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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舍人是漢武帝時寵幸的優人，他的表演常使武帝賞心悅目。漢武帝對自己的乳母很關照，令她一個月一朝見，又把她兒子封為東武侯，賞賜很多東西。乳母是貪得無厭的人，請求賜田，武帝也允准了，還讓她乘車在馳道上行駛。皇帝的態度，使得公卿大臣都敬重乳母。乳母的子孫奴僕恃寵不守法度，橫行長安，公然在道路上奪人衣服，有關官員請求懲治東武侯家，強令乳母遷徙邊疆居住，漢武帝同意了。乳母在辭別皇帝前先見郭舍人，流了淚，郭舍人給她出主意說，你拜辭皇帝後，急走幾步，然後回一次頭，再走再回頭，表示留戀不舍。乳母按著他的方法去表演，這時郭舍人在旁邊假意大聲地呵責她：去，老太婆，回頭幹什麼，還不快走!現在皇上已經壯大，也用不著吃你的奶了，還用得著你嗎?你還有什麼想頭!郭舍人與乳母的一唱一和，勾起漢武帝對乳母的舊情，憐憫於她，不但不發配她家戍邊，反而處罰了告發的人（《史記·郭舍人傳》)。這裡且撇開郭舍人諷諫內容的正確與否，只是說他的表演是成功的。
周、秦、漢的宮廷藝人的演出，靠著侍奉在帝王左右，借景生情，借題發揮，規諫人主，真正的戲劇內容並不多，這大約與當時戲劇形式不發達有關，而到後世，戲劇發達了，演出內容豐富了，優人的諫喻更容易表達了。
宋代，宮廷藝人可以把時事編為戲劇，演給皇帝后妃觀賞。宋高宗時紹興和議成立，秦檜主持朝政，正人君子對這個屈辱的和議很不滿意，兩個內廷優人適時地表達了這一情緒。和議成功，可是宋徽宗的屍體和宋欽宗還留在金朝，宋人視他們為『二聖』，現在江南偏安了，他們還在災難中，人心不平。兩個優人演戲，一人扮作侍者，捧著太師椅，安排座位，一人扮作秦檜，兩耳戴著大金環，垂到前肩，穿著朝服緩步上場。侍者問你耳朵上戴的是什麼東西，回說是『二勝環』，侍者一面上前把兩個耳環改放到那人的背後，一面說你坐太師椅受用吧，二勝環丟到腦後算了。『勝』、『聖』諧音，優人以『二勝』環表示『二聖』——徽、欽二宗，意在說明不應忘記舊主，諷刺秦檜賣主求榮。
宋寧宗時平章軍國事韓侂胄掌權，朝班在丞相之上，三省印信皆歸入他的府邸，公事就在府里處理，有時假作御筆辦事，『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群臣也不敢揭露他的擅權（《宋史·韓侂胄傳》）。可是伶人王公瑾在一次內廷宴會上，借著演戲，說出台詞：『今日之事，政如客人賣傘，不油裡面。』（《兩般秋雨庵隨筆》）雨傘只油外面，所以外面比裡面好，王公瑾藉此把皇權比作裡面，相權比作外面，明說裡面不如外面，暗示韓侂胄的擅權，警告宋寧宗有大權旁落的危險。宰相史彌遠誅殺韓侂胄，擁立宋理宗。他也是『擅權用事，專任壬』(《宋史·史彌遠傳》)，小人奔走其門，以謀升官發財，惹得伶人看不慣，借著內廷演劇諷刺他。優伶一人扮作孔子，深深地嘆息，一人扮成子貢，問老師為什麼那樣的懮愁，一人裝作顏回，代為回答說：『夫子之道，仰彌高，鑽彌堅，未知何日望見，是以嘆耳。』子貢說：『子誤矣，今日之事，鑽彌堅何益，只須鑽彌遠足矣。』（《兩般秋雨庵隨筆》）『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是見於《論語》的顏回說的話，意思是孔夫子的思想深不可測，言不可窮盡。伶人因史彌遠之名，與『彌高』、『彌堅』有一同字，遂借顏回的『彌高』、『彌堅』的話，道出彌遠來，諷刺小人鑽營於史彌遠門下，同時也揭示史彌遠的擅權，表示深為朝廷擔懮。南宋的宮廷伶人懮慮國事，借著表演道出他們的心思，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改良朝政。
宮廷藝人的諷諫戲還很多，如五代的敬新磨、明代的阿丑等人，我們將在別的篇目中敘說，這裡從略。
宮廷優伶的諷諫戲，就其內容講有兩種類型，一是針對君主的暴戾和朝政的弊端，向君主提出問題，敲起警鐘，以免他的暴虐無道惡性發展，或者避免奸臣擅權所造成的政治混亂；再一種是郭舍人式的，給惡人出謀劃策，助紂為虐。兩種類型中，以前者居絕大多數，後一種很少。事實上是以前者為主流，也是宮廷諷諫戲的特點。看來，指斥時弊的諷諫戲是我國戲劇史上的一個傳統，千百年相沿不衰。這是一種好傳統，因其內容是健康的，積極向上的，它要求統治者改變惡劣的品行，不得肆意淫樂，不得因此而濫用民力物力，它還希望統治者糾正錯誤的政策，打擊擅權者，使政治走向正常的軌道，避免發生政變或大的戰亂。這種要求直接目的是為實現君主致治，但做到這一點對民眾的安定生活有好處，所以它又反映了民眾的願望。既是優良傳統，就應當珍惜，就不宜拋棄。任何時代總有其陰暗面，只有揭露了，才能醫治它，社會才好更迅速地前進。宮廷時事諷諫戲，就是干預生活，古人做得到，封建專制時代做得到，現代人更應能夠做到，現代的社會制度更應該允許做到，今人只有做得更好才算不愧對先人的這份珍貴遺產。
君主的納諫，專制制度和統治階級本質決定其很難做得好，納諫的君主異常少見，但是也總有那麼幾個帝王有納諫的雅量，這也是不應當忽視的。社會在發展進步，專制在削弱，民主在增強，因此『納諫』的在增多，有的已經不是納諫的問題，而是民主決定，必須執行。如果連納諫的雅量都缺乏，可以想像是把自己處於什麼地位了，是落後到何種時代了。對於那些敢於諫諍的優伶，那些勇於納諫的帝王，不應當有所尊敬，有所學習嗎?宮中演出諷諫戲的人，或者是隸屬於官府的樂人，他們身在官籍，必須承擔這種差使，他們身份卑微，屬於賤民，是所謂『賤優』；或者是宦官，為刑餘之人，也是人們所不齒的。這類卑賤的人，卻能主動演出諷諫戲，至少具備了三種條件。第一，能看出君主和時政的弊端，抓得准，這是有見識；第二，不怕君主的淫威，不怕被譏訕的官員的打擊，敢於太歲頭上動土，這是有膽量；第三，這些諷諫是借用藝術形式表現出來的，對被批評者刺激性小，讓人在娛樂中接受批評，這是有才藝。這三方面結合，就產生了宮廷諷諫戲。這些表演者人雖卑微，但做的事很高尚，何況還做得成功，所以不能以身份地位來評論人。身份不高的人，做的事有意義，就應當受人尊敬；身份高貴的，做了壞事，也要受到譴責。問題不在身份，各種社會地位的人都應當努力做好事。我們民族以身份地位衡量人的傳統的等級觀念，很需要徹底破除。
周、秦、漢的宮廷藝人的演出，靠著侍奉在帝王左右，借景生情，借題發揮，規諫人主，真正的戲劇內容並不多，這大約與當時戲劇形式不發達有關，而到後世，戲劇發達了，演出內容豐富了，優人的諫喻更容易表達了。
宋代，宮廷藝人可以把時事編為戲劇，演給皇帝后妃觀賞。宋高宗時紹興和議成立，秦檜主持朝政，正人君子對這個屈辱的和議很不滿意，兩個內廷優人適時地表達了這一情緒。和議成功，可是宋徽宗的屍體和宋欽宗還留在金朝，宋人視他們為『二聖』，現在江南偏安了，他們還在災難中，人心不平。兩個優人演戲，一人扮作侍者，捧著太師椅，安排座位，一人扮作秦檜，兩耳戴著大金環，垂到前肩，穿著朝服緩步上場。侍者問你耳朵上戴的是什麼東西，回說是『二勝環』，侍者一面上前把兩個耳環改放到那人的背後，一面說你坐太師椅受用吧，二勝環丟到腦後算了。『勝』、『聖』諧音，優人以『二勝』環表示『二聖』——徽、欽二宗，意在說明不應忘記舊主，諷刺秦檜賣主求榮。
宋寧宗時平章軍國事韓侂胄掌權，朝班在丞相之上，三省印信皆歸入他的府邸，公事就在府里處理，有時假作御筆辦事，『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群臣也不敢揭露他的擅權（《宋史·韓侂胄傳》）。可是伶人王公瑾在一次內廷宴會上，借著演戲，說出台詞：『今日之事，政如客人賣傘，不油裡面。』（《兩般秋雨庵隨筆》）雨傘只油外面，所以外面比裡面好，王公瑾藉此把皇權比作裡面，相權比作外面，明說裡面不如外面，暗示韓侂胄的擅權，警告宋寧宗有大權旁落的危險。宰相史彌遠誅殺韓侂胄，擁立宋理宗。他也是『擅權用事，專任壬』(《宋史·史彌遠傳》)，小人奔走其門，以謀升官發財，惹得伶人看不慣，借著內廷演劇諷刺他。優伶一人扮作孔子，深深地嘆息，一人扮成子貢，問老師為什麼那樣的懮愁，一人裝作顏回，代為回答說：『夫子之道，仰彌高，鑽彌堅，未知何日望見，是以嘆耳。』子貢說：『子誤矣，今日之事，鑽彌堅何益，只須鑽彌遠足矣。』（《兩般秋雨庵隨筆》）『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是見於《論語》的顏回說的話，意思是孔夫子的思想深不可測，言不可窮盡。伶人因史彌遠之名，與『彌高』、『彌堅』有一同字，遂借顏回的『彌高』、『彌堅』的話，道出彌遠來，諷刺小人鑽營於史彌遠門下，同時也揭示史彌遠的擅權，表示深為朝廷擔懮。南宋的宮廷伶人懮慮國事，借著表演道出他們的心思，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改良朝政。
宮廷藝人的諷諫戲還很多，如五代的敬新磨、明代的阿丑等人，我們將在別的篇目中敘說，這裡從略。
宮廷優伶的諷諫戲，就其內容講有兩種類型，一是針對君主的暴戾和朝政的弊端，向君主提出問題，敲起警鐘，以免他的暴虐無道惡性發展，或者避免奸臣擅權所造成的政治混亂；再一種是郭舍人式的，給惡人出謀劃策，助紂為虐。兩種類型中，以前者居絕大多數，後一種很少。事實上是以前者為主流，也是宮廷諷諫戲的特點。看來，指斥時弊的諷諫戲是我國戲劇史上的一個傳統，千百年相沿不衰。這是一種好傳統，因其內容是健康的，積極向上的，它要求統治者改變惡劣的品行，不得肆意淫樂，不得因此而濫用民力物力，它還希望統治者糾正錯誤的政策，打擊擅權者，使政治走向正常的軌道，避免發生政變或大的戰亂。這種要求直接目的是為實現君主致治，但做到這一點對民眾的安定生活有好處，所以它又反映了民眾的願望。既是優良傳統，就應當珍惜，就不宜拋棄。任何時代總有其陰暗面，只有揭露了，才能醫治它，社會才好更迅速地前進。宮廷時事諷諫戲，就是干預生活，古人做得到，封建專制時代做得到，現代人更應能夠做到，現代的社會制度更應該允許做到，今人只有做得更好才算不愧對先人的這份珍貴遺產。
君主的納諫，專制制度和統治階級本質決定其很難做得好，納諫的君主異常少見，但是也總有那麼幾個帝王有納諫的雅量，這也是不應當忽視的。社會在發展進步，專制在削弱，民主在增強，因此『納諫』的在增多，有的已經不是納諫的問題，而是民主決定，必須執行。如果連納諫的雅量都缺乏，可以想像是把自己處於什麼地位了，是落後到何種時代了。對於那些敢於諫諍的優伶，那些勇於納諫的帝王，不應當有所尊敬，有所學習嗎?宮中演出諷諫戲的人，或者是隸屬於官府的樂人，他們身在官籍，必須承擔這種差使，他們身份卑微，屬於賤民，是所謂『賤優』；或者是宦官，為刑餘之人，也是人們所不齒的。這類卑賤的人，卻能主動演出諷諫戲，至少具備了三種條件。第一，能看出君主和時政的弊端，抓得准，這是有見識；第二，不怕君主的淫威，不怕被譏訕的官員的打擊，敢於太歲頭上動土，這是有膽量；第三，這些諷諫是借用藝術形式表現出來的，對被批評者刺激性小，讓人在娛樂中接受批評，這是有才藝。這三方面結合，就產生了宮廷諷諫戲。這些表演者人雖卑微，但做的事很高尚，何況還做得成功，所以不能以身份地位來評論人。身份不高的人，做的事有意義，就應當受人尊敬；身份高貴的，做了壞事，也要受到譴責。問題不在身份，各種社會地位的人都應當努力做好事。我們民族以身份地位衡量人的傳統的等級觀念，很需要徹底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