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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大會可能也選出的貴族代表，貴族在全部議員中也已占五分之三，可是
另一方面，選舉制度卻比那不勒斯和威斯特法利亞更為開明，因為在這兩國，
選民團的成員都是國王指派的，他們也只能選舉國王指定的候選人，而在波
蘭則選民享有憲法所規定的權利，並舉行名副其實的選舉。
由此可見，拿破崙很能因地制宜。在倫巴第和威斯特法利亞，資產階級
具有一定程度的鞏固的地位僅力，拿破崙就不給貴族特殊的代表權。在意大
利南部，貴族的勢力比北部貴族要強大得多，他就採取不同措施；但是，又
由於在波旁王朝統治時，那不勒斯王國的貴族已經在政治上被剝奪了一切權
力地位，所以拿破崙只給他們一個由國王任命的上院。在波蘭，比起資產階
級微不足道的力量來，貴族的權勢看來非常強大，以致拿破崙只好讓貴族占
支配地位；況且不久以前貴族還統治著波蘭，拿破崙只得同意讓他們在遵守
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這種政治自由同時也使平民間接
地得到好處。因此，拿破崙想把貴族拉到自己一邊來的努力，在波蘭表現得
比在其他地方更為突出；波蘭貴族保持了它的特殊身分，而國家大權也就操
在他們手裡。
這種情況對於農民是有害無利的。憲法在維持貴族的政治特權地位時，
也宣告了公民平等和廢除了農奴制；1810 年8 月15 日採用了《民法典》。
這樣，農民就不再被固定在土地上，並且得到訴訟的權利。但是土地仍然屬
於貴族所有，而且1807 年12 月12 日的命令規定，除非農民能夠提出契約根
據，否則份地是靠不住的，領主可以隨時收回。這項規定使土地耕作者的處
境更為惡化，因為農民世代擁有的或終身擁有的土地，通常只以習慣法為依
據，並沒有書面的佃約。一切封建賦稅、地租田稅、勞役和什一稅全部照舊；
甚至額外任意加重的勞役也未受觸動。政府也委派了公證人，並且公布了佃
約的標準格式，用以提倡明確規定佃期、租額和勞役條件；但是締結書面佃
約者寥寥無幾。領主既有了撤佃權這個武器，便用來脅迫農民維持現有的沉
重負擔，甚至藉此更加重農民的負擔；可以肯定，不少只耕種極小塊田地的
農民，利用他們新獲得的自由權，乾脆棄地出走。但是波蘭當時沒有工業可
以吸收這些自由勞動力，其後果只能是導致經濟和社會的動亂。至於僧侶的
產業則原封不動，在以前普魯士統治的地區已經世俗化了的產業，則劃歸大
公國所有。當時代表法國駐在華沙的大使比尼翁在1812 年寫道：“農民的處
境根本沒有一點改變。”
儘管如此，波蘭貴族仍然惶惶不安，因為他們深恐拿破崙並非到此為止。
各大家族尤其憤憤不平，因為憲法把全部貴族地主不分大小置於同等地位，
並允許平民進入議會，在他們看來，這是對他們長期以來一直擁有的權勢的
不能容忍的打擊。然而他們現在仍然盤據國家的高官顯職，或者安置了他們
的代理人。特別是恰爾托雷斯基家，雖然他們本人都沒有出面，在內閣里卻
有他們的耳目，如斯坦尼斯拉斯·波托茨基的妻子盧波米爾斯卡婭就是亞
當·恰爾托雷斯基的表妹，財政大臣馬托茨維奇被公認為是亞當·恰爾托雷
斯基的人，而非常敵視法國的元老院秘書涅姆策維奇也繼續對亞當·恰爾托
雷斯基忠心耿耿。羅馬天主教會對拿破崙的敵意也不可忽視，因為教會對農
民很有影響。憲法規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大大地觸怒了教會，儘管憲法承
認它是國教，並且除了離婚改由民政當局辦理外，戶籍工作仍然交給教會負
責。雖然世俗僧侶並沒有表示任何反對，但屬於各僧團的僧侶卻迥然不同，
特別是在拿破崙同羅馬教皇決裂之後；結果不得不把德意志人占多數的貝農
教派驅逐出境，因為他們受羅馬教廷駐維也納聖使的操縱。共濟會發展了一
些支會，在1810 年共濟總會統計在波蘭有十二個支會，這構成了天主教會不
滿的一個新的理由。猶太人的問題，同時也就是一個社會問題，給天主教僧
侶提供了反對法國的一個絕好的武器。憲法並沒有把猶太人排除在外，因此
猶太教徒得與基督教徒享有完全同等的權利。但這引起了輿論大嘩，以致在
1809 年宣布，除了繳付特種稅者經大公個別特准以外，所有猶太人的政治權
利一概暫停十年；1808 年禁止了猶太人未經批准而購置地產；1812 年又禁止
了他們租種國有土地和經營酒業：甚至為了限制他們人口增長，仍然要先經
批准才許結婚。應該承認，看來猶太人並不急於想被同化；1812 年，據說是
根據他們的請求，允許他們在付出一筆代役金後，可以不服兵役。
六、歐洲文明
另一方面，選舉制度卻比那不勒斯和威斯特法利亞更為開明，因為在這兩國，
選民團的成員都是國王指派的，他們也只能選舉國王指定的候選人，而在波
蘭則選民享有憲法所規定的權利，並舉行名副其實的選舉。
由此可見，拿破崙很能因地制宜。在倫巴第和威斯特法利亞，資產階級
具有一定程度的鞏固的地位僅力，拿破崙就不給貴族特殊的代表權。在意大
利南部，貴族的勢力比北部貴族要強大得多，他就採取不同措施；但是，又
由於在波旁王朝統治時，那不勒斯王國的貴族已經在政治上被剝奪了一切權
力地位，所以拿破崙只給他們一個由國王任命的上院。在波蘭，比起資產階
級微不足道的力量來，貴族的權勢看來非常強大，以致拿破崙只好讓貴族占
支配地位；況且不久以前貴族還統治著波蘭，拿破崙只得同意讓他們在遵守
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這種政治自由同時也使平民間接
地得到好處。因此，拿破崙想把貴族拉到自己一邊來的努力，在波蘭表現得
比在其他地方更為突出；波蘭貴族保持了它的特殊身分，而國家大權也就操
在他們手裡。
這種情況對於農民是有害無利的。憲法在維持貴族的政治特權地位時，
也宣告了公民平等和廢除了農奴制；1810 年8 月15 日採用了《民法典》。
這樣，農民就不再被固定在土地上，並且得到訴訟的權利。但是土地仍然屬
於貴族所有，而且1807 年12 月12 日的命令規定，除非農民能夠提出契約根
據，否則份地是靠不住的，領主可以隨時收回。這項規定使土地耕作者的處
境更為惡化，因為農民世代擁有的或終身擁有的土地，通常只以習慣法為依
據，並沒有書面的佃約。一切封建賦稅、地租田稅、勞役和什一稅全部照舊；
甚至額外任意加重的勞役也未受觸動。政府也委派了公證人，並且公布了佃
約的標準格式，用以提倡明確規定佃期、租額和勞役條件；但是締結書面佃
約者寥寥無幾。領主既有了撤佃權這個武器，便用來脅迫農民維持現有的沉
重負擔，甚至藉此更加重農民的負擔；可以肯定，不少只耕種極小塊田地的
農民，利用他們新獲得的自由權，乾脆棄地出走。但是波蘭當時沒有工業可
以吸收這些自由勞動力，其後果只能是導致經濟和社會的動亂。至於僧侶的
產業則原封不動，在以前普魯士統治的地區已經世俗化了的產業，則劃歸大
公國所有。當時代表法國駐在華沙的大使比尼翁在1812 年寫道：“農民的處
境根本沒有一點改變。”
儘管如此，波蘭貴族仍然惶惶不安，因為他們深恐拿破崙並非到此為止。
各大家族尤其憤憤不平，因為憲法把全部貴族地主不分大小置於同等地位，
並允許平民進入議會，在他們看來，這是對他們長期以來一直擁有的權勢的
不能容忍的打擊。然而他們現在仍然盤據國家的高官顯職，或者安置了他們
的代理人。特別是恰爾托雷斯基家，雖然他們本人都沒有出面，在內閣里卻
有他們的耳目，如斯坦尼斯拉斯·波托茨基的妻子盧波米爾斯卡婭就是亞
當·恰爾托雷斯基的表妹，財政大臣馬托茨維奇被公認為是亞當·恰爾托雷
斯基的人，而非常敵視法國的元老院秘書涅姆策維奇也繼續對亞當·恰爾托
雷斯基忠心耿耿。羅馬天主教會對拿破崙的敵意也不可忽視，因為教會對農
民很有影響。憲法規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大大地觸怒了教會，儘管憲法承
認它是國教，並且除了離婚改由民政當局辦理外，戶籍工作仍然交給教會負
責。雖然世俗僧侶並沒有表示任何反對，但屬於各僧團的僧侶卻迥然不同，
特別是在拿破崙同羅馬教皇決裂之後；結果不得不把德意志人占多數的貝農
教派驅逐出境，因為他們受羅馬教廷駐維也納聖使的操縱。共濟會發展了一
些支會，在1810 年共濟總會統計在波蘭有十二個支會，這構成了天主教會不
滿的一個新的理由。猶太人的問題，同時也就是一個社會問題，給天主教僧
侶提供了反對法國的一個絕好的武器。憲法並沒有把猶太人排除在外，因此
猶太教徒得與基督教徒享有完全同等的權利。但這引起了輿論大嘩，以致在
1809 年宣布，除了繳付特種稅者經大公個別特准以外，所有猶太人的政治權
利一概暫停十年；1808 年禁止了猶太人未經批准而購置地產；1812 年又禁止
了他們租種國有土地和經營酒業：甚至為了限制他們人口增長，仍然要先經
批准才許結婚。應該承認，看來猶太人並不急於想被同化；1812 年，據說是
根據他們的請求，允許他們在付出一筆代役金後，可以不服兵役。
六、歐洲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