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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二月辛未，監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屍，惟較酒肴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朱元璋因而令禮官制定官民喪禮(《明太祖實錄》卷三十七)。江南喪葬尚且如此遵從蒙古人的禮俗，在北方流行得應更加厲害了。
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壬寅，朱元璋鑑於『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為禮』，乃令中書省和禮部定官民揖拜禮。主管官員遵令定出相應制度，於是『一切胡禮悉禁勿用』(《明太祖實錄》卷七十）。這種人生的通常禮節的不同，也是不同民族生活習慣的一個內容。
漢族統治者對漢人的接受少數民族生活方式，大體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唐朝式的，比較開明，干預較少。唐初統治者富有政治氣魄，武功強盛，敢於大量啟用少數民族成員，對被它打敗的突厥人給予信任，貞觀間突厥人被封為將軍及在中央的五品以上官員一百多人，同漢人朝臣幾乎相等(《通典·邊防》）。唐太宗用突厥貴族阿史那忠為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宮禁，人們把他們的相得比作漢武帝與金日的關係(《新唐書·阿史那忠傳》）。太宗任用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檢校北門左屯營，即典兵於宮苑內，太宗死，他要求殉葬，可見君臣關係之深(《新唐書·阿史那社爾傳》)。太宗又用契苾何力為左領軍將軍，命他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太宗死他也請求身殉(《新唐書》)。他們死後都陪葬太宗昭陵。
筆者曾於1977年秋天去昭陵參觀，獲知阿史那忠墓已發掘，欣賞了他墓中出土的壁畫。昭陵前有十四君長石像，象徵著各個少數民族擁戴這位『天可汗』。唐太宗受到尊崇是理所當然的，敢於任用敵對的『異類』為自己的侍衛，可以想見他有多大的政治膽量了。有此膽識，對於少數民族文明、生活方式何懼之有!所以唐初這樣的君主及其開放性政策，就促進了漢人吸收少數民族文明。這種吸收是必要的，它豐富漢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提高人們的生活情趣，發展中國各民族文化，增強中國民族活力，有利於社會進步。唐太宗這些君主有自信力，相信漢人文化的高水平，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不怕被別人同化，因而敢於採取相應的對待少數民族或外國的政策。
另一種類型，如宋仁宗式的，害怕漢人接觸、接受其他民族的文明。其實，越怕越不行，北宋地大人多而國勢虛弱，打不過強敵遼朝，對西夏也不能取勝，最終亡於新興的女真人之手。所以北宋保守本民族固有文明，並沒有長期保住自己的政權。相反，我們看到北宋初年對手遼朝卻是比較開放的，在保持本民族特點的同時，允許契丹人學習漢人生活方式，並且從皇室做起。遼朝根據國情，實行南、北兩面官制，南面官治理漢人，北面官治理契丹人和其他北方少數民族，與此相適應，官員採取與其所治理的民族人民相同的生活方式，而不管官員本身是哪一個民族的人。遼太宗會同(937～945)間規定朝服，太后、北面官穿契丹服，皇帝、南面官著漢服，若契丹人做南面官，也用漢服；遼景宗干亨(979～982)以後，舉行大典時，三品以上北面官也穿漢裝；興宗重熙(1032～1054)以後，凡舉行大典，所有的人都著漢裝(《遼史·儀衛志》、《遼史·太宗紀》）。遼朝並不那麼怕漢化，北宋何必那樣懼怕遼朝的文明，這是弱者的心理反映。有恐懼感的弱者，只有擺脫自身的心理負擔，奮發圖強，才會趕上強者，使自身也成為強者。
各個民族都有其優秀文化，都有可供他民族吸取的東西，漢族從少數民族文化中補充養料，少數民族汲取漢族文明，互相取長補短，這種民族文化的融合，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水平。我們今天的中國文化，是漢族與各少數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的結果，包涵了各民族的文化。在我國歷史上，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不盡相同，水平也不一致，因而使一些漢人形成一種錯覺，以為少數民族缺乏文明，其實是不了解歷史，不知道古代就有民族文化融合的事實，就有漢人積極接受少數民族文明的事實。只看到少數民族文明中落後的成分，不作全面認識，是缺乏知識的表現，切勿以己之無知誤認他人為愚昧!中國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傳統，需要很好地發揚。
第八節 會稽公主與劉裕納衣
會稽公主，名劉興弟，父南朝宋高祖劉裕，母劉裕嫡妻武敬臧皇后。她是長女，劉裕建宋後封她為會稽公主。
魏晉勞動者裝束劉裕，丹徒人，青年時家境清貧，打蘆草，捕魚，以維持生活，欠人家社錢還不起，穿的是妻子臧氏做的『納布襖』。
他在東晉富貴之後以及做了皇帝後，生活上清簡寡慾，官員給他做腳蹬子，要用鍍銀的釘子，他不允許，說用鐵釘就很好了。他的女兒們出嫁，送錢不多，也沒有錦繡金玉的妝奩。他的整個生活是『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宋書·武帝紀》)。侍中袁讚揚他節儉，他卻說：『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非常滿足他的物質生活了。臧氏當了貴婦人之後，也是『器服粗素』（《宋書·后妃傳》）。劉裕地位變化，怕後人不知省儉和謹慎，特意把舊的納布衫襖交給會稽公主保存，同時說：『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宋書·徐湛之傳》)給長女教導弟妹的權力，並以往日的貧苦作為家訓的資料。會稽公主於是將納布衣珍藏起來。
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壬寅，朱元璋鑑於『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為禮』，乃令中書省和禮部定官民揖拜禮。主管官員遵令定出相應制度，於是『一切胡禮悉禁勿用』(《明太祖實錄》卷七十）。這種人生的通常禮節的不同，也是不同民族生活習慣的一個內容。
漢族統治者對漢人的接受少數民族生活方式，大體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唐朝式的，比較開明，干預較少。唐初統治者富有政治氣魄，武功強盛，敢於大量啟用少數民族成員，對被它打敗的突厥人給予信任，貞觀間突厥人被封為將軍及在中央的五品以上官員一百多人，同漢人朝臣幾乎相等(《通典·邊防》）。唐太宗用突厥貴族阿史那忠為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宮禁，人們把他們的相得比作漢武帝與金日的關係(《新唐書·阿史那忠傳》）。太宗任用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檢校北門左屯營，即典兵於宮苑內，太宗死，他要求殉葬，可見君臣關係之深(《新唐書·阿史那社爾傳》)。太宗又用契苾何力為左領軍將軍，命他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太宗死他也請求身殉(《新唐書》)。他們死後都陪葬太宗昭陵。
筆者曾於1977年秋天去昭陵參觀，獲知阿史那忠墓已發掘，欣賞了他墓中出土的壁畫。昭陵前有十四君長石像，象徵著各個少數民族擁戴這位『天可汗』。唐太宗受到尊崇是理所當然的，敢於任用敵對的『異類』為自己的侍衛，可以想見他有多大的政治膽量了。有此膽識，對於少數民族文明、生活方式何懼之有!所以唐初這樣的君主及其開放性政策，就促進了漢人吸收少數民族文明。這種吸收是必要的，它豐富漢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提高人們的生活情趣，發展中國各民族文化，增強中國民族活力，有利於社會進步。唐太宗這些君主有自信力，相信漢人文化的高水平，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不怕被別人同化，因而敢於採取相應的對待少數民族或外國的政策。
另一種類型，如宋仁宗式的，害怕漢人接觸、接受其他民族的文明。其實，越怕越不行，北宋地大人多而國勢虛弱，打不過強敵遼朝，對西夏也不能取勝，最終亡於新興的女真人之手。所以北宋保守本民族固有文明，並沒有長期保住自己的政權。相反，我們看到北宋初年對手遼朝卻是比較開放的，在保持本民族特點的同時，允許契丹人學習漢人生活方式，並且從皇室做起。遼朝根據國情，實行南、北兩面官制，南面官治理漢人，北面官治理契丹人和其他北方少數民族，與此相適應，官員採取與其所治理的民族人民相同的生活方式，而不管官員本身是哪一個民族的人。遼太宗會同(937～945)間規定朝服，太后、北面官穿契丹服，皇帝、南面官著漢服，若契丹人做南面官，也用漢服；遼景宗干亨(979～982)以後，舉行大典時，三品以上北面官也穿漢裝；興宗重熙(1032～1054)以後，凡舉行大典，所有的人都著漢裝(《遼史·儀衛志》、《遼史·太宗紀》）。遼朝並不那麼怕漢化，北宋何必那樣懼怕遼朝的文明，這是弱者的心理反映。有恐懼感的弱者，只有擺脫自身的心理負擔，奮發圖強，才會趕上強者，使自身也成為強者。
各個民族都有其優秀文化，都有可供他民族吸取的東西，漢族從少數民族文化中補充養料，少數民族汲取漢族文明，互相取長補短，這種民族文化的融合，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水平。我們今天的中國文化，是漢族與各少數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的結果，包涵了各民族的文化。在我國歷史上，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不盡相同，水平也不一致，因而使一些漢人形成一種錯覺，以為少數民族缺乏文明，其實是不了解歷史，不知道古代就有民族文化融合的事實，就有漢人積極接受少數民族文明的事實。只看到少數民族文明中落後的成分，不作全面認識，是缺乏知識的表現，切勿以己之無知誤認他人為愚昧!中國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傳統，需要很好地發揚。
第八節 會稽公主與劉裕納衣
會稽公主，名劉興弟，父南朝宋高祖劉裕，母劉裕嫡妻武敬臧皇后。她是長女，劉裕建宋後封她為會稽公主。
魏晉勞動者裝束劉裕，丹徒人，青年時家境清貧，打蘆草，捕魚，以維持生活，欠人家社錢還不起，穿的是妻子臧氏做的『納布襖』。
他在東晉富貴之後以及做了皇帝後，生活上清簡寡慾，官員給他做腳蹬子，要用鍍銀的釘子，他不允許，說用鐵釘就很好了。他的女兒們出嫁，送錢不多，也沒有錦繡金玉的妝奩。他的整個生活是『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宋書·武帝紀》)。侍中袁讚揚他節儉，他卻說：『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非常滿足他的物質生活了。臧氏當了貴婦人之後，也是『器服粗素』（《宋書·后妃傳》）。劉裕地位變化，怕後人不知省儉和謹慎，特意把舊的納布衫襖交給會稽公主保存，同時說：『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宋書·徐湛之傳》)給長女教導弟妹的權力，並以往日的貧苦作為家訓的資料。會稽公主於是將納布衣珍藏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