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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能不大感恥辱？從青年時代駐守朝鮮，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國，他一直在日
本人的欺凌之下生存。沒有一個丈夫願如此苟活，況且是一個大國的最高領導人！
果然，批准簽約後，袁氏親書兩道密諭，要各省文武長官勿忘簽約的五月九日為國恥日，密諭號召“凡百職司，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申儆人民，忍辱負重”。他還授人寫就《中日交涉失敗史》印行五萬冊，秘存於正處於日本人占據的山東境內的一所監獄裡。有人說，當時，大總統曾咬牙切齒地說：終有一天我們翻身，會將此書公開發行！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問題，即最應該對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凱，哪有什麼賣國之動機？若要親日賣國，早在山高皇帝遠的駐朝時期即可大賣特賣，何苦等成為一國之君後再倒手？他死前寫下的最後一紙，竟是自題的一幅耐人尋味的輓聯：為日本去一大敵；
看中國再造共和。他認為，自己死了，日本就會少了一個大敵。你看，他給自己的定位與後人對他的定位實在差得太遠。
不過，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發牢騷也沒用，他和他的部下曹汝霖等參與過談判的外交官們還是永世不得翻身的“賣國賊”，沒人願意聽他們的嘮叨，沾在他們花白鬍子上的那幾滴可憐的老淚早就讓世人的唾沫給淹沒了。書讀多了真是麻煩！就如走在草深林茂的山上，突遇多條小徑一般，一時不知哪條才是正道，倒不如一直走在前人踩實的大路上，只管跟著走到底就是了。讀書多了，就不再願老是遵從別人踏過的路前行，有時難免想冒一點險另闢蹊徑，哪怕是條死路，但獨自發現盡頭的不同別處的風景又有何不可？書讀多了，思想之腳就往往不老實。
漳洹猶覺淺(16)
說到袁世凱吧，就不再跟著別人一味地罵他從小壞到老從頭壞到腳。依我不愚之見，袁世凱該罵的，還不是他在戊戌變法時的無恥叛賣或曰挺身舉報（這是對一件事情的兩種表述方式，下同），也不是他對山東境內的義和拳運動的無情鎮壓或曰果斷平暴，更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資萬貫、生活腐化、兒子不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當選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任民選大總統。至於眾口鑠金的袁氏主謀刺殺宋教仁案，近年已經被不止一位近代史專家所置疑，他們考證的結果是：袁與宋案並無直接關係，恰恰相反，他非常賞識國民黨頭號實幹家、內閣農林總長宋教仁先生的才幹，是手下人“為君分憂”自作主張操辦了這一蠢事，就如同七十年後轟動美國的“江南命案”與台灣島上的小蔣並無關係一樣。
他讓自己真正成為一個歷史罪人的是，他當上國家元首之後，因一己私慾而阻礙了中國的民主政治的發展——他用收買與武力的交叉手段扼制著襁褓中的民主制度，取消黨派、解散國會、鉗制言論，終至悍然恢復帝制，從而使近代中國的民主政治之旅一上路就崎嶇艱履，陰謀政治卻大行其道。始作俑者，罪責難逃！離開袁林時，正遇幾位壯漢在一個幹部模樣的人的指揮下，往西廊房裡挪一尊半人多高的石菩薩像。粗繩網住不知哪朝哪代的新出土的這尊文物，但它卻永遠神情恬和，任你把它挪到哪裡。它似乎知道已身不由己。
抬頭看檐下，才知這排廊房是“安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
跟進去一看，除了甲骨文之外的歷代文物還真不少呢！
靠牆一溜全是神像，剛剛請進來的菩薩將被塞進其中的一個空檔里。
肌肉結實的農民們在不大的空間，隨著一人喊著：“南邊的走！”“北邊的走！”的奇特的號子，左右扭著，生生把這尊沉重的昔日神像挪到了想安置的地方。
屋裡展示最多的當然是袁大總統的史料。
有一幅很眼熟的照片被放大了掛在牆上，是落魄的袁世凱與其兄在船上戴蓑垂釣的寫真。這是最典型的一幅表明自己無意於政治的閒雲野鶴照。
照片下面有袁的題詩二首，其一曰：百年心事總悠悠，壯志當時苦未酬。
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無磐石，嘆息神州持缺甌。
散發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這也許是袁詩中寫得最好的一首，若出自別人筆下，或可為傳誦至今的近代佳句，可惜竟是袁氏所賦！
然而，不是胸負兵甲、蔑視王侯的大丈夫，又焉能寫下這般鏗鏘作響的律詩？
在“南邊的走！”“北邊的走！”的號子聲中，咂摸著這首詩，我不知這尊早被定位了的北洋時代第一石像，是否會如同那位無奈的菩薩一樣，不知什麼時候再被後人挪動位置。
一時竟忘了身置何時。2000年9月5日
2005年7月3日
市井有誰知國士
市井有誰知國士(1)
一楊度，字子，一個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個誰當政也不能小覷的清客。回眸北洋時代，視線躲不開楊度。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楊度生於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後出生的毛澤東同籍。這位少時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這位執政者的座上賓，這位黑白兩道都能擺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壇上，他忽現忽隱的身影曾牽動了多少國人的視線。得意時他出入京華豪門，失意時他避居天津、青島，按說無論湖南還是北京，也無論青島還是津門，都總該留有一兩所楊氏遺址才是。可是，翻遍這些城市的相關圖書，已經找不到一處楊度的故宅了。也許真的沒有了。當年，為救任教北大的“過激黨”朋友李大釗，楊度把自己的住宅“悅廬”賣了；數年後，為了救濟李大釗等烈士的遺屬，他又把遠在青島的前德國租界裡的房子賣了。失了私宅的楊度只能作權勢者的門客，從京城，到滬上，直至死。所以，我雖生長於青島，對清末民初寓居島城的名人舊居不太陌生，但從來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屬於楊度。而且，我兩度在天津探訪舊時租界裡的名人故居，也沒有誰告訴過我楊度曾在哪棟小樓里落腳。北京西城區的豐盛胡同是楊度居住的地方，我曾自西向東走過兩遍，百多米長的胡同里已經沒有一座像樣的舊時豪宅，而且新拓寬的太平橋大街剛剛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中年居民告訴我：本來胡同西頭兒的北邊，還有幾棟以前的大房子，但現在都拆了。看一地殘磚廢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築很快就會崛起。與太平橋大街西側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國政協辦公大樓隔路相峙。豐盛胡同里，有兩個“國”字級的單位，而這兩個單位，或許與這位奇人有某種關聯。一是中國法學會，一是國家檔案局。楊度乃清末民初的大法學家，他不僅是清朝《欽定憲法大綱》的詮釋者，更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而在新舊交替時代，他活躍於政治舞台二十餘載，其思想與作為又理應留給後人厚厚的檔案吧？可是，偌大的都市，卻沒給他一席之地。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沒能與這位奇人“碰面”。倒是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我卻兩度與之“邂逅”。雖說是上個世紀、上個朝代的事了，但“楊度”兩個字依然是個幽幽散著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兩度遭遇都頗令我踟躕，不知自己該不該摸著這微光一直走進二十世紀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煙霧瀰漫的歷史裡。兩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難忘——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天因與天真可愛的孩子有關而使我耿耿於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進了著名的萬國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謁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陵園的，無意間卻走到了“楊度之墓”的碑石前。還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來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無事，便請《新民晚報》的高晨陪我去看“周公館”。從幽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回來的路上，在一個公交車的站牌旁，偶然見一方里弄口的牆上嵌著一塊小小的銘牌，上面刻著四個字：楊度故居我不禁為這巧合暗自一驚，因為周公恩來先生，確乎與楊度有著某種神秘的關係！楊度在上海的舊居（攝於2000年1月）亂紛紛的鬧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楊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