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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會裡，皇帝的諭旨應具有絕對的權威，臣子只有執行的義務，而沒有提出一點異議的權力，然而這一常規卻在光緒帝這裡行不通，因為光緒帝有名無實，沒有真正的權威。所以，雖然光緒帝心急如焚，措詞嚴厲，但手握實權的主和派卻置若罔聞，無動於衷。光緒只能利用他手中有限的權力，以李鴻章指揮無方，旅順失守，給予他革職留任，摘去頂戴的處分，對主和派進行了力所能及的督促和處罰。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威海衛海戰失敗，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日本侵略者認為時機已到，向清政府透露，如果派位望甚尊、聲名素著，並有讓地之權者來日本談判，中日便可議和。當時，主和派固然成為驚弓之鳥，亂作一團，即便是光緒帝等主戰派也拿不出良策。西太后根據日本的要求，主張派李鴻章去日求和，光緒帝表示異議。但西太后單獨召見朝廷樞臣，命讓李鴻章 來京請訓，奕？小心地說：“皇上的意思不令其來京。”西太后大怒，蠻橫地說：“我可做一半主張！”在西太后的指使下，軍機大臣孫毓汶草擬諭旨，正式任命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並宣告，光緒帝在此以前給李鴻章的一切處分均免，賞還翎頂、黃馬褂，開復革職留任處分。
李鴻章到日本後，於三月二十三日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了日本。三月二十九日，條約文本送到北京。光緒帝看到條約中的苛刻內容，心中十分憤慨，百感交集，痛心地說：“割台灣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主戰派人物翁同龢、軍機大臣李鴻藻等人也堅持不能承認這個條約，國內輿論也紛紛要求廢約再戰，並提出遷都持久抗戰的策略。所以，雖然孫毓汶等一再逼迫光緒帝批准條約，但光緒帝沒有答應，拒絕用寶簽字。光緒帝想，要想廢約再戰，也只有遷都一條路了，所以光緒帝親自到頤和園，力爭西太后的允准，西太后淡淡地說“大可不必”，這樣，光緒帝惟一的希望也破滅了。四月初八日，光緒帝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被西太后等強詞逼迫，頓足流涕地在條約上簽了字，批准了《馬關條約》。
三、銳意維新千古遺恨
甲午戰爭的慘敗，《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民族危機更加嚴重，舉國震驚，人們憤慨悲痛，為堂堂天朝的衰敗而嘆息，形成了“四萬萬人齊下淚”的悲壯局面。在時代的逼迫下，救亡圖存的呼聲逐漸高漲，這不僅表現在一部分統治者掀起了追求富強之術的熱潮，更重要的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登上了歷史舞台。在時代波濤的衝擊下，光緒帝也進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生機的時期。
光緒帝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批准了《馬關條約》，割地賠款，開埠通商等不平等內容，大清王朝的權益大量喪失，這使光緒帝陷入極度的痛苦和鬱悶之中。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喪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嗎？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為什麼竟會敗於“彈丸小國”之手？這一問題始終困擾著他，使他寢食難安，坐臥不寧。
中國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強？對此，光緒帝雖有滿腔熱忱，但卻不知從何下手。這時，翁同龢再一次充當了光緒帝的指路導師。翁同龢自任光緒帝的師傅之日起，就立志把光緒帝培養成“明君”。在甲午戰爭期間，翁同龢積極主戰，同孫毓汶等主和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甲午戰爭的慘敗，使翁同龢十分震驚，他認識到，光靠祖先的遺訓是無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變化較快，從一個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統人物變為頗具維新思想的開明人物了。翁同龢思想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光緒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緒帝面前陳述西方的長處，指出向西方學習的必要，並多次向光緒帝推薦康有為及其主張。事實上，光緒帝最初就是通過翁同龢等人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況，翁同和等人的開導和啟發，使愁悶苦惱的光緒帝茅塞頓開，如夢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條救國的道路隱隱約約地展示在他的面前。這使光緒帝異常興奮，他開始對外部世界的形勢產生了興趣，也喜歡讀新書了。
為了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勢，光緒帝通過各種途徑搜尋有關國外情形的書。光緒帝向翁同龢等人索要了黃遵憲的《日本國志》，詳加閱覽，對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天，通過翁同龢的“代呈”，光緒帝得到了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及英人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等書。光緒帝得到這些書後，如獲至寶，如饑似渴地閱讀學習，有時伏案苦讀，有時沉思不已，讀到精彩處更是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拍手稱絕。雖然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光緒帝所看的書有很大的片面性，對西方各國的了解還是十分膚淺的。然而他畢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聞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這時候，光緒帝的思想更加豁朗，他開始認識到，中國許多地方都落後于洋人，很多事情都無法與列強相比，怎麼能不被動挨打呢？承認自己的不足，敢於正視現實，使光緒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虛渺觀念開始破滅，對傳統思想和先祖遺訓開始懷疑，甚至唾棄。光緒帝對那些夜郎自大、頑固愚昧的封建官僚開始露出厭惡的情緒，甚至把原先奉為治國之寶的經典之書視為無用之物，只不過是一堆廢紙，命手下人焚之。到此時，光緒帝不僅有救國的熱誠，而且找到了救國的道路，那就是變法維新。他決心要仿照外國來革故鼎新，勵精圖治。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威海衛海戰失敗，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日本侵略者認為時機已到，向清政府透露，如果派位望甚尊、聲名素著，並有讓地之權者來日本談判，中日便可議和。當時，主和派固然成為驚弓之鳥，亂作一團，即便是光緒帝等主戰派也拿不出良策。西太后根據日本的要求，主張派李鴻章去日求和，光緒帝表示異議。但西太后單獨召見朝廷樞臣，命讓李鴻章 來京請訓，奕？小心地說：“皇上的意思不令其來京。”西太后大怒，蠻橫地說：“我可做一半主張！”在西太后的指使下，軍機大臣孫毓汶草擬諭旨，正式任命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並宣告，光緒帝在此以前給李鴻章的一切處分均免，賞還翎頂、黃馬褂，開復革職留任處分。
李鴻章到日本後，於三月二十三日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了日本。三月二十九日，條約文本送到北京。光緒帝看到條約中的苛刻內容，心中十分憤慨，百感交集，痛心地說：“割台灣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主戰派人物翁同龢、軍機大臣李鴻藻等人也堅持不能承認這個條約，國內輿論也紛紛要求廢約再戰，並提出遷都持久抗戰的策略。所以，雖然孫毓汶等一再逼迫光緒帝批准條約，但光緒帝沒有答應，拒絕用寶簽字。光緒帝想，要想廢約再戰，也只有遷都一條路了，所以光緒帝親自到頤和園，力爭西太后的允准，西太后淡淡地說“大可不必”，這樣，光緒帝惟一的希望也破滅了。四月初八日，光緒帝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被西太后等強詞逼迫，頓足流涕地在條約上簽了字，批准了《馬關條約》。
三、銳意維新千古遺恨
甲午戰爭的慘敗，《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民族危機更加嚴重，舉國震驚，人們憤慨悲痛，為堂堂天朝的衰敗而嘆息，形成了“四萬萬人齊下淚”的悲壯局面。在時代的逼迫下，救亡圖存的呼聲逐漸高漲，這不僅表現在一部分統治者掀起了追求富強之術的熱潮，更重要的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登上了歷史舞台。在時代波濤的衝擊下，光緒帝也進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生機的時期。
光緒帝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批准了《馬關條約》，割地賠款，開埠通商等不平等內容，大清王朝的權益大量喪失，這使光緒帝陷入極度的痛苦和鬱悶之中。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喪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嗎？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為什麼竟會敗於“彈丸小國”之手？這一問題始終困擾著他，使他寢食難安，坐臥不寧。
中國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強？對此，光緒帝雖有滿腔熱忱，但卻不知從何下手。這時，翁同龢再一次充當了光緒帝的指路導師。翁同龢自任光緒帝的師傅之日起，就立志把光緒帝培養成“明君”。在甲午戰爭期間，翁同龢積極主戰，同孫毓汶等主和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甲午戰爭的慘敗，使翁同龢十分震驚，他認識到，光靠祖先的遺訓是無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變化較快，從一個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統人物變為頗具維新思想的開明人物了。翁同龢思想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光緒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緒帝面前陳述西方的長處，指出向西方學習的必要，並多次向光緒帝推薦康有為及其主張。事實上，光緒帝最初就是通過翁同龢等人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況，翁同和等人的開導和啟發，使愁悶苦惱的光緒帝茅塞頓開，如夢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條救國的道路隱隱約約地展示在他的面前。這使光緒帝異常興奮，他開始對外部世界的形勢產生了興趣，也喜歡讀新書了。
為了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勢，光緒帝通過各種途徑搜尋有關國外情形的書。光緒帝向翁同龢等人索要了黃遵憲的《日本國志》，詳加閱覽，對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天，通過翁同龢的“代呈”，光緒帝得到了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及英人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等書。光緒帝得到這些書後，如獲至寶，如饑似渴地閱讀學習，有時伏案苦讀，有時沉思不已，讀到精彩處更是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拍手稱絕。雖然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光緒帝所看的書有很大的片面性，對西方各國的了解還是十分膚淺的。然而他畢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聞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這時候，光緒帝的思想更加豁朗，他開始認識到，中國許多地方都落後于洋人，很多事情都無法與列強相比，怎麼能不被動挨打呢？承認自己的不足，敢於正視現實，使光緒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虛渺觀念開始破滅，對傳統思想和先祖遺訓開始懷疑，甚至唾棄。光緒帝對那些夜郎自大、頑固愚昧的封建官僚開始露出厭惡的情緒，甚至把原先奉為治國之寶的經典之書視為無用之物，只不過是一堆廢紙，命手下人焚之。到此時，光緒帝不僅有救國的熱誠，而且找到了救國的道路，那就是變法維新。他決心要仿照外國來革故鼎新，勵精圖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