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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時候，光緒帝仍然是個有名無實的皇帝，沒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獨斷的決策權。上有西太后的控制和束縛，下有眾多頑固派的阻撓和抵制。光緒帝要想在這種情況下變法改革，談何容易！為了支持康有為等人的變法活動，把變法願望付諸事實，光緒帝在光緒二十四年春、夏之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光緒帝衝破頑固派的阻撓，打通同康有為等人的聯繫。此前，由於頑固派的干擾，康有為的“公車上書”以及前幾次上清帝書，光緒均未看到。光緒二十一年，光緒帝間接見到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四，便十分讚賞。以後，在《上清帝第五中，康有為以極其沉重憂傷的語調指出，如果因循守舊，不思進取，恐怕日後“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意思是說不改革就有可能重演崇禎帝吊死煤山的悲劇。康有為的論斷在光緒帝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光緒帝讚賞康有為的忠肝義膽，更激起了他變法圖強的信念和決心。他立即給總署諸臣下令，以後康有為如有條陳，要即日呈遞，不得阻格。這就初步打通了光緒帝和康有為等維新派的聯繫。其次，光緒帝支持康有為等人的變法行動，幫助他們迎擊頑固派的破壞。面對康有為等人的變法活動，頑固派如喪考妣，既恨又怕，大肆叫囂“祖宗之法不可變”。針對頑固派的進攻，光緒帝鮮明地站在康有為等人一邊，他說：“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於祖宗之法呢？”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康有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國會”，提出了“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以便組織變法力量。封建頑固派官僚紛紛起來攻擊，御史文悌上了一個奏摺，污衊康有為是招誘黨羽，犯上作亂，名為保國，實則亂國。在這危急時刻，光緒帝針鋒相對，質問頑固派說：“會能保國，豈不甚善！”及時地支持了保國會。最後，光緒要爭取西太后的許可，取得變法決策權。光緒帝心中明白，不爭取決策權，換句話說，不取得西太后的許可，所謂變法最終是一句空話。光緒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氣，公開向西太后要權了。光緒帝曾召見西太后的親信慶親王奕劻，讓他轉告西太后：“我不願做亡國之君，如仍不給我事權，寧可退位。”奕劻找西太后去說了，西太后暴跳如雷，立即就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不願讓他坐了。”可沉思了一會，西太后明白現在還不到廢帝的時候，於是她讓奕劻轉告光諸帝：“皇上辦事，太后不會阻攔。”光緒帝聽到此話，長長出了一口悶氣，心中也踏實了許多。就這樣，光緒帝總算爭得了一點變法的權力，雖然這種權力是暫時的、有限的、很不穩定的，但它卻是變法付諸實施的重要前提。
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帝斷然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進行變法革新。在這個詔書中，光緒帝尖銳鞭撻了那些墨守陳規、阻撓變革的守舊勢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懸殊、國勢頹衰的嚴酷時局；明確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變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趨勢。詔令中外大小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發憤為雄。自《明定國是》詔拉開維新變法的序幕，到9月21日變法夭折，共計103天。在這一段時間內，光緒帝共發布改革諭旨180條左右，最多的一天竟發布11條諭旨。從所發布諭旨的內容來看，幾乎涉及到國家生活各個重要的方面，主要有：選拔、任用通達時務和有志維新的人才；開辦學堂、發展近代教育；鼓勵士民上書言事；提倡辦報、譯書和出國留學；發展近代工商農業及交通運輸業；獎勵發明創造；整頓民事，改革財政；整頓海陸軍，加強國防力量等。
《明定國是》詔的頒布，猶如一聲炸雷，在當時社會中引起了強烈而複雜的反響。一部分開明官員士大夫，拍手稱快，積極響應，爭談變法，他們從光緒帝的變革中，看到了中興的希望。然而，就當時的中國社會而言，封建頑固派的勢力還是十分強大的，他們不學無術，因循守舊，鼠目寸光，只知圖高官厚祿，花天酒地，養尊處優，置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於不顧，形成一種十分腐朽頑固的社會力量。光緒帝要變法改革，不僅撞擊著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和倫理道德，而且也直接觸及到這些頑固大臣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們喪心病狂的攻擊和反對。所以，光緒帝和維新派所設計的改革方案，要想在中國大地上變成現實，必然需要進行一番艱苦的鬥爭。
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後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西太后為了控制變法的勢頭並為以後絞殺維新運動準備條件，採取了先發制人的措施，這一天，西太后逼迫光緒帝發布諭旨宣布：一，以攬權狂悖的罪名，將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革職，逐出京城回籍，由此砍掉了光緒帝的左膀右臂；二，規定以後凡授任二品以上官員都需向西太后謝恩，由此控制了人事任免權；三，將王文韶調進中央為軍機大臣，任命榮祿署直隸總督（不久實授），由此抓住了京師重地的軍權。這些諭旨的實質就在於，西太后不僅控制了軍政權力，加強了頑固守舊力量，還削弱了光緒帝的權力及其支持力量。面對西太后的壓力，光緒帝也採取了對策。第二天（二十八日），光緒帝召見了康有為，召見的地點就在西太后身邊、頤和園的仁壽殿。他任命康有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並允其專摺奏事。但與西太后扶持頑固派的力度相比，光緒的手段就軟多了。
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帝斷然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進行變法革新。在這個詔書中，光緒帝尖銳鞭撻了那些墨守陳規、阻撓變革的守舊勢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懸殊、國勢頹衰的嚴酷時局；明確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變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趨勢。詔令中外大小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發憤為雄。自《明定國是》詔拉開維新變法的序幕，到9月21日變法夭折，共計103天。在這一段時間內，光緒帝共發布改革諭旨180條左右，最多的一天竟發布11條諭旨。從所發布諭旨的內容來看，幾乎涉及到國家生活各個重要的方面，主要有：選拔、任用通達時務和有志維新的人才；開辦學堂、發展近代教育；鼓勵士民上書言事；提倡辦報、譯書和出國留學；發展近代工商農業及交通運輸業；獎勵發明創造；整頓民事，改革財政；整頓海陸軍，加強國防力量等。
《明定國是》詔的頒布，猶如一聲炸雷，在當時社會中引起了強烈而複雜的反響。一部分開明官員士大夫，拍手稱快，積極響應，爭談變法，他們從光緒帝的變革中，看到了中興的希望。然而，就當時的中國社會而言，封建頑固派的勢力還是十分強大的，他們不學無術，因循守舊，鼠目寸光，只知圖高官厚祿，花天酒地，養尊處優，置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於不顧，形成一種十分腐朽頑固的社會力量。光緒帝要變法改革，不僅撞擊著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和倫理道德，而且也直接觸及到這些頑固大臣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們喪心病狂的攻擊和反對。所以，光緒帝和維新派所設計的改革方案，要想在中國大地上變成現實，必然需要進行一番艱苦的鬥爭。
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後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西太后為了控制變法的勢頭並為以後絞殺維新運動準備條件，採取了先發制人的措施，這一天，西太后逼迫光緒帝發布諭旨宣布：一，以攬權狂悖的罪名，將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革職，逐出京城回籍，由此砍掉了光緒帝的左膀右臂；二，規定以後凡授任二品以上官員都需向西太后謝恩，由此控制了人事任免權；三，將王文韶調進中央為軍機大臣，任命榮祿署直隸總督（不久實授），由此抓住了京師重地的軍權。這些諭旨的實質就在於，西太后不僅控制了軍政權力，加強了頑固守舊力量，還削弱了光緒帝的權力及其支持力量。面對西太后的壓力，光緒帝也採取了對策。第二天（二十八日），光緒帝召見了康有為，召見的地點就在西太后身邊、頤和園的仁壽殿。他任命康有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並允其專摺奏事。但與西太后扶持頑固派的力度相比，光緒的手段就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