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頁
我們二人花了七年時間才寫完這本《差分機》。為什麼要用這麼長時間?首先，我們曾愚蠢地認為，合著一本書可以讓工作量減半，但實際上這麼做只會讓困難加倍。第二，我們遇到了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決定從哪個角色的視角來講述這個故事，講到何時結束，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即本書的“敘事聲音”。直到我們確認本書的敘事者是一台計算機，我們才算解決了這個問題，隨後開始寫作。
在尚未決定合著的預備階段，我們二人商討時的語氣是都希望由對方來執筆，最後終於演變到“你來寫”“不，你來寫”的局面。
布魯斯立刻擬定了一份協作方案，現在我仍認為這一步是非常必要的。我們規定所寫的文本必須是每一次疊代後的最終版本，後來這些本文變成了厚厚的一摞軟盤。二人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隨時修改文本的任何內容，但是改動必須覆蓋原先的版本。我們明確地規定不允許將舊版本中滿意的章節粘貼到新版本中。如果想要恢復先前的內容，只能靠腦子回憶。我認為這最後一條規定是非常殘酷的，或許你只有自己試過才知道其殘酷之處。
我們不斷地重寫所有內容：自己的那部分、對方的那部分以及布魯斯從得州大學拉回家的一斗一斗的維多利亞時代印刷品中的內容。在這樣苛刻的規定之下，沒有文字處理軟體我們是無法寫出最終稿的。
這本書的敘事者在故事裡一直非常低調，其實直到本書的最後幾頁，它才表明自己是一個自覺的存在。但這部小說是一次關於計算機寫作的漫長敘事冒險。更具體地說，是關於文字處理和該處理過程對歷史的本質有何影響。它講的不是寫作，而是重新寫作與解構寫作。它講的是未來已經出現，只是尚未被干擾，而過去則是一種已經實現的未來。作為《零歷史》與《老式未來》的作者，我們在這一方面依舊做了很多探索。
在我們創作這本書的時候，身為“賽伯客”仍是一件非常新潮的事情。我們這些賽伯朋克總是要面對那個時代的正常人的逼問。由於我們是創作計算機故事的小說家，我們總是被問及“要是計算機自己會寫小說了，你們會怎麼辦?”面對這些暴躁的年輕人，我們曾經這樣彬彬有禮地回答：我們會熱衷於給這些小說寫書評。
有時我仍發現自己被稱作是類似阿瑟·克拉克的作家，不過我更擅長鼓搗小發明，儘管數十年來我一直耐心地否認這種說法。更好笑的是，當我們寫作此書時，誰都沒有冒險使用當年的“網際網路”。當時布魯斯在奧斯丁，我在溫哥華，我們曾試著通過電話線蘋果二代電腦之間傳輸數據，但最終還是失敗了。後來我們把軟盤塞進聯邦速遞的盒子裡發連夜快遞。
但是，怎樣才能讓計算機寫出一部小說呢?我們很容易想像計算機創作一些七拼八湊的大眾娛樂讀物，因為它既有大量儲備素材又有操控文字的技巧。計算機可以演奏音樂、下象棋，現在還會做翻譯工作。
更有趣的是把計算機想像為一位嚴肅的文學家——它自身經歷的文字見證者。試想計算機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懷有真誠的文學情緒，只不過它碰巧是一台電子設備而已。這位勤勉的作者不能視、不能聞、沒有實體、無所謂性別而且無法移動，但是它有著無窮無盡的耐心和浩如瀚海的資料庫。
或者設想兩個人合著一部小說，憑藉一種精妙強大的新技術，文本可以變成某種具有可塑性、延展性的流質……
你可以想像這台計算機通過建造文學世界的複雜過程，掙扎著尋求自我意識，就像歷史小說家為某個被遺忘時代的枯燥碎片帶來一線生命。計算機沒有唇舌，它永遠無法發出人類的言語一它只可以拼湊。但是說計算機“只能”拼湊是不對的，因為人類作者也並沒有獨立發明語言這種工具。如果說威廉·巴勒斯用剪刀和墨水拼接出來的作品是“來自外太空的病毒”，那麼經過機器處理的文本就更像是代碼。
巴勒斯喜歡用剪裁法創作，並將之視為一種手工藝術。他編匯的那些筆記本可以看做是一種另類的藝術作品。但隨著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疊代、重寫，我開始意識到我們的工作更像是用氣筆修照片(如果當時有Photoshop的話，就是用PS改圖)，而不像是用剪刀、漿糊做拼貼。我們可以把拼接之處的邊緣變模糊，毫不費力地將無關的內容混雜在一處，令連接的痕跡消失無形。這是另一種魔術。巴勒斯曾問“我要計算機做什麼?我有一台打字機。”呃，但是像我們這樣協作創作，沒有計算機是不行的。
但是在本書的結尾，小說的偽裝分崩離析，暴露出敘事者的拼貼痕跡。文本分解成其原材料：奇聞軼事、戲院門票、歌詞。這就像一碗依靠聯想而燉成的大雜燴，而整個世界不過是一長串由搜尋引擎搜到的條目。
我仍記得當時看著最後幾頁稿子從傳真機里吐出來，它一邊出我一邊讀。在那時，我開始覺得這本書的作者既不是我也不是布魯斯，而是某個不祥的第三方，並且他掌控局面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我從沒想過這可能是一件好事，而且自那以後我再也不那麼相信文學中的導演中心論了。我知道電話線的另一頭是身在奧斯丁的布魯斯，但是當時我們並沒有進行面對面的溝通。我將紙舌從機器上撕下來，然後開始重寫。但我僅做了非常小的改動，因為那文字是敘事者的心聲。
在尚未決定合著的預備階段，我們二人商討時的語氣是都希望由對方來執筆，最後終於演變到“你來寫”“不，你來寫”的局面。
布魯斯立刻擬定了一份協作方案，現在我仍認為這一步是非常必要的。我們規定所寫的文本必須是每一次疊代後的最終版本，後來這些本文變成了厚厚的一摞軟盤。二人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隨時修改文本的任何內容，但是改動必須覆蓋原先的版本。我們明確地規定不允許將舊版本中滿意的章節粘貼到新版本中。如果想要恢復先前的內容，只能靠腦子回憶。我認為這最後一條規定是非常殘酷的，或許你只有自己試過才知道其殘酷之處。
我們不斷地重寫所有內容：自己的那部分、對方的那部分以及布魯斯從得州大學拉回家的一斗一斗的維多利亞時代印刷品中的內容。在這樣苛刻的規定之下，沒有文字處理軟體我們是無法寫出最終稿的。
這本書的敘事者在故事裡一直非常低調，其實直到本書的最後幾頁，它才表明自己是一個自覺的存在。但這部小說是一次關於計算機寫作的漫長敘事冒險。更具體地說，是關於文字處理和該處理過程對歷史的本質有何影響。它講的不是寫作，而是重新寫作與解構寫作。它講的是未來已經出現，只是尚未被干擾，而過去則是一種已經實現的未來。作為《零歷史》與《老式未來》的作者，我們在這一方面依舊做了很多探索。
在我們創作這本書的時候，身為“賽伯客”仍是一件非常新潮的事情。我們這些賽伯朋克總是要面對那個時代的正常人的逼問。由於我們是創作計算機故事的小說家，我們總是被問及“要是計算機自己會寫小說了，你們會怎麼辦?”面對這些暴躁的年輕人，我們曾經這樣彬彬有禮地回答：我們會熱衷於給這些小說寫書評。
有時我仍發現自己被稱作是類似阿瑟·克拉克的作家，不過我更擅長鼓搗小發明，儘管數十年來我一直耐心地否認這種說法。更好笑的是，當我們寫作此書時，誰都沒有冒險使用當年的“網際網路”。當時布魯斯在奧斯丁，我在溫哥華，我們曾試著通過電話線蘋果二代電腦之間傳輸數據，但最終還是失敗了。後來我們把軟盤塞進聯邦速遞的盒子裡發連夜快遞。
但是，怎樣才能讓計算機寫出一部小說呢?我們很容易想像計算機創作一些七拼八湊的大眾娛樂讀物，因為它既有大量儲備素材又有操控文字的技巧。計算機可以演奏音樂、下象棋，現在還會做翻譯工作。
更有趣的是把計算機想像為一位嚴肅的文學家——它自身經歷的文字見證者。試想計算機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懷有真誠的文學情緒，只不過它碰巧是一台電子設備而已。這位勤勉的作者不能視、不能聞、沒有實體、無所謂性別而且無法移動，但是它有著無窮無盡的耐心和浩如瀚海的資料庫。
或者設想兩個人合著一部小說，憑藉一種精妙強大的新技術，文本可以變成某種具有可塑性、延展性的流質……
你可以想像這台計算機通過建造文學世界的複雜過程，掙扎著尋求自我意識，就像歷史小說家為某個被遺忘時代的枯燥碎片帶來一線生命。計算機沒有唇舌，它永遠無法發出人類的言語一它只可以拼湊。但是說計算機“只能”拼湊是不對的，因為人類作者也並沒有獨立發明語言這種工具。如果說威廉·巴勒斯用剪刀和墨水拼接出來的作品是“來自外太空的病毒”，那麼經過機器處理的文本就更像是代碼。
巴勒斯喜歡用剪裁法創作，並將之視為一種手工藝術。他編匯的那些筆記本可以看做是一種另類的藝術作品。但隨著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疊代、重寫，我開始意識到我們的工作更像是用氣筆修照片(如果當時有Photoshop的話，就是用PS改圖)，而不像是用剪刀、漿糊做拼貼。我們可以把拼接之處的邊緣變模糊，毫不費力地將無關的內容混雜在一處，令連接的痕跡消失無形。這是另一種魔術。巴勒斯曾問“我要計算機做什麼?我有一台打字機。”呃，但是像我們這樣協作創作，沒有計算機是不行的。
但是在本書的結尾，小說的偽裝分崩離析，暴露出敘事者的拼貼痕跡。文本分解成其原材料：奇聞軼事、戲院門票、歌詞。這就像一碗依靠聯想而燉成的大雜燴，而整個世界不過是一長串由搜尋引擎搜到的條目。
我仍記得當時看著最後幾頁稿子從傳真機里吐出來，它一邊出我一邊讀。在那時，我開始覺得這本書的作者既不是我也不是布魯斯，而是某個不祥的第三方，並且他掌控局面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我從沒想過這可能是一件好事，而且自那以後我再也不那麼相信文學中的導演中心論了。我知道電話線的另一頭是身在奧斯丁的布魯斯，但是當時我們並沒有進行面對面的溝通。我將紙舌從機器上撕下來，然後開始重寫。但我僅做了非常小的改動，因為那文字是敘事者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