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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國的閽者，雖然不知道是否為閹人（是閹人的可能性很大，左傳里已經有很多寺人，即閹人行動的記載，都是國君身邊的人），但沒有證據表明邾君對他有所寵信。同樣，對於孫亮身邊的那位小黃門，似乎也不可能很得寵，一來孫亮是史書上記載的聰明正直之主，從無信寵宦官的記錄，否則他被權臣廢的時候，這一條肯定會被當作一大罪狀；二來那位小黃門如果真的受寵的話，估計庫吏也不至於連一點蜜都不肯給他。就是這樣兩個根本談不上得寵的帝王身邊人，居然鬧出了大事，出人命的大事。前一個故事，僅僅由於夷射姑大夫沒有及時到案，而且邾君性子又過於急，才陰差陽錯，死了國君逃過了本該丟命或者亡命的大臣；後一個故事，如果不是攤上聰明的孫亮，那麼十有八九，得罪了小黃門的庫吏，小命是保不住的，弄不好還要連累家人。
劉安升天成仙的時候，把家裡的雞犬也都帶了上去，在仙人周圍過活，哪怕再低賤，也沾了仙氣。同理，處在權力核心的人，無論你是幹什麼的，能否得到有權者的信任，哪怕是燒飯、理髮、看門的，也都有可能沾了“權氣”，得罪不起。不知什麼時候，什麼機會，使一個小絆兒，就能送了你的命。只要人家在有權者身邊，而且這個有權者的權力又足夠的大，而且足夠的霸道，那麼這種機會就非常多，多到令人防不勝防的地步。
小人不可得罪(2)
所以，無論皇帝是否明白，是否寵信宦官，給皇帝當差辦事的人，都不敢輕易得罪這些原本地位低下而且缺少關鍵零件的人。
洋人遇見兵
俗話說，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其實，洋人遇見兵，有時也挺麻煩的。庚子以後的中國兵，對洋人很怵，一方面被八國聯軍打怕了，一方面擔心人家再說自己是拳匪，不文明。所以，即便在革命時期，交戰雙方的革命黨和清軍，都競相保護洋人，動粗的時候，只要碰上洋人，不管西洋還是東洋，都客氣極了，革命軍滿大街追著人剪辮子，碰上給洋人當差的不樂意，只要洋人出來說句話，辮子就留下了，還要道聲歉。
不過，誤會總會有，尤其在打仗的時候，西洋人還好說，畢竟長相有別，東洋人就麻煩，一個不留神，弄錯了，就有麻煩。
辛亥革命後不久，袁世凱和革命黨人就鬧翻了，革命黨二次革命，南京鬧得最凶，先後兩次槍聲響起，打了又打。袁世凱用來鎮壓南京革命黨人的幹將，是號稱辮帥的張勳。張勳拖辮子，是為了表示愛皇帝，滿清的皇帝，張勳和手下的辮子兵，辮子粗，手也狠，打散了革命黨人，張勳放假三日，放手讓這些丘八在城裡燒殺搶掠，一時中外輿論大嘩。放肆夠了的辮子兵，整隊集合的時候，張大帥一點名，發現人少了很多，原來不少人搶夠了就開溜回家享福去了。兵少了，但張勳卻堂而皇之地住進了從前的兩江總督府，每日吹號放炮，過過民國的“兩江總督”的乾癮。
然而，沒想到辮子兵燒殺殺過了頭，把三個日本人也報銷了，惹出了外交事端，日本公使不依不饒，非要把張大帥撤職查辦不可，外務部好說歹說，千陪情萬陪錢，才保住了張勳的官位，但是條件是，張大帥必須放下身段，親自率領辮子兵，到南京的日本領事館道歉。辮子兵遇見洋人，凶不起來，儘管有一萬個不情願，張勳只好帶著部下，拖著辮子到日本領事館道歉，鞠躬如儀之後，日本領事指著張勳腦後的大辮子說：這玩意不衛生。
不衛生的大辮子，張大帥後來一直拖著，不過，從此以後學乖了，不再誤傷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復辟時期，也是如此。所以，復辟失敗，才可以躲進荷蘭使館，在洋人護佑下，全身而退。
愛皇帝愛得不得了的張勳，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來，很是委屈，討厭皇帝討厭得不得了的馮玉祥，也遭遇過洋人，同樣是東洋人，卻有幾分瀟灑連帶幾分滑稽。那是在幾年之後，身為旅長的馮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鎮守使，其時，中國的民族主義正在興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於是推領事去找馮玉祥，要求制止反日行為，保護日本商人。馮玉祥痛快地承諾，每個日本商店派兩個士兵“守護”，荷槍實彈，刺刀明晃晃的，只要有人進店，士兵就前去盤查，一來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門可羅雀，日本商人受不了，只好請求撤去保護，民眾反日的事兒，也不好提了。
北洋時期，是個軍閥自己對自己的官銜說了算的時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個手握兵權的軍閥的官職，比登天還難，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出此下策，即便出來這個下策，實際上也執行不了，對軍閥而言，大不了去一個空頭銜，但對中央政府而言，卻添一個敵人。滿清時代，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煩，公使到總理衙門一交涉，中央政府一個命令，地方都害怕，軍人也不例外，只有讓步“保護”的份。但北洋時期這種事有點行不通，只要地方軍閥安心找洋人的晦氣，中央也無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頭，派兵過來，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大動干戈，所以，碰上馮玉祥這樣的人，不僅派兵“保護”過日本人，而且據說還動過粗，跟鬼子罵過街，洋鬼子也拿他沒辦法。實際上，其實當時只要張勳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個委屈。不過話又說回來，對於那些見了洋人硬氣不起來的人而言，不管什麼時候，也不管自己什麼地位，攤上事兒，遇見洋人，總歸要低頭。
劉安升天成仙的時候，把家裡的雞犬也都帶了上去，在仙人周圍過活，哪怕再低賤，也沾了仙氣。同理，處在權力核心的人，無論你是幹什麼的，能否得到有權者的信任，哪怕是燒飯、理髮、看門的，也都有可能沾了“權氣”，得罪不起。不知什麼時候，什麼機會，使一個小絆兒，就能送了你的命。只要人家在有權者身邊，而且這個有權者的權力又足夠的大，而且足夠的霸道，那麼這種機會就非常多，多到令人防不勝防的地步。
小人不可得罪(2)
所以，無論皇帝是否明白，是否寵信宦官，給皇帝當差辦事的人，都不敢輕易得罪這些原本地位低下而且缺少關鍵零件的人。
洋人遇見兵
俗話說，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其實，洋人遇見兵，有時也挺麻煩的。庚子以後的中國兵，對洋人很怵，一方面被八國聯軍打怕了，一方面擔心人家再說自己是拳匪，不文明。所以，即便在革命時期，交戰雙方的革命黨和清軍，都競相保護洋人，動粗的時候，只要碰上洋人，不管西洋還是東洋，都客氣極了，革命軍滿大街追著人剪辮子，碰上給洋人當差的不樂意，只要洋人出來說句話，辮子就留下了，還要道聲歉。
不過，誤會總會有，尤其在打仗的時候，西洋人還好說，畢竟長相有別，東洋人就麻煩，一個不留神，弄錯了，就有麻煩。
辛亥革命後不久，袁世凱和革命黨人就鬧翻了，革命黨二次革命，南京鬧得最凶，先後兩次槍聲響起，打了又打。袁世凱用來鎮壓南京革命黨人的幹將，是號稱辮帥的張勳。張勳拖辮子，是為了表示愛皇帝，滿清的皇帝，張勳和手下的辮子兵，辮子粗，手也狠，打散了革命黨人，張勳放假三日，放手讓這些丘八在城裡燒殺搶掠，一時中外輿論大嘩。放肆夠了的辮子兵，整隊集合的時候，張大帥一點名，發現人少了很多，原來不少人搶夠了就開溜回家享福去了。兵少了，但張勳卻堂而皇之地住進了從前的兩江總督府，每日吹號放炮，過過民國的“兩江總督”的乾癮。
然而，沒想到辮子兵燒殺殺過了頭，把三個日本人也報銷了，惹出了外交事端，日本公使不依不饒，非要把張大帥撤職查辦不可，外務部好說歹說，千陪情萬陪錢，才保住了張勳的官位，但是條件是，張大帥必須放下身段，親自率領辮子兵，到南京的日本領事館道歉。辮子兵遇見洋人，凶不起來，儘管有一萬個不情願，張勳只好帶著部下，拖著辮子到日本領事館道歉，鞠躬如儀之後，日本領事指著張勳腦後的大辮子說：這玩意不衛生。
不衛生的大辮子，張大帥後來一直拖著，不過，從此以後學乖了，不再誤傷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復辟時期，也是如此。所以，復辟失敗，才可以躲進荷蘭使館，在洋人護佑下，全身而退。
愛皇帝愛得不得了的張勳，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來，很是委屈，討厭皇帝討厭得不得了的馮玉祥，也遭遇過洋人，同樣是東洋人，卻有幾分瀟灑連帶幾分滑稽。那是在幾年之後，身為旅長的馮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鎮守使，其時，中國的民族主義正在興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於是推領事去找馮玉祥，要求制止反日行為，保護日本商人。馮玉祥痛快地承諾，每個日本商店派兩個士兵“守護”，荷槍實彈，刺刀明晃晃的，只要有人進店，士兵就前去盤查，一來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門可羅雀，日本商人受不了，只好請求撤去保護，民眾反日的事兒，也不好提了。
北洋時期，是個軍閥自己對自己的官銜說了算的時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個手握兵權的軍閥的官職，比登天還難，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出此下策，即便出來這個下策，實際上也執行不了，對軍閥而言，大不了去一個空頭銜，但對中央政府而言，卻添一個敵人。滿清時代，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煩，公使到總理衙門一交涉，中央政府一個命令，地方都害怕，軍人也不例外，只有讓步“保護”的份。但北洋時期這種事有點行不通，只要地方軍閥安心找洋人的晦氣，中央也無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頭，派兵過來，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大動干戈，所以，碰上馮玉祥這樣的人，不僅派兵“保護”過日本人，而且據說還動過粗，跟鬼子罵過街，洋鬼子也拿他沒辦法。實際上，其實當時只要張勳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個委屈。不過話又說回來，對於那些見了洋人硬氣不起來的人而言，不管什麼時候，也不管自己什麼地位，攤上事兒，遇見洋人，總歸要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