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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來回看了看周圍說：“你們還要說些什麼呢?”
約索夫也奇怪不已，就連他也第一次碰到了這種事。
過了些日子，有幾個允許站起來了。我還可以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來回走動了。阿爾貝特總是有些憤恨地瞪著我，所以我便很少在房間裡走動。我實在受不了他那種怪異的眼神。有時我便悄悄來到走廊上，可以隨意地走動。
腹部和脊椎受了傷，頭部受了傷的在樓下一層，還有一些是雙腿或雙臂做了截肢手術的。右邊住的是顎骨受傷，中了毒氣，或耳朵、鼻子、脖子有傷的士兵。那些傷了肺、瞎了眼、盆骨被擊中，關節被損傷以及傷勢在腎臟和胃部的都住在左側一邊。看過這些地方就會明白原來人的每一個部位都會中彈受傷的。
有兩個破傷風病人死的時候，面色慘白、身體僵直，其中一個連眼都沒合上，瞪著這個世界就去了。許多床上都吊起傷兵的受傷的四肢，並在下面放一個盆，傷口滲出的膿水便滴到裡面。很快便會積滿，過兩個鐘頭就得倒一次。躺在伸縮繃帶里的人，一頭用一個大鐵磅掛在床上。那些傷到肚腹腸子上的，裡面儘是淤集的糞便。我從醫生文牘員那裡看到一些拍著被粉碎的頭骨、膝蓋和肩膀的X光照片，慘不忍睹。
在一個傷痕累累血肉模糊的身子上，居然還會有一張人的面孔，而且還能證明他還繼續一天天地活著。這真的讓人無法相信。整個德國、法國、俄國會有無數這樣的情形，而這裡卻僅僅是一個部門，一所很普通的醫院罷了，一切事情都在這種險惡的情形中，沒有了去說、去寫、去做的必要，那都是毫無意義的。全部都是瞎編亂造的，不知所云的東西。這種血腥的災難，這種痛苦的折磨極大的嘲諷著有了幾千年悠遠文化的歷史。僅僅一所戰後的醫院便是對戰爭的強烈控訴。
我還是二十歲的年輕小伙子，卻過早地飽嘗著命運的恐懼、絕望、死亡和對傷痛後的茫然之外，對於人生我沒有別的概念。在我眼裡只有麻木無知地順從兇殘，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敵視和爭鬥。而有人卻在創造更精明的武器撰寫更輝煌的文章不斷泡製和延長著他們的仇恨和屠殺。我們那些遍布各方的同齡人都親耳親眼親身經歷了這些事情，現在我們把這件事講訴給我們的父輩們，他們又將作何解釋和答覆呢?倘若戰爭結束了，他們還會對我們有什麼希望呢?我們已在這些年中成為一個個職業的劊子手，只知道殺人。我只懂得人生與死亡是緊密相聯在一起的。此後怎樣?將來我們又會怎樣呢?
萊萬多夫斯基是我們這個病房年歲最大的，已經四十了。他在醫院十個多月了，等著重傷的腹部漸漸治癒。他的傷勢在最近幾個星期開始慢慢好轉，有時還能一瘸一拐地弓著背走幾圈。
她遠在波蘭的妻子給他來一封信。信的內容讓他連續幾天激動不已，信中說，她攢了些錢，準備當做探望他的路費。
她已經出發了，很可能隨時就到，萊萬多夫斯基茶不思飯不想，甚至把只吃了兩三口的赤藍香腸也大方地給了人。那封傳看了幾十遍的信，在他手來不停翻來折去，舉在眼前繞著病房踱來踱去。郵戳的數字日期已經推算過好些次了。手上的油脂和髒物已經把信封上的地址磨得模糊難辨了。萊萬多夫斯基終於熬不住發燒了，只得再躺倒床上焦慮，期盼地等待著。
在他和他妻子分開兩年期間，她有了他的孩子，並一起要帶到這兒來。可有一些別的事卻讓萊萬多夫斯基聯想不斷。他原計劃等老婆來了以後到外邊呆一陣子，畢竟雙方分離得太久，要有條件還是要相互在一塊兒溫存一番，幹些別的事情呢。
我們曾聽過萊萬多夫斯基給我們大量灌輸這種事情。在部隊這又是很公開的。大家都覺得這很正常。有幾個外出過的人說有幾塊很隱蔽的地方，根本沒人知道，甚至有個人還能說出一所很安全的小屋的地址呢。
萊萬多夫斯基愁雲籠罩著，那些主意一點兒用都沒有。對於他來說那種事已成為他生活中惟一的樂趣了。我們看他如此，都安慰他都表示一定能幫助他。
他的妻子是第二天下午趕來的。這個女人羞答答地站著，身材矮小，頭髮紛亂，眼睛在來回尋覓著，她披著一件已經很舊的帶花邊和飾帶的黑斗篷。
她不好意識地站在門口，不停地小聲自言自語著。我們屋裡的六個男人把她給唬住了。
“你進來吧，瑪爾雅，他們都很歡迎你呢。”萊萬多夫斯基居然試著咽下一口唾液沖她說。
她先繞著跟每個人友好地握了握手。她伸手把小孩抱起時，小東西正好把尿布又弄髒了。她從一隻花色手提包里拿一塊布給孩子鋪好墊上。她開始自在一些了，他們便親熱地談起話來。
萊萬多夫斯基心急如焚，總是向我們哀傷無奈地眨眼。
醫生查房過後，比較安全。有時也不過進來一個護士看看便走了。有個人出去觀察了一會兒便朝萊萬多夫斯基點點頭說：“約翰；外邊什麼人都沒有，很安全，你們開始吧。”
他們小聲聊著。那女人不好意思地漲紅了臉。我們擺擺手沖她一笑，告訴她無所謂，別在乎這些。我們才不管那些閒話呢。在這裡被槍彈殘廢的細木工人約翰·萊萬多夫斯基與他的妻子在一起誰曉得下次見面會在什麼時候呢?他們需要好好地親熱親熱了。
約索夫也奇怪不已，就連他也第一次碰到了這種事。
過了些日子，有幾個允許站起來了。我還可以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來回走動了。阿爾貝特總是有些憤恨地瞪著我，所以我便很少在房間裡走動。我實在受不了他那種怪異的眼神。有時我便悄悄來到走廊上，可以隨意地走動。
腹部和脊椎受了傷，頭部受了傷的在樓下一層，還有一些是雙腿或雙臂做了截肢手術的。右邊住的是顎骨受傷，中了毒氣，或耳朵、鼻子、脖子有傷的士兵。那些傷了肺、瞎了眼、盆骨被擊中，關節被損傷以及傷勢在腎臟和胃部的都住在左側一邊。看過這些地方就會明白原來人的每一個部位都會中彈受傷的。
有兩個破傷風病人死的時候，面色慘白、身體僵直，其中一個連眼都沒合上，瞪著這個世界就去了。許多床上都吊起傷兵的受傷的四肢，並在下面放一個盆，傷口滲出的膿水便滴到裡面。很快便會積滿，過兩個鐘頭就得倒一次。躺在伸縮繃帶里的人，一頭用一個大鐵磅掛在床上。那些傷到肚腹腸子上的，裡面儘是淤集的糞便。我從醫生文牘員那裡看到一些拍著被粉碎的頭骨、膝蓋和肩膀的X光照片，慘不忍睹。
在一個傷痕累累血肉模糊的身子上，居然還會有一張人的面孔，而且還能證明他還繼續一天天地活著。這真的讓人無法相信。整個德國、法國、俄國會有無數這樣的情形，而這裡卻僅僅是一個部門，一所很普通的醫院罷了，一切事情都在這種險惡的情形中，沒有了去說、去寫、去做的必要，那都是毫無意義的。全部都是瞎編亂造的，不知所云的東西。這種血腥的災難，這種痛苦的折磨極大的嘲諷著有了幾千年悠遠文化的歷史。僅僅一所戰後的醫院便是對戰爭的強烈控訴。
我還是二十歲的年輕小伙子，卻過早地飽嘗著命運的恐懼、絕望、死亡和對傷痛後的茫然之外，對於人生我沒有別的概念。在我眼裡只有麻木無知地順從兇殘，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敵視和爭鬥。而有人卻在創造更精明的武器撰寫更輝煌的文章不斷泡製和延長著他們的仇恨和屠殺。我們那些遍布各方的同齡人都親耳親眼親身經歷了這些事情，現在我們把這件事講訴給我們的父輩們，他們又將作何解釋和答覆呢?倘若戰爭結束了，他們還會對我們有什麼希望呢?我們已在這些年中成為一個個職業的劊子手，只知道殺人。我只懂得人生與死亡是緊密相聯在一起的。此後怎樣?將來我們又會怎樣呢?
萊萬多夫斯基是我們這個病房年歲最大的，已經四十了。他在醫院十個多月了，等著重傷的腹部漸漸治癒。他的傷勢在最近幾個星期開始慢慢好轉，有時還能一瘸一拐地弓著背走幾圈。
她遠在波蘭的妻子給他來一封信。信的內容讓他連續幾天激動不已，信中說，她攢了些錢，準備當做探望他的路費。
她已經出發了，很可能隨時就到，萊萬多夫斯基茶不思飯不想，甚至把只吃了兩三口的赤藍香腸也大方地給了人。那封傳看了幾十遍的信，在他手來不停翻來折去，舉在眼前繞著病房踱來踱去。郵戳的數字日期已經推算過好些次了。手上的油脂和髒物已經把信封上的地址磨得模糊難辨了。萊萬多夫斯基終於熬不住發燒了，只得再躺倒床上焦慮，期盼地等待著。
在他和他妻子分開兩年期間，她有了他的孩子，並一起要帶到這兒來。可有一些別的事卻讓萊萬多夫斯基聯想不斷。他原計劃等老婆來了以後到外邊呆一陣子，畢竟雙方分離得太久，要有條件還是要相互在一塊兒溫存一番，幹些別的事情呢。
我們曾聽過萊萬多夫斯基給我們大量灌輸這種事情。在部隊這又是很公開的。大家都覺得這很正常。有幾個外出過的人說有幾塊很隱蔽的地方，根本沒人知道，甚至有個人還能說出一所很安全的小屋的地址呢。
萊萬多夫斯基愁雲籠罩著，那些主意一點兒用都沒有。對於他來說那種事已成為他生活中惟一的樂趣了。我們看他如此，都安慰他都表示一定能幫助他。
他的妻子是第二天下午趕來的。這個女人羞答答地站著，身材矮小，頭髮紛亂，眼睛在來回尋覓著，她披著一件已經很舊的帶花邊和飾帶的黑斗篷。
她不好意識地站在門口，不停地小聲自言自語著。我們屋裡的六個男人把她給唬住了。
“你進來吧，瑪爾雅，他們都很歡迎你呢。”萊萬多夫斯基居然試著咽下一口唾液沖她說。
她先繞著跟每個人友好地握了握手。她伸手把小孩抱起時，小東西正好把尿布又弄髒了。她從一隻花色手提包里拿一塊布給孩子鋪好墊上。她開始自在一些了，他們便親熱地談起話來。
萊萬多夫斯基心急如焚，總是向我們哀傷無奈地眨眼。
醫生查房過後，比較安全。有時也不過進來一個護士看看便走了。有個人出去觀察了一會兒便朝萊萬多夫斯基點點頭說：“約翰；外邊什麼人都沒有，很安全，你們開始吧。”
他們小聲聊著。那女人不好意思地漲紅了臉。我們擺擺手沖她一笑，告訴她無所謂，別在乎這些。我們才不管那些閒話呢。在這裡被槍彈殘廢的細木工人約翰·萊萬多夫斯基與他的妻子在一起誰曉得下次見面會在什麼時候呢?他們需要好好地親熱親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