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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的下降線行進的民國政府(2)
但是，在這16年中，我們也看到了另外一種場景，每當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議制的時候，跟國會往往很難處理好關係，處處是坎，衝突不斷，什麼事都做不成。當他們拋棄了對憲法，和對國會的尊重，實踐起他們一向熟悉的權術操作、軍人干政時，則到處綠燈，諸事遂順，想幹什麼往往就能成什麼。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現實，但的確是現實。
當袁世凱（圖31）尊重憲政的時候，民元的國會選舉，他沒有干預，甚至沒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資源，對自己所期待的政黨施一援手，眼睜睜看著同盟會變的國民黨，取得優勢，成了國會具有絕對優勢的第一大黨。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他步履維艱了，面對辛亥革命後各地亂糟糟的局面，遍地民軍，遍地軍政府，土匪，幫會橫行，中央政府，統一財政，削減民軍，整頓地方，一樣也做不成。然而，最後袁世凱動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國民黨勢力土崩瓦解，大小頭目出國流亡。更損的是，袁世凱派人化裝成“公民”，組織“公民團”包圍國會，逼國會選他為正式大總統，居然這個國民黨人占多數的國會，還就真的把他選成了正式大總統。吃硬不吃軟的政治現實，逼得北洋軍閥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麼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總統寶座的袁世凱，乾脆以收繳議員國民黨黨證的方式，把國民黨議員統統趕走，迫使國會因不過半數開不成會，然後自己一家說了算，連剛剛的盟友進步黨人，也一塊涮。然而，接下來，他進入了自家統治的最高點，秩序穩定，改革前進，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軍人，也開始被收撫，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歐洲列強忙於世界大戰之際，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讓袁世凱做不起人，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一切看起來很是不錯。當然，真的把袁世凱毀了的，還是他的帝制“改革”，這一招，不僅沒能實現他加強中央權力的初衷，反而給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過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勢力以反抗的藉口，一個合乎進化論意識形態的最好藉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陳湯”（原本是他親信的四川督軍陳宦、陝西督軍陳樹藩和湖南督軍湯薌銘都宣布獨立反袁），本是自家從藥店買來的。
同樣，接下來統領北洋團體，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當身為國務總理的他，尊重民元國會，尊重民元約法的時候，幾乎寸步難行，處處掣肘，跟國會以及虛位的總統黎元洪的關係，越來越僵，直至最後絕裂。當他玩陰謀，耍詭計，煽動督軍團干政，最後利用張勳趕走黎元洪，復辟帝制，把遜清的小皇帝抬出來的時候，反而左右逢源，連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為國務總理，組織討逆軍，殺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後，接受前段時間府院之爭的教訓，開始組織選舉聽話的國會，從日本弄來的西原大借款，多半養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參戰軍，少部分堆出來一個安福國會，選出一個乖巧的聽話總統徐世昌，從此，政治強人段祺瑞要什麼有什麼，再也沒人擋道。
段祺瑞最後栽就栽在武力統一的策略上。武力統一南方，在用武過程中，同室相殘，消耗掉同屬“北洋團體”的直系力量，借刀殺人，一石二鳥。直系的吳佩孚賣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軍卻給了只知道撈錢的張敬堯，只因為張是段的親信，而立下大功的吳佩孚只許在湘南前線拼命。算盤打得不錯，但誰都不是傻子，包括吳佩孚的“主公”，人稱曹三傻子的曹錕。結果是，武力統一，變成了北洋火併，直系從湖南前線回師北上，段祺瑞花大錢養的少爺兵，敵不住吳佩孚，天下從此變了顏色。
皖系倒台之後，有一個直系和奉系共同當家的時段，在這個階段，占了優勢的直系調子唱得很高，對憲政看起來相當尊重，不僅民元國會重開，連黎元洪都再作馮婦，重回總統寶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驅逐出關，直系一統北京政府之後，曹錕就公然搞起了賄選，早就墮落成政客的民元國會議員，也相當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個文字上只知道寫一筆“虎”字的曹錕，選成了民國大總統。連選總統都可以收錢投票的國會，自然做不起代議機關，國會，從此廢掉。北京政府，進入了曹錕要錢，吳佩孚專權的時代。
在民主的下降線行進的民國政府(3)
直系的垮掉，跟內部分裂有關。一方面是吳佩孚個人專權，排擠同一系統的其它將領，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員驍將馮玉祥。一方面也是由於吳佩孚民族主義的高調唱得太高，上去下不來，阻礙了北京政府靠出賣主權換取借款的途徑，導致中央政府財力枯竭，機關幹部和軍警一起上街遊行討薪。財力有限，難免就分贓不均，吳佩孚自家的嫡系還能保障供給，而別的人，尤其是沒有地盤的馮玉祥就好鬧窮，轉而接受直系夙敵奉系的資助，一旦直奉開戰，馮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當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當口，直系一個方面軍回師倒戈，抄了大隊人馬的後路，吳佩孚再硬也撐不下去，於是，開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時代。
當然，奉系時代的序幕，有一個國民軍和奉系共同當家的過渡，此時的臨時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頭銜，是臨時執政，執政府，根本沒有立法機關。接下來的奉系政府，乾脆就是軍政府，鬍子出身的張作霖，做了大元帥，代議機關，連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沒有了。
但是，在這16年中，我們也看到了另外一種場景，每當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議制的時候，跟國會往往很難處理好關係，處處是坎，衝突不斷，什麼事都做不成。當他們拋棄了對憲法，和對國會的尊重，實踐起他們一向熟悉的權術操作、軍人干政時，則到處綠燈，諸事遂順，想幹什麼往往就能成什麼。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現實，但的確是現實。
當袁世凱（圖31）尊重憲政的時候，民元的國會選舉，他沒有干預，甚至沒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資源，對自己所期待的政黨施一援手，眼睜睜看著同盟會變的國民黨，取得優勢，成了國會具有絕對優勢的第一大黨。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他步履維艱了，面對辛亥革命後各地亂糟糟的局面，遍地民軍，遍地軍政府，土匪，幫會橫行，中央政府，統一財政，削減民軍，整頓地方，一樣也做不成。然而，最後袁世凱動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國民黨勢力土崩瓦解，大小頭目出國流亡。更損的是，袁世凱派人化裝成“公民”，組織“公民團”包圍國會，逼國會選他為正式大總統，居然這個國民黨人占多數的國會，還就真的把他選成了正式大總統。吃硬不吃軟的政治現實，逼得北洋軍閥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麼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總統寶座的袁世凱，乾脆以收繳議員國民黨黨證的方式，把國民黨議員統統趕走，迫使國會因不過半數開不成會，然後自己一家說了算，連剛剛的盟友進步黨人，也一塊涮。然而，接下來，他進入了自家統治的最高點，秩序穩定，改革前進，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軍人，也開始被收撫，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歐洲列強忙於世界大戰之際，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讓袁世凱做不起人，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一切看起來很是不錯。當然，真的把袁世凱毀了的，還是他的帝制“改革”，這一招，不僅沒能實現他加強中央權力的初衷，反而給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過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勢力以反抗的藉口，一個合乎進化論意識形態的最好藉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陳湯”（原本是他親信的四川督軍陳宦、陝西督軍陳樹藩和湖南督軍湯薌銘都宣布獨立反袁），本是自家從藥店買來的。
同樣，接下來統領北洋團體，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當身為國務總理的他，尊重民元國會，尊重民元約法的時候，幾乎寸步難行，處處掣肘，跟國會以及虛位的總統黎元洪的關係，越來越僵，直至最後絕裂。當他玩陰謀，耍詭計，煽動督軍團干政，最後利用張勳趕走黎元洪，復辟帝制，把遜清的小皇帝抬出來的時候，反而左右逢源，連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為國務總理，組織討逆軍，殺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後，接受前段時間府院之爭的教訓，開始組織選舉聽話的國會，從日本弄來的西原大借款，多半養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參戰軍，少部分堆出來一個安福國會，選出一個乖巧的聽話總統徐世昌，從此，政治強人段祺瑞要什麼有什麼，再也沒人擋道。
段祺瑞最後栽就栽在武力統一的策略上。武力統一南方，在用武過程中，同室相殘，消耗掉同屬“北洋團體”的直系力量，借刀殺人，一石二鳥。直系的吳佩孚賣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軍卻給了只知道撈錢的張敬堯，只因為張是段的親信，而立下大功的吳佩孚只許在湘南前線拼命。算盤打得不錯，但誰都不是傻子，包括吳佩孚的“主公”，人稱曹三傻子的曹錕。結果是，武力統一，變成了北洋火併，直系從湖南前線回師北上，段祺瑞花大錢養的少爺兵，敵不住吳佩孚，天下從此變了顏色。
皖系倒台之後，有一個直系和奉系共同當家的時段，在這個階段，占了優勢的直系調子唱得很高，對憲政看起來相當尊重，不僅民元國會重開，連黎元洪都再作馮婦，重回總統寶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驅逐出關，直系一統北京政府之後，曹錕就公然搞起了賄選，早就墮落成政客的民元國會議員，也相當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個文字上只知道寫一筆“虎”字的曹錕，選成了民國大總統。連選總統都可以收錢投票的國會，自然做不起代議機關，國會，從此廢掉。北京政府，進入了曹錕要錢，吳佩孚專權的時代。
在民主的下降線行進的民國政府(3)
直系的垮掉，跟內部分裂有關。一方面是吳佩孚個人專權，排擠同一系統的其它將領，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員驍將馮玉祥。一方面也是由於吳佩孚民族主義的高調唱得太高，上去下不來，阻礙了北京政府靠出賣主權換取借款的途徑，導致中央政府財力枯竭，機關幹部和軍警一起上街遊行討薪。財力有限，難免就分贓不均，吳佩孚自家的嫡系還能保障供給，而別的人，尤其是沒有地盤的馮玉祥就好鬧窮，轉而接受直系夙敵奉系的資助，一旦直奉開戰，馮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當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當口，直系一個方面軍回師倒戈，抄了大隊人馬的後路，吳佩孚再硬也撐不下去，於是，開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時代。
當然，奉系時代的序幕，有一個國民軍和奉系共同當家的過渡，此時的臨時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頭銜，是臨時執政，執政府，根本沒有立法機關。接下來的奉系政府，乾脆就是軍政府，鬍子出身的張作霖，做了大元帥，代議機關，連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