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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時，表弟江慶從家鄉趕來，希望能在城裡謀份差事，以免鄉間勞作之苦。江慶是曾國藩五舅獨子，五舅對他可說是恩重如山。當年曾國藩進京趕考缺少路費，五舅將自家耕牛變賣，為其湊足盤纏，才有了他後來的飛黃騰達。況且曾國藩乃愛才之人，於情於理都應留下江慶。曾國藩將表弟安排在身邊，交辦一些上傳下達的閒散事務。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曾國藩發現表弟儘管能力平庸，但辦事認真，尚屬可造之材。但不久曾國藩改變了主意，他發覺江慶在熟悉情況後開始飄飄然，其偏狹怠懶的弱點漸漸開始暴露。江慶經常打著總督表弟的旗號，在其他幕僚面前指手畫腳，搬弄是非，造成很壞的影響。曾國藩與江慶同桌吃飯時，總是咬去米飯中未脫盡的穀殼，將裡面的米嚼碎咽下，江慶則不然，直接挑出穀粒扔掉。曾國藩覺得表弟本為農家子弟，卻盡沾染些游惰之氣，不宜繼續留在幕府。曾國藩親自手書一聯，告誡表弟“世事多因忙裡錯，好人半從苦中來”，又拿出一百兩銀子送他作為置業本錢，將他打發回家了。
“整頓吏治”為方(1)
曾國藩身逢亂世，對當時吏治腐敗有著深刻感受。他雖以平定內亂起家，卻始終認為太平天國起因很大程度上源於吏治不清。“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內亂結束後，兩江總督曾國藩明確提出，要“以吏治人心為第一義”。“務須從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蘇”，“若不從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滌腸盪胃，斷無挽回之理”，內亂遲早會再次發生。曾國藩的吏治思想，主要體現為他在兩江總督任上制定的《勸誡淺語》。這成為後世為政者取法借鑑曾國藩政治資源的經典文本。
勸誡州縣四條
上而道府，下而佐雜，以此類推。
一曰治署內以端本。
宅門以內曰上房、曰官親、曰幕友、曰家丁，頭門以內曰書辦、曰差役。此六項者，皆署內之人也。為官者欲治此六項人，須先自治其身。凡銀錢一分一毫，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則身邊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親、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書案牘，無一不躬親檢點，則承辦之人不敢舞弊，而書辦、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訟。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為是，以赦宥為非。子產治鄭，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義安。為州縣者，苟盡心於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結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結，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非虐也，除莠所以愛苗也，懲惡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訊不結，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為寬和，實糊塗耳，懶惰耳，縱好惡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農事以厚生。
軍興以來，士與工商，生計或未盡絕。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大亂無了日矣。故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病商之錢可取，病農之錢不可取。薄斂以紆其力，減役以安其身。無牛之家，設法購買；有水之田，設法疏消。要使農夫稍有生聚之樂，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儉樸以養廉。
近日州縣廉俸，入款皆無著落，而出款仍未盡裁，是以艱窘異常。計惟有節用之一法，尚可公私兩全。節用之道，莫先於人少、官親少，則無需索酬應之繁，幕友家丁少，則減薪工雜支之費。官廚少一雙之箸，民間寬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飲食，事事儉約，聲色洋菸，一一禁絕，不獻上司，不肥家產。用之於己者有節，則取之於民者有制矣。
勸誡委員四條
向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皆歸此類。
一曰習勤勞以盡職。
觀于田夫農父，終歲勤勞而少疾病，則知勞者所以養身也。觀於舜禹周公，終身忱勞，而享壽考，則知勞者所以養心也。大抵勤則難朽，逸則易壞，凡物皆然。
二曰崇儉約以養廉。
昔年州縣佐雜，在省當差，並無薪水銀兩，今則月支數十金，而猶嫌其少。昔年舉貢生員在外坐館，不過每月數金，今則增至一兩倍而猶嫌其少。此所謂不知足也。欲學廉介，必先知足。觀於各處難民，遍地餓莩，則吾輩之安居衣食，已屬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當廉於取利，並當廉於取名。毋貪保舉，毋好虛譽，事事知足，人人守約，則氣運可挽回矣。
三曰勤學問以廣才。
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事，曰吏事，曰餉事，曰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漕厘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軍日久，不識術數、占驗，而頗能預知敗征。大約將士有驕傲氣者必敗，有怠惰氣者必敗。不獨將士然也，凡委員有傲氣者亦必僨事，有惰氣者亦必獲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積久遂成風俗。一人自是，將舉國予聖自雄矣；一人晏起，將舉國俾晝作夜矣。今與諸君約，多做實事，少說大話，有勞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則勳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才亦自此盛矣。
“整頓吏治”為方(1)
曾國藩身逢亂世，對當時吏治腐敗有著深刻感受。他雖以平定內亂起家，卻始終認為太平天國起因很大程度上源於吏治不清。“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內亂結束後，兩江總督曾國藩明確提出，要“以吏治人心為第一義”。“務須從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蘇”，“若不從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滌腸盪胃，斷無挽回之理”，內亂遲早會再次發生。曾國藩的吏治思想，主要體現為他在兩江總督任上制定的《勸誡淺語》。這成為後世為政者取法借鑑曾國藩政治資源的經典文本。
勸誡州縣四條
上而道府，下而佐雜，以此類推。
一曰治署內以端本。
宅門以內曰上房、曰官親、曰幕友、曰家丁，頭門以內曰書辦、曰差役。此六項者，皆署內之人也。為官者欲治此六項人，須先自治其身。凡銀錢一分一毫，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則身邊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親、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書案牘，無一不躬親檢點，則承辦之人不敢舞弊，而書辦、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訟。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為是，以赦宥為非。子產治鄭，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義安。為州縣者，苟盡心於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結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結，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非虐也，除莠所以愛苗也，懲惡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訊不結，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為寬和，實糊塗耳，懶惰耳，縱好惡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農事以厚生。
軍興以來，士與工商，生計或未盡絕。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大亂無了日矣。故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病商之錢可取，病農之錢不可取。薄斂以紆其力，減役以安其身。無牛之家，設法購買；有水之田，設法疏消。要使農夫稍有生聚之樂，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儉樸以養廉。
近日州縣廉俸，入款皆無著落，而出款仍未盡裁，是以艱窘異常。計惟有節用之一法，尚可公私兩全。節用之道，莫先於人少、官親少，則無需索酬應之繁，幕友家丁少，則減薪工雜支之費。官廚少一雙之箸，民間寬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飲食，事事儉約，聲色洋菸，一一禁絕，不獻上司，不肥家產。用之於己者有節，則取之於民者有制矣。
勸誡委員四條
向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皆歸此類。
一曰習勤勞以盡職。
觀于田夫農父，終歲勤勞而少疾病，則知勞者所以養身也。觀於舜禹周公，終身忱勞，而享壽考，則知勞者所以養心也。大抵勤則難朽，逸則易壞，凡物皆然。
二曰崇儉約以養廉。
昔年州縣佐雜，在省當差，並無薪水銀兩，今則月支數十金，而猶嫌其少。昔年舉貢生員在外坐館，不過每月數金，今則增至一兩倍而猶嫌其少。此所謂不知足也。欲學廉介，必先知足。觀於各處難民，遍地餓莩，則吾輩之安居衣食，已屬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當廉於取利，並當廉於取名。毋貪保舉，毋好虛譽，事事知足，人人守約，則氣運可挽回矣。
三曰勤學問以廣才。
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事，曰吏事，曰餉事，曰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漕厘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軍日久，不識術數、占驗，而頗能預知敗征。大約將士有驕傲氣者必敗，有怠惰氣者必敗。不獨將士然也，凡委員有傲氣者亦必僨事，有惰氣者亦必獲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積久遂成風俗。一人自是，將舉國予聖自雄矣；一人晏起，將舉國俾晝作夜矣。今與諸君約，多做實事，少說大話，有勞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則勳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才亦自此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