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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軍同樣擅長夜戰。靠夜戰攻堅也是日軍克敵的訣竅之一。為了防止日軍夜戰突襲,我軍還在陣地前點燃了火把,布置了鐵絲網和簡易響鈴。加強突前哨兵設置和巡邏。使得日軍夜戰不帶有突然性。

  我軍在外圍控制了發電廠,可以對陣地照明。但探照燈常開著,會被日軍的狙擊手打掉。林伯虎就命令部隊將探照燈關閉,只待敵軍衝鋒時,才突然打開。日軍會一時間被直射的燈光照得什麼也看不見,我軍則趁機斃敵。

  我軍在國讎家恨下,戰士人人奮勇。我軍人數也占優勢。為了練兵,也為了保留士氣,讓部隊休息充足,林伯虎還不斷將部隊換防,輪番上陣。在原時空的淞滬抗戰中,我軍防禦時,由於採用了區域責任制,結果有的區域部隊一直未與敵軍接觸,士兵怕與日軍交鋒。有的區域則反覆與日軍接戰,部隊消耗嚴重,彈藥不濟,人員過度疲勞,士氣低落。當時蔣介石並沒有完全清除軍閥勢力,為了調度部隊相互支援,不得不親臨上海前線指揮。

  經過多次反覆爭奪後,日軍不斷退縮,逐漸失去其防禦工事。但與此同時,日軍的登陸計劃也正在偷偷展開,我偵察機在海面上發現敵軍在不斷地集結戰艦,卻不清楚日軍的下一個攻擊目標。

  江浙人民在加緊搶修筧橋機場,還在修建一些臨時小機場。為了防備萬一,一些學校,政府機構,重要的工廠等都在開始往內地轉移。政府開始在可能的交戰區疏散人民。劉伯承在北方也在組織學校、政府機關、工廠等內遷。中國人民開始在艱難中,吞咽戰爭的痛苦。

  這日,周恩來卻請了堯明、孔祥熙、閻錫山、鄧小平等,商議籌集軍糧、疏散難民等大事。軍政分家的好處立即體現出來了,蔣介石在前方忙軍事,周恩來在後方幫助人民,穩定國家。

  孔祥熙是現任財政部長,周恩來當代理總理後,卻將農業部長的職務讓給了閻錫山。閻錫山在山西抓“村本制”,治理農村還是有一套方法的。鄧小平目前主要抓的,是開放經濟和國際合作。

  彭德懷卻從山西發來了急電,說數十萬大軍駐紮在山西,出現糧食短缺。根據國民黨的慣例,軍隊都擁有地方管理權,在當地自籌糧食。這種方式雖然減弱了對中央財政的依賴,也正是形成肆虐一方的軍閥體系的根源。

  解決辦法看起來簡單,糧餉都由中央發。孔祥熙這個山西富商出生的財政部長當得並不好,國稅收不上來,要麼糧餉發不下去,要麼國庫透支,就很可能出現通貨膨脹。

  當時中國資本主義正處在最為罪惡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這個階段的資本家的特色是極端自私,缺乏道德,賺取人民的血汗錢,發國難財成風。山西其實不缺糧食,但一下子增加了部隊數量,又增加了各種建設工程,糧食需求在增加。商人們就趁機放大這種需求,造成恐慌心理,以謀取暴利。

  閻錫山是商家出生,孔祥熙也是山西富商出生,兩人在一起,其實是很容易針對商人,找到對策的。偏偏孔祥熙私心太重,有些事情涉及自身利益,而閻錫山則過於中庸,深怕太出頭,得罪他人。

  堯明當即採取了激將法:“對付山西商人,卻是山西商人心裡最清楚。只要我們的財政部長和農業部長能超越自我,在短期內,拿個臨時方案出來,對付山西富商並不難。難的是制定一系列實用的長遠制度,以國家宏觀調控和國家局部參與的方式,讓國家具有對糧食交易控制的能力。”

  大家對堯明的建議中的後一項感到驚訝,就向他詢問其具體內容。堯明道:“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利有弊,設置任何政策,不僅要考慮可行性,還有考慮副作用,考慮制約副作用的機制。在戰亂時,最簡單實用的,可以稱為快打斬亂麻的方法,是國家對糧食統一購銷。”

  堯明又道:“這種方法的弊端也很大,一刀切後,沒有了差異,會打擊農民的積極性。人都有自私的罪性。不管是商人,還是農民,由於少了教化,自私性很強。必須承認這個現實。”

  堯明又嘆息道:“基督教講究贖罪,講究對神的信靠順服,也尊重國家政權。其實可以幫助國家管理。若信教的人比例大,我們制定政策時,鼓勵因素可以多一些,防範因素可以少一些。”

  “宏觀調控,則是對糧食價格波動範圍進行指導。局部參與則是在某一些地區,由國家進行一些短期的購銷,幫助消除流通中的堵塞。最關鍵的,是糧食的流通。我只想建議一些原則,具體方案嘛,不論是閻錫山先生,還是孔祥熙先生,都知道富商們是怎樣鑽漏洞的,也更知道如何才能堵住這些漏洞。難的卻是為天下辦大事,要損傷自身利益。”

  閻錫山紅著臉說道:“堯兄的一生何求之言,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既然想求影響天下之大權勢,那雞毛蒜皮的中庸之道,早就該放下了。我只是惡習難改而已。”,他又對周恩來說道:“總理放心,這件事情,我回去就認真地想一個方案。到時候還請孔部長指教。”

  孔祥熙卻是一直以姓“孔”而自豪的。中庸之道,原是孔孟之道的精髓,聽閻錫山如此唾棄之,不由得臉色陰陰。堯明順便提醒,不管經營哪一個行業的商人,不僅要受管制,還要有一本營業執照,才能取得這一行業中的經營權。那些囤積糧食的富商,乾脆靠法律手段,禁止其糧食經營,把這股風氣先壓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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