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頁
炊事班長上前抓住大娘的手：“大娘！ 別吃這爛瓜干做的煎餅了！瞧，都擠成碎碴碴了……”
“帶在路上吃沒吃完。孩子，吃了不疼撒了疼，用湯泡泡還能吃。”大娘說著，又把那煎餅碴兒往碗裡捧……
我眼裡濕了。此時，只有此時，我才真正明白，粱三喜生前為啥因我扔掉那一個半饅頭而大動肝火啊！
…………
大娘和玉秀安歇後，我打電話報告團政治處值班室，說梁三喜烈士一家已來到連隊。
接電話的是搞報導的高幹事。他告訴我，一個月前，團政治處已給梁大娘和韓玉秀去過兩次信，讓她們來隊時一定帶上樑三喜生前的照片和寫的家信。高幹事讓我務必抓緊時間問一向照片和家信帶來了沒有。因為軍區舉辦的“英雄事跡展覽會”即將開館展出，梁三喜烈士的照片和遺物都太少，軍、師政治部已多次來電話催問此事……
次日早飯後，我又去看望大娘和玉秀。
屋內已坐著幾位戰士和幾位班、排長。玉秀去年(七八年)三月間曾來過連隊，他們跟她早就認識。
玉秀顯得很是年輕，中上等的個兒，身段很勻稱。臉面的確跟靳開來生前說的一樣，酷似在《霓虹燈下的哨兵》中扮演春妮的陶玉玲。秀長的眉眼，細白的麵皮，要不是掛著哀思和淚痕的話，她一定會給人留下一種特別溫柔和恬靜的印象。她上身穿件月白布褂， 下身是青黑色的布褲，褂邊和褲角都用白線鑲起邊兒，鞋上還裱了兩綹白布(後來我才知道，她是按古老的沂蒙風俗，為丈夫服重孝)……
見我進屋，她站起來點了點頭，臉上閃出一絲笑容，算是打招呼。然而，那絲笑就象在暴風雨中開放的鮮花一樣，轉眼便枯萎了，凋謝了，令人格外傷感。
大家都默默地抽菸，好象都不知該對烈土的老母和遺妻說啥才好。
昨天晚上，我已對全連講過， 關於粱三喜留下‘欠帳單”的事，誰要是有意無意地透露給烈士親屬知道，沒二話都要受處分！大家含淚擁護我定的“干法令”……
此時，我琢磨著該怎樣把話題引出來。我想應該先向大娘和玉秀介紹連長在戰場上的英維壯舉，然後再問及照片和家信的事。但一看見床上躺著的那才三個多月的女娃和低頭不語的玉秀，我的心就隱隱絞痛。
如果不是我下到九連搞“曲線調動”，上級派別的指導員來九連的話，粱三喜怎會休不成假啊！那樣即使他在戰場上犧牲了，他與妻子不也能最後見一面嗎？再說，戰場上粱三喜如果不是為了救我，他也不會……
“秀哪，隊伍上不是打信說要三喜的照片啥的。”大娘對玉秀說，“你還不趕緊找出來。”
玉秀忙站起身，從床上拿過個藍底上印著白點點的布包袱，從衣服裡面找出半截舊信封遞給我：“指導員，別的沒有啥。他就留下過這兩張照片。一張是他五歲那年照的，一張是他參軍後照的。”
我接過半截信封，先摸出一張照片，一看是梁三喜的二吋免冠照，這和從他的幹部履歷表中找到的照片，無疑是一個底版。
當我取出第二張照片看時，那變得發黃的照片使我一怔：照片上有位三十五、六歲的農家婦女，墨黑的頭髮，綰著髮髻，慈祥的笑臉，健康豐滿。在她的懷前，偎依著兩個一般大的小男孩。照片上方有行字：
大貓小貓和母親合影留念 1953年5月於上海
“啊！”我象觸了電一樣驚叫一聲。這照片我不也有一張嗎？就夾在我上高小時用的那本相冊里……
我腦子嗡嗡響，轉身對著粱大娘：“大娘，這照片上……”
大娘探過身來，用手指著照片：“這邊這個孩子叫大貓，就是俺那三喜。那邊那個孩子叫小貓，是隊伍上的孩子。這照片，是大娘俺有一年到上海去送小貓時，抱著兩個孩子照的……”
霎時，我覺得眼前一陣發黑，周身象處在飄悠悠的雲端里！呵，命運之神，你安排過芸芸眾生多少幕悲歡離合啊……
在我十幾歲之前，媽媽不止一次對我講過：
那是一九四七年夏，國民黨向山東沂蒙山區發動了重點進攻。孟良崮戰役之後，為徹底粉碎敵人的進攻，我主力部隊外線出擊去了。
這時，我出生了。媽媽生下我第三天，池患了“擺子病”(沂蒙土話：即瘧疾)，一點奶水也沒有。我餓得哇哇直哭。地方政府派人把媽媽和我送到蒙山①腳下的一個山村里。村中有位婦救會長， 是當時魯中軍區的“支前模範”。她也生了個小男孩，那男孩比我大十天。就這樣，那位婦救會長用兩個奶頭餵著兩個孩子。為躲過還鄉團的搜查，她把她的孩子取名大貓，叫我是小貓，說大貓小貓是她生的一對雙胞胎……
媽媽也曾多次對我說過，那婦救會長待人可好啦，有奶水先盡我這小貓咂，寧肯讓大貓餓得哭。媽媽在那婦救會長家中過了滿月，治好了“擺子病”，接著又隨軍南下了……
直到我將近五歲時，那婦救會長才把我送到上海，送到爸媽身旁。當那婦救會長帶著大貓悄悄走了之後，有十幾天的時間，我天天哭著找娘，哭著找大貓哥哥……
“帶在路上吃沒吃完。孩子，吃了不疼撒了疼，用湯泡泡還能吃。”大娘說著，又把那煎餅碴兒往碗裡捧……
我眼裡濕了。此時，只有此時，我才真正明白，粱三喜生前為啥因我扔掉那一個半饅頭而大動肝火啊！
…………
大娘和玉秀安歇後，我打電話報告團政治處值班室，說梁三喜烈士一家已來到連隊。
接電話的是搞報導的高幹事。他告訴我，一個月前，團政治處已給梁大娘和韓玉秀去過兩次信，讓她們來隊時一定帶上樑三喜生前的照片和寫的家信。高幹事讓我務必抓緊時間問一向照片和家信帶來了沒有。因為軍區舉辦的“英雄事跡展覽會”即將開館展出，梁三喜烈士的照片和遺物都太少，軍、師政治部已多次來電話催問此事……
次日早飯後，我又去看望大娘和玉秀。
屋內已坐著幾位戰士和幾位班、排長。玉秀去年(七八年)三月間曾來過連隊，他們跟她早就認識。
玉秀顯得很是年輕，中上等的個兒，身段很勻稱。臉面的確跟靳開來生前說的一樣，酷似在《霓虹燈下的哨兵》中扮演春妮的陶玉玲。秀長的眉眼，細白的麵皮，要不是掛著哀思和淚痕的話，她一定會給人留下一種特別溫柔和恬靜的印象。她上身穿件月白布褂， 下身是青黑色的布褲，褂邊和褲角都用白線鑲起邊兒，鞋上還裱了兩綹白布(後來我才知道，她是按古老的沂蒙風俗，為丈夫服重孝)……
見我進屋，她站起來點了點頭，臉上閃出一絲笑容，算是打招呼。然而，那絲笑就象在暴風雨中開放的鮮花一樣，轉眼便枯萎了，凋謝了，令人格外傷感。
大家都默默地抽菸，好象都不知該對烈土的老母和遺妻說啥才好。
昨天晚上，我已對全連講過， 關於粱三喜留下‘欠帳單”的事，誰要是有意無意地透露給烈士親屬知道，沒二話都要受處分！大家含淚擁護我定的“干法令”……
此時，我琢磨著該怎樣把話題引出來。我想應該先向大娘和玉秀介紹連長在戰場上的英維壯舉，然後再問及照片和家信的事。但一看見床上躺著的那才三個多月的女娃和低頭不語的玉秀，我的心就隱隱絞痛。
如果不是我下到九連搞“曲線調動”，上級派別的指導員來九連的話，粱三喜怎會休不成假啊！那樣即使他在戰場上犧牲了，他與妻子不也能最後見一面嗎？再說，戰場上粱三喜如果不是為了救我，他也不會……
“秀哪，隊伍上不是打信說要三喜的照片啥的。”大娘對玉秀說，“你還不趕緊找出來。”
玉秀忙站起身，從床上拿過個藍底上印著白點點的布包袱，從衣服裡面找出半截舊信封遞給我：“指導員，別的沒有啥。他就留下過這兩張照片。一張是他五歲那年照的，一張是他參軍後照的。”
我接過半截信封，先摸出一張照片，一看是梁三喜的二吋免冠照，這和從他的幹部履歷表中找到的照片，無疑是一個底版。
當我取出第二張照片看時，那變得發黃的照片使我一怔：照片上有位三十五、六歲的農家婦女，墨黑的頭髮，綰著髮髻，慈祥的笑臉，健康豐滿。在她的懷前，偎依著兩個一般大的小男孩。照片上方有行字：
大貓小貓和母親合影留念 1953年5月於上海
“啊！”我象觸了電一樣驚叫一聲。這照片我不也有一張嗎？就夾在我上高小時用的那本相冊里……
我腦子嗡嗡響，轉身對著粱大娘：“大娘，這照片上……”
大娘探過身來，用手指著照片：“這邊這個孩子叫大貓，就是俺那三喜。那邊那個孩子叫小貓，是隊伍上的孩子。這照片，是大娘俺有一年到上海去送小貓時，抱著兩個孩子照的……”
霎時，我覺得眼前一陣發黑，周身象處在飄悠悠的雲端里！呵，命運之神，你安排過芸芸眾生多少幕悲歡離合啊……
在我十幾歲之前，媽媽不止一次對我講過：
那是一九四七年夏，國民黨向山東沂蒙山區發動了重點進攻。孟良崮戰役之後，為徹底粉碎敵人的進攻，我主力部隊外線出擊去了。
這時，我出生了。媽媽生下我第三天，池患了“擺子病”(沂蒙土話：即瘧疾)，一點奶水也沒有。我餓得哇哇直哭。地方政府派人把媽媽和我送到蒙山①腳下的一個山村里。村中有位婦救會長， 是當時魯中軍區的“支前模範”。她也生了個小男孩，那男孩比我大十天。就這樣，那位婦救會長用兩個奶頭餵著兩個孩子。為躲過還鄉團的搜查，她把她的孩子取名大貓，叫我是小貓，說大貓小貓是她生的一對雙胞胎……
媽媽也曾多次對我說過，那婦救會長待人可好啦，有奶水先盡我這小貓咂，寧肯讓大貓餓得哭。媽媽在那婦救會長家中過了滿月，治好了“擺子病”，接著又隨軍南下了……
直到我將近五歲時，那婦救會長才把我送到上海，送到爸媽身旁。當那婦救會長帶著大貓悄悄走了之後，有十幾天的時間，我天天哭著找娘，哭著找大貓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