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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惹禍的舌頭,是跟領導過不去的那種。上司說東,他偏說西,上司說西瓜好,他偏說南瓜也不錯。中國文人因為管不住舌頭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獄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訓的,就是斷不了根。這樣的人,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覺得皇帝做的不對,給皇帝提意見的,學名叫諍諫。一種是自說自話,發非常奇異可怪之論,不僅皇帝聽了不順耳,連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一種比較常見,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設有專門官員,專職幹這個。但別的官員如果想要說點什麼,在理論上也是可以的。這種事情,平常往往不顯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時期,或者趕上了非常之人,就動靜特別的大。比如東漢後半段,外戚、宦官換著專權,把官爵拿出來當街叫賣,於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後繼地出來說話,太學生們也跟著起鬨,鬧學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動用專政工具,打的打,殺的殺,抄的抄,趕的趕。明朝中葉以後,宦官再一次專權,這一次更厲害,乾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來,結社集會,不依不饒。當然朝廷也更有辦法,乾脆扒了褲子當廷打屁股,一直到打到稀爛,斷了氣。

  然而,真正令統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頭,是那種雖然未必就具體的朝政說三道四,但是卻對統治的意識形態不敬的,所謂,“得罪名教”者。東漢的王充,非孔刺孟,由於當時法網不嚴,讓他滑了過去。接下來孔融仗著自己是聖人之後,混說什麼:父子之間有什麼親情道義,當爹的製造孩子,當初無非是出於情慾,而子之於母,就像瓶子裡面盛東西,東西出來了就兩不相干。結果被曹操辦了,連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併提前見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贄,讀了幾本佛經,就混說亂道,說《論語》、《孟子》無非是聖人門下的懵懂弟子胡亂記的筆記,有頭無尾,殘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雖然歷代都儒表法裡,行申(不害)、韓(非)之政,但卻不能說破,偏這個李贄,公開說申韓的好話,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於是,李贄以古稀之年,被捉將官里去,斷送了老頭皮。清朝文字獄最盛,但絕大多數無非是皇帝自己神經過敏,白日見鬼,只有呂留良、曾靜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呂留良(圖33)在講學中高揚民族大義,鼓吹反清,雖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華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於是,已經死掉的呂留良,被挫骨揚灰,呂氏一族,滿門抄斬,嚓。

  文人的舌頭(2)

  看來,文人最大的禍患,在於有一條不合時宜,而且又能說出點名堂的舌頭,把這樣的舌頭割了餵狗,天下就太平了。

  小人不可得罪(1)

  無論是在皇帝還是大臣的眼裡,宦官(即我們平常所說的太監)不過是伺候人、打雜跑腿的下人差役。由於所伺候的對象是皇帝,或者皇族的王爺(在沒有皇帝之前是周天子或者諸侯),這些享有眾多妻妾的人,恰好對自己的性占有權特別在意,或者特別沒有自信,所以,這些伺候人的人,被摘掉了命根子,成了閹人。

  對於宦官,歷史評價負面的多,宦官專權被史家列為歷代王朝三大禍患之首,每每提起趙高、十常侍、劉謹、魏忠賢之輩,大家都恨的牙根痒痒,到今天也余恨難消。不過,宦官專權必然有昏君當朝,宦官的惡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絕對的正相關,也就是說,宦官專權之權,實際上是從昏君那裡躉來的。專權的宦官讓人怕,不專權的宦官同樣令人忌憚三分。縱然是嚴嵩這樣的權臣,上朝的時候也得對旁邊伺候的小太監拱拱手才上去。有清一朝,鑑於前朝之弊,對宦官干政防範特嚴,但聰明的大臣對於皇帝身邊的太監卻一直陪著小心,甚至刻意籠絡,絕對不敢怠慢。箇中的道理,最近讀史讀到的兩個故事也許能說明一二。

  一個來自《左傳》,是定公三年的事兒。一個小國邾國的國君邾莊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姑飲酒,喝得差不多的當口,夷射姑出來小便,看門人(閽者)問他討肉吃,大概凡是君臣飲酒的時候,大夫都會順便給看門人點什麼吃的,可是,夷射姑已經有點醉意了,不但不給肉,還一把搶過看門人手裡的木杖,敲人家的頭。喝罷了酒,夷射姑離去,第二天,看門人用水把門庭弄濕,邾莊公從房間裡出來,看見門庭里是濕的,問看門人怎麼回事,看門人說,這是夷射姑撒的尿。邾莊公恰好是個有潔癖而且性急之人,馬上下令把夷射姑抓起來,從人出去以後,不知怎麼,半天沒有抓到,邾莊公急的直跳腳,一個絆子摔到火爐上,“爛,遂卒”,一命嗚呼。一泡似是而非的尿,就這樣斷送了一個國君的性命。

  第二件事發生在三國時期孫權的兒子孫亮做皇帝的時代。一次,孫亮想吃梅子,要宦官(小黃門)到庫里取蜜漬梅,取來之後,發現蜜里居然有老鼠屎,召來管庫的藏吏,庫吏呼冤叩頭。孫亮問庫吏,黃門是否跟你討過蜜吃?庫吏回答說,是的,但我沒有敢給他。孫亮說,那事情就明白了,老鼠屎必是黃門放進去的。黃門不服,左右大臣提議交付司法審斷,孫亮說,此事想弄清楚很簡單,把老鼠屎剖開,如果外濕里干,則是後放進去的,如果里外皆濕,則是收藏時就有的,剖開,果然外濕里干,黃門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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