的“國共合作”政策，終以國民黨統一了中國而共產黨差一點被趕盡殺絕而告結束。史達林惱羞成怒，乃讓曾在莫斯科喝過洋奶的青年幹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陳獨秀。彼時毛澤東只是中央委員，尚不具備競爭領袖的資格，更重要的是，蘇聯人很不了解這個湖南山溝里走出的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所以，在清算陳獨秀“錯誤”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只是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儘管幾乎中外的傳記都稱毛澤東在那次重要的換班子會議上作過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長篇發言，且有會議記錄為憑，但偏偏當時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會議的鄭超麟不這樣認為——鄭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彌足珍貴的《懷舊集》里另有一說。鄭文道：1927年8月7日上午，主要是十幾位與會者聽瞿秋白念了由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起草的《告全黨黨員書》，之後，幾個人發言……
最後，毛澤東從床沿上站起來發言，他只說了幾句，我忘記了說的甚主編《新青年》時的陳獨秀麼，但羅亦農制止他說下去，理由是：我們現在很不安全，今天的會已經開得太久了，要快點散會。於是毛澤東坐下來。八七會議就此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