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頁
市井有誰知國士(9)
這壁爐里的火已經熄了多少年了。這兒是楊度的最後住所。這本是杜月笙的一處閒房，只因位於法租界內，比較安定，所以，慷慨的杜氏就贈給了其律師章士釗先生介紹來的名士楊度居住。現在大陸人們知道的杜月笙，是個“大流氓”。因為他是上海幫會的頭子，更是幫助過蔣介石反共的急先鋒——“四一二”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與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糾察隊發生了衝突，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藉口平息工人內訌而悍然開始了對共產黨人的大屠殺。杜月笙一直因此案而對共產黨心有餘悸，以致在風雨飄搖的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春，雖有中共地下黨捎話讓他呆在上海灘等待“解放”，他卻毫不猶豫地去了香港，當寓公至死。你看，這樣一個壞人，在楊度的筆下，反倒是“慷慨好義，重然諾，能與人共患難，輕財貨而重交遊”的“古之遊俠”！不排除楊度收人錢財黑白顛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認傳主或有宋江遺風的一面。杜氏雖始終身在民間，但也有政治頭腦，而且門下羅致各方名士。抗戰全面爆發後，蔣介石請他出任民間抗敵團體的領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會號召力。杜月笙除為楊度提供了這套闊綽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五百薪金供其花銷。楊度就是靠這筆錢再加上點賣字畫的潤筆費過活的——北洋時代他當國民政府參政員，也不過每月五百元錢補貼。不過，北洋時代他是中樞要員，現在是私人秘書。民國初年的“曠代逸才”，居然淪落到不得不吃嗟來之食的地步了！楊度像被逐出宮的老女人，為了生存，不得不找了個鄉間土財主為妾。但當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人員的楊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為自己的政治集團秘密工作時，你就不覺得他屈尊為杜氏“門人”有什麼不合適了。而且楊度這樣的地下工作者，一定還像從前一樣從容不迫地活著。他不需要自己於天黑時拉上亭子間的窗簾兒開始秘發電報，他也不會像別的同志那樣經常虎口奪食一般地偷走敵人的絕密文件。天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濃茶，吐煙圈，搓麻將——名士們的私生活每每是現在人所不能理解的。早年楊度就曾不惜花兩千銀元買回一個雛妓為妾，後因遭人非議，便捨己為人，將此女轉贈他人。楊度有杜月笙這棵黑道上的大樹蔭護，杜月笙有蔣介石這座中國最堅實的靠山倚恃，所以，呆在這間屋裡做地下工作的中共“特科”人員楊度，只在與故交新朋的聊天時獵取無價的情報（如沙裡淘金），然後，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報轉給潘漢年、陳賡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領導人一夕數驚地不斷轉移的時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員暗舉短槍與國民黨特工殊死廝殺的時候，楊度一直在自己習慣的優裕生活氛圍中，玩兒，並工作著。到現在也沒人給我們講楊度究竟給共產黨提供過什麼重要情報。隨著陳賡、康生、周恩來、潘漢年、夏衍等一個個主持或參與過當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繼過世，晚年的楊度對中共的真正奉獻已經無從知曉。現在想來，一個過時的北洋老人，一個困在青幫“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絕無機會接觸權力中樞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裡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場上撈銀子，也無利用價值了，那麼，精明的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常委、組織部長兼軍委書記，僅排名於總書記向忠發之後）同意臭名昭著的楊度加入本黨，到底有多大意義呢？周恩來一定看重的是楊度的名士身份，因為只有這種身份，才適合出面掩護和搭救被捕的本黨同志！是的，從來沒改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楊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會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這裡變成了上海灘上中共中央一處可靠的避風塘，“特科”成員前來送轉情報，被追得無路可逃的同志還曾匿身其宅，令吁吁趕來的安南巡捕悻悻而歸。現在已經破落了的這棟民宅小樓，真該闢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館”啊！
七當楊度的棺槨下葬於上海虹橋的萬國公墓中的某個墓壙中後，人們便慢慢地遺忘了他。若不是臨終之前的周恩來終於道破這個心事，楊度到現在怕也是個可憎復可笑的歷史小丑吶！1995年暮春，在鬧中取靜的上海萬國公墓里，在楊度的墓旁的一塊樹蔭里，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比鄰排列的，是民國銀行家錢新之、社會活動家楊杏佛和海派京劇大師周信芳。一望便知，這些墓都是“文革”結束後重新修建的。綠草毯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崗岩石碑植成歷史的樹林，撫著這片堅硬而方正的樹林走下去，我會覺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開竅。我老愛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這裡。這時，我很自然地想起遠在北京萬安公墓里的另一座墓——楊度的朋友李大釗的墓。
那是楊度五十三歲那年發生在京城的一件駭人聽聞的大事：李大釗先生被政府軍警逮捕並被處以絞刑。沒有證據表明楊度像李大釗一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我沒找到這個讀著四書五經長大的中國士人對新誕生的蘇聯政權的讚揚的遺篇。在他眼中，無論是李大釗，還是上一年遇害的報人邵飄萍、林白水，都和自己差不多，是當代縱橫家，是靠筆桿子和遊說來影響政府決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一定堅信“英特那雄耐爾（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實現”（《國際歌》歌詞），但他尊重朋友的選擇。北洋時代，士人們似乎都如此相處，即：相同社會地位的都是朋友，而朋友是不問信仰不計利害甚至也不講私德的。朋友可以筆戰，但從不影響私交。他與黃興，即為一例，故他挽黃興才會有“公誼不妨私，平日政見分馳，肝膽至今推摯友”的佳句。你看，陳獨秀愛逛窯子，李大釗乃模範丈夫，但兩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章士釗反對新文化運動，胡適公開反駁之，但照樣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像周作人那樣為日本老婆而翻臉不認老兄的例子，也許絕無僅有吧！前面已經說了，北洋時代後期的楊度已經是國民黨安在北京政壇上的一個內應。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儘管也時有吵鬧，但在蘇聯人的撮合下，那時正在度蜜月，所以，無論於公於私，楊度都不可能不為李大釗的被捕而著急。所以，民國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便變得格外忙碌了。那一天，楊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飯店參加熊希齡長女的婚宴。熊即跑到日本找他代寫憲政文章的那位湖南老鄉，民國初年曾任袁世凱手下的國務總理，後退出政壇專心於香山致力於慈善事業。席間，楊度無意間問當過外交部總長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聞？汪模稜兩可地答：亦可說有，亦可說無。神情有些自得。楊乃追問：此話怎講？汪遂湊近楊，耳語：張大帥（張作霖）已經派我與東交民巷的外交使團打了招呼，政府將派員進入蘇聯兵營搜查，望各國公使諒解。說完之後，汪再三囑咐：此事須要保密！楊度知道李大釗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慘案之後即躲在蘇聯人那裡，驚聞此訊，迅疾託辭離席。回家後，他偏偏又遇上來客。急匆匆打發走客人後，他一邊前往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胡公鄂那裡去報信，一邊派大兒子楊公庶去章士釗家通報——他知道章與李兩“釗”的關係更密切。那時的國民黨，還不是後來那個專門追殺共產黨人的專制的黨，他們與共產黨，依然是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同一戰壕戰友。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緝，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領導人多已南下，京城裡公認的共產黨領袖李大釗兼了北方國民黨的領導之責，其時，正與兩黨同志寄身於蘇聯使館裡。按說，楊度報警的時間並不算晚：從4月4日當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下午軍警闖入使館，李大釗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時間潛出外逃啊！然而，李大釗等多位“黨人”並沒馬上逃逸，原因是人們並不相信張作霖政府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與外交使團衝突，使館從來就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啊！從“庚子之變”（義和團事件）結束之後，還從來沒有誰膽敢闖入東交民巷呢！人們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實性！結果，只有四個“黨人”迅速離開使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發往南方的秘密報告，如實記錄了楊度在危急關頭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