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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初年，戶部侍郎柳約就直言不諱地進言道：「諸大將提兵入覲，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軍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在建炎四年。給事中兼直學士汪藻上疏斥責諸大將：「現在有的大將官兼兩鎮之重，躋身於執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錦衣肉食，出入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禍患甚於金虜，可謂上負國家。下負百姓，罪惡如此，用古法皆當誅。」
當時有「兩鎮之重」節度使銜頭的只有劉光世和張俊兩人。
到了紹興元年，汪藻再一次上奏章，大談「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獻上「馭將三策」。建議趙構要「漸銷諸將之權」。
而當時高宗皇帝的回答是：「後十年卒如其策。」
兵權遲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左宣議郎王之道更是不顧金人在側，虎視眈眈。上書高宗，強烈要求收繳諸將兵權，恢復以文臣統軍的傳統，他呼籲說：「臣願陛下深思熟慮，選擇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鉞，俾統六師。」
到了紹興八年，監察御史張戒也進言說：「諸將權太重」，提醒高宗皇帝早日削減諸將的兵權。
高宗對此大為讚賞，當即表示「一二年間事當自了」。
從高宗皇帝對大臣們的回覆看，在紹興十一年中所發生的「釋兵權」事件，很早就已經列入了高宗皇帝的時間表內。
皇帝既然有這個心愿，當首相的當然要積極貫徹落實，張浚在相位時，就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為由，解除了劉光世的兵權，但也因此引發了淮西兵變，他本人坐謫引退，第一次收兵奪權的行動只能草草結束。
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兩人依舊想收奪武將兵權。
他們將各大將部下的偏裨將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將的兵權，達到化整為零的目的。
他們的實驗對象是張俊，但因為秦檜回來了，趙鼎、王庶相繼罷官，這一次收兵奪權行動還沒來得及展開就無疾而終。
有第一、第二次，就會有第三次、第四次……
從這個角度看，罷免張俊、韓世中和岳飛等三人的兵權，其實是當時社會的主旋律，是遲早都會發生的事情。
問題在於，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真的那麼合適嗎？
毫無疑問，宋朝是中國在古時的一個巔峰的時代。
整個社會的科學發展水平，國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等等，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要說之前的漢唐盛世比不上，後來的明清兩朝更是大大不如。
誠然，之所以有宋朝一代的興盛，是李家唐朝多年以來對世界的開放和包容的延續和結果；但是，宋朝孱弱的軍事力量與她那超高的國民生產總值，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無論是國家的稅賦收入，國家的人口數量。又或者是國民生產總值，宋朝與契丹遼國和女真金國的比較，其差距相當於如今的美國與墨西哥之比。
也有人用各種各樣的數據來說明宋朝軍隊的強大，比如在西夏戰場的勝利，等等；只不過，身形龐大的美國居然被弱小的墨西哥倒逼，處處挨打受氣。無論怎樣解釋，都擺脫不了弱者的身份。
其中的原因，就是這個可惡的「以文制武」的制度。
也有很多人把宋朝的孱弱歸咎於缺馬。
缺馬當然是一個劣勢，但是，這絕對不會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冷兵器的時代，沒有任何一種武器或者裝備能夠決定勝利。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在於人。
天朝毛太祖語錄中也有這麼一句：「決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那麼，「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這個制度，又如何導致宋軍軍力的孱弱呢？
宋朝的軍事體質大致可以分為上下兩層。
上層的安排，根據《宋史？職官二》中的描述：「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就這樣，整個軍隊的指揮體系一分為三，相互制衡，也相互扯皮。
下層的安排，根據「更戊法」的規定：畿輔與諸州禁軍定期更換駐地，目的就是以使兵不識將，將無專兵。
這種安排的結果，讓整個軍隊的掌控權歸於朝廷。而不會從屬於某人。
只不過，朝廷是虛的，皇帝才沒那麼多功夫天天管著管那。
誰也管不了的結果，就變成了誰也不管了。
這種制度，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公有制，或者可以稱之為「官有制」。與天朝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和「大鍋飯」相比，非常的相似。
「大鍋飯」的結果。必然帶來機構的臃腫、人員的腐敗、效率的低下，等等。
當宋朝在軍事上的高投入並沒有高產出，反而處處挨打、受制於人的時候，保守和退縮自然成了必然的選擇。
所以。宋朝的軍力與他的經濟實力是完全不相稱的。
從建康元年到紹興十一年，時間長達整整十五年時。這在兩宋時期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時間段。
在這個時間段里，皇室的力量幾近於零，只能依靠社會習俗和道德的感召力來勉強維持統治。
於是乎，南宋朝廷對於各個武將們的發展只能聽之任之，只要你能夠堅持與金兵作戰，只要你願意打我宋朝的旗幟就行了。
在建炎四年。給事中兼直學士汪藻上疏斥責諸大將：「現在有的大將官兼兩鎮之重，躋身於執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錦衣肉食，出入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禍患甚於金虜，可謂上負國家。下負百姓，罪惡如此，用古法皆當誅。」
當時有「兩鎮之重」節度使銜頭的只有劉光世和張俊兩人。
到了紹興元年，汪藻再一次上奏章，大談「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獻上「馭將三策」。建議趙構要「漸銷諸將之權」。
而當時高宗皇帝的回答是：「後十年卒如其策。」
兵權遲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左宣議郎王之道更是不顧金人在側，虎視眈眈。上書高宗，強烈要求收繳諸將兵權，恢復以文臣統軍的傳統，他呼籲說：「臣願陛下深思熟慮，選擇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鉞，俾統六師。」
到了紹興八年，監察御史張戒也進言說：「諸將權太重」，提醒高宗皇帝早日削減諸將的兵權。
高宗對此大為讚賞，當即表示「一二年間事當自了」。
從高宗皇帝對大臣們的回覆看，在紹興十一年中所發生的「釋兵權」事件，很早就已經列入了高宗皇帝的時間表內。
皇帝既然有這個心愿，當首相的當然要積極貫徹落實，張浚在相位時，就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為由，解除了劉光世的兵權，但也因此引發了淮西兵變，他本人坐謫引退，第一次收兵奪權的行動只能草草結束。
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兩人依舊想收奪武將兵權。
他們將各大將部下的偏裨將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將的兵權，達到化整為零的目的。
他們的實驗對象是張俊，但因為秦檜回來了，趙鼎、王庶相繼罷官，這一次收兵奪權行動還沒來得及展開就無疾而終。
有第一、第二次，就會有第三次、第四次……
從這個角度看，罷免張俊、韓世中和岳飛等三人的兵權，其實是當時社會的主旋律，是遲早都會發生的事情。
問題在於，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真的那麼合適嗎？
毫無疑問，宋朝是中國在古時的一個巔峰的時代。
整個社會的科學發展水平，國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等等，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要說之前的漢唐盛世比不上，後來的明清兩朝更是大大不如。
誠然，之所以有宋朝一代的興盛，是李家唐朝多年以來對世界的開放和包容的延續和結果；但是，宋朝孱弱的軍事力量與她那超高的國民生產總值，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無論是國家的稅賦收入，國家的人口數量。又或者是國民生產總值，宋朝與契丹遼國和女真金國的比較，其差距相當於如今的美國與墨西哥之比。
也有人用各種各樣的數據來說明宋朝軍隊的強大，比如在西夏戰場的勝利，等等；只不過，身形龐大的美國居然被弱小的墨西哥倒逼，處處挨打受氣。無論怎樣解釋，都擺脫不了弱者的身份。
其中的原因，就是這個可惡的「以文制武」的制度。
也有很多人把宋朝的孱弱歸咎於缺馬。
缺馬當然是一個劣勢，但是，這絕對不會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冷兵器的時代，沒有任何一種武器或者裝備能夠決定勝利。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在於人。
天朝毛太祖語錄中也有這麼一句：「決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那麼，「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這個制度，又如何導致宋軍軍力的孱弱呢？
宋朝的軍事體質大致可以分為上下兩層。
上層的安排，根據《宋史？職官二》中的描述：「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就這樣，整個軍隊的指揮體系一分為三，相互制衡，也相互扯皮。
下層的安排，根據「更戊法」的規定：畿輔與諸州禁軍定期更換駐地，目的就是以使兵不識將，將無專兵。
這種安排的結果，讓整個軍隊的掌控權歸於朝廷。而不會從屬於某人。
只不過，朝廷是虛的，皇帝才沒那麼多功夫天天管著管那。
誰也管不了的結果，就變成了誰也不管了。
這種制度，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公有制，或者可以稱之為「官有制」。與天朝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和「大鍋飯」相比，非常的相似。
「大鍋飯」的結果。必然帶來機構的臃腫、人員的腐敗、效率的低下，等等。
當宋朝在軍事上的高投入並沒有高產出，反而處處挨打、受制於人的時候，保守和退縮自然成了必然的選擇。
所以。宋朝的軍力與他的經濟實力是完全不相稱的。
從建康元年到紹興十一年，時間長達整整十五年時。這在兩宋時期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時間段。
在這個時間段里，皇室的力量幾近於零，只能依靠社會習俗和道德的感召力來勉強維持統治。
於是乎，南宋朝廷對於各個武將們的發展只能聽之任之，只要你能夠堅持與金兵作戰，只要你願意打我宋朝的旗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