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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置難民又是另外一個大事情。堯明強調最基本的原則是“國家愛人民，人民才能愛國家”。原時空中國的災荒年中，逃難的夫妻裝扮成兄妹，讓妻子再出去嫁人，丈夫幫人打工，變相地為了餬口而賣身為奴隸的例子真的不少。堯明不願意看到這樣的慘劇。
堯明想起了在中世紀時，法國教士讓法國人種植紅薯，為聖女貞德籌集軍糧的故事。就建議在南方農村廣泛種植紅薯等經濟糧食作物。鄧小平則敏銳地意識到這種糧食作物不方便運輸，必然出現讓產糧地的農民吃紅薯，卻將大米等往外調的“逆經濟”局面。中國農民的自私性是很強的，要實現這樣的步驟，必須靠政府行政命令和強制。堯明則補充建議，讓國家撥一部分經費普及教育，也吸引慈善和宗教機構普及教育，卻從小孩開始，教導他們愛國愛民。以這種方式，幫助農民理解國家的“逆經濟”政策，疏導農民的心態。
同時，堯明建議推行“糧票”以及相應的配給制度，靠糧票控制糧食消費，保證有糧票的人，都能吃飽飯。並靠糧票的流通，引導糧食運輸。當然，這種配給制度也有弊端，那就是若搞得太公平了，就很容易出現“吃大鍋飯”的局面，弄不好，反而搞出了烏克蘭式的災荒。中國農民的自私性是很強的，政策制定不能理想化，必須考慮人的罪性。
堯明建議採取與德國類似的措施，領糧票的男人要參加義務勞動，包括修路等。其實中國正面臨一個經濟發展時期，只要政府組織得好，勞動力不是富裕，而是缺乏。針對中國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的情形，堯明則建議不按家庭，而按人頭，將婦女和小孩的救濟糧票直接發給婦女。婦女領取糧票和救濟，則需要參加義務教育，學習文化，並教育子女。
中國人常說：“不能治家，何以治國。”，然而那個年代中國人的治家，先將女人變成生育子女、發泄性慾，甚至發泄心中積怨的工具。對孩子則是打罵由心，蠻不講理，要求小孩對大人盲從。如果說中國人不尋求上帝，那就大錯特錯了。舊中國，在家裡男人是上帝。在外面有權有勢的人是上帝。在地方軍閥是上帝。在國家獨裁者是上帝。在二十一世紀嘛，獨生子女是上帝。
帶著相同的思維治國，可以想像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果。解放婦女，讓婦女有真正的獨立的社會經濟地位，卻是解放中國人思想的一大根本。保護兒童權利，教育兒童，也是改變中國社會的關鍵。
孔祥熙面露難色，這一些政策若施行起來，自然都很好，但國家稅收不到位，心有餘而力不足。他便說道：“中國的難民，最好不要太遷就。難民往往也是刁民。要是刁民都吃飽飯了，其他人就會不平衡，不想幹活了。”
堯明一聲長嘆，說道：“西方人手上，有本《聖經》。根據《聖經》的教義，神是這樣一個牧羊人，若神有一百隻羊，其中一隻迷失了，神會暫時不管那九十九隻羊，卻專門去尋找那丟失的一隻。我一開始也很不理解這一點。”
“後來一個牧師講道，講聯合（United）。他舉了一個交響樂的例子。說交響樂在一開始調音的時候，卻是以最難調的樂器定基調。讓所有的樂器，都將音調調到與那最難調的樂器相同的音調上。因為那最難調的都調好了，其他的樂器自然容易跟上。”
堯明又說道：“我們儒家講人之初，性本善。孔祥熙先生，你心中的自私心，我也不說了。但你心中的自大，我卻要說。你對那些生活在最底層的人民有多少了解，憑什麼說他們是刁民？”
孔祥熙卻仗著是宋靄齡的丈夫。宋靄齡原是宋家的“家主”。孔祥熙又曾經捐獻資助過孫中山的革命。連孫中山都要賣他的帳，當下就拉下臉來，說道：“中國的稅收這麼少，根本收不上來。中央財政如此困難，這些中國的內政，你這個德國人懂得太少，最好不要橫加干涉。”
堯明被這話說得一愣，正在習慣性地檢討自己，是不是太理想化了。鄧小平卻拍起了桌子。“內政？中華民國有內政嗎？在堯先生幫我們剷除軍閥勢力前，你孔祥熙能從幾個省拿到稅收？咱們有明確的法律嗎？就算有，咱們的立法能在幾個省執行？咱們的部隊的軍餉是怎麼發的？是中央發的還是地方自己徵收的？地方的豪強欺男霸女，作威作福，無法無天咱們管得了嗎？國民黨內越來越嚴重的派系對立咱們能制止嗎？政府官員的腐敗越來越嚴重咱們能杜絕嗎？官商勾結，欺壓平民的現象還少了嗎？如果你不想他人過問，你先說出一套讓天下的人都心服口服的治國方針來。”
周恩來看見氣氛不好，嘴巴動了動想勸解。鄧小平倔脾氣來了，竟然一伸手就把他擋了回去。“這不是討論個人尊嚴，甚至不是討論國家尊嚴的時候。中國不改變現狀就要亡國。今天借這個機會，我真的想聽一聽孔祥熙財長有什麼辦法？”
“目前國家稅收年養活現役的200萬軍隊都困難，就這麼簡單。現在很多地方還在繼續讓軍隊就地徵集糧食。”，孔祥熙氣呼呼地說道。
“這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不收攏地方軍隊，就沒有可能解決稅收問題。我這個財長有多大的權力？”，看見大家神色都不好，孔祥熙又開始裝委屈。
堯明想起了在中世紀時，法國教士讓法國人種植紅薯，為聖女貞德籌集軍糧的故事。就建議在南方農村廣泛種植紅薯等經濟糧食作物。鄧小平則敏銳地意識到這種糧食作物不方便運輸，必然出現讓產糧地的農民吃紅薯，卻將大米等往外調的“逆經濟”局面。中國農民的自私性是很強的，要實現這樣的步驟，必須靠政府行政命令和強制。堯明則補充建議，讓國家撥一部分經費普及教育，也吸引慈善和宗教機構普及教育，卻從小孩開始，教導他們愛國愛民。以這種方式，幫助農民理解國家的“逆經濟”政策，疏導農民的心態。
同時，堯明建議推行“糧票”以及相應的配給制度，靠糧票控制糧食消費，保證有糧票的人，都能吃飽飯。並靠糧票的流通，引導糧食運輸。當然，這種配給制度也有弊端，那就是若搞得太公平了，就很容易出現“吃大鍋飯”的局面，弄不好，反而搞出了烏克蘭式的災荒。中國農民的自私性是很強的，政策制定不能理想化，必須考慮人的罪性。
堯明建議採取與德國類似的措施，領糧票的男人要參加義務勞動，包括修路等。其實中國正面臨一個經濟發展時期，只要政府組織得好，勞動力不是富裕，而是缺乏。針對中國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的情形，堯明則建議不按家庭，而按人頭，將婦女和小孩的救濟糧票直接發給婦女。婦女領取糧票和救濟，則需要參加義務教育，學習文化，並教育子女。
中國人常說：“不能治家，何以治國。”，然而那個年代中國人的治家，先將女人變成生育子女、發泄性慾，甚至發泄心中積怨的工具。對孩子則是打罵由心，蠻不講理，要求小孩對大人盲從。如果說中國人不尋求上帝，那就大錯特錯了。舊中國，在家裡男人是上帝。在外面有權有勢的人是上帝。在地方軍閥是上帝。在國家獨裁者是上帝。在二十一世紀嘛，獨生子女是上帝。
帶著相同的思維治國，可以想像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果。解放婦女，讓婦女有真正的獨立的社會經濟地位，卻是解放中國人思想的一大根本。保護兒童權利，教育兒童，也是改變中國社會的關鍵。
孔祥熙面露難色，這一些政策若施行起來，自然都很好，但國家稅收不到位，心有餘而力不足。他便說道：“中國的難民，最好不要太遷就。難民往往也是刁民。要是刁民都吃飽飯了，其他人就會不平衡，不想幹活了。”
堯明一聲長嘆，說道：“西方人手上，有本《聖經》。根據《聖經》的教義，神是這樣一個牧羊人，若神有一百隻羊，其中一隻迷失了，神會暫時不管那九十九隻羊，卻專門去尋找那丟失的一隻。我一開始也很不理解這一點。”
“後來一個牧師講道，講聯合（United）。他舉了一個交響樂的例子。說交響樂在一開始調音的時候，卻是以最難調的樂器定基調。讓所有的樂器，都將音調調到與那最難調的樂器相同的音調上。因為那最難調的都調好了，其他的樂器自然容易跟上。”
堯明又說道：“我們儒家講人之初，性本善。孔祥熙先生，你心中的自私心，我也不說了。但你心中的自大，我卻要說。你對那些生活在最底層的人民有多少了解，憑什麼說他們是刁民？”
孔祥熙卻仗著是宋靄齡的丈夫。宋靄齡原是宋家的“家主”。孔祥熙又曾經捐獻資助過孫中山的革命。連孫中山都要賣他的帳，當下就拉下臉來，說道：“中國的稅收這麼少，根本收不上來。中央財政如此困難，這些中國的內政，你這個德國人懂得太少，最好不要橫加干涉。”
堯明被這話說得一愣，正在習慣性地檢討自己，是不是太理想化了。鄧小平卻拍起了桌子。“內政？中華民國有內政嗎？在堯先生幫我們剷除軍閥勢力前，你孔祥熙能從幾個省拿到稅收？咱們有明確的法律嗎？就算有，咱們的立法能在幾個省執行？咱們的部隊的軍餉是怎麼發的？是中央發的還是地方自己徵收的？地方的豪強欺男霸女，作威作福，無法無天咱們管得了嗎？國民黨內越來越嚴重的派系對立咱們能制止嗎？政府官員的腐敗越來越嚴重咱們能杜絕嗎？官商勾結，欺壓平民的現象還少了嗎？如果你不想他人過問，你先說出一套讓天下的人都心服口服的治國方針來。”
周恩來看見氣氛不好，嘴巴動了動想勸解。鄧小平倔脾氣來了，竟然一伸手就把他擋了回去。“這不是討論個人尊嚴，甚至不是討論國家尊嚴的時候。中國不改變現狀就要亡國。今天借這個機會，我真的想聽一聽孔祥熙財長有什麼辦法？”
“目前國家稅收年養活現役的200萬軍隊都困難，就這麼簡單。現在很多地方還在繼續讓軍隊就地徵集糧食。”，孔祥熙氣呼呼地說道。
“這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不收攏地方軍隊，就沒有可能解決稅收問題。我這個財長有多大的權力？”，看見大家神色都不好，孔祥熙又開始裝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