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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人很單純，儘管素不相識，但卻相互信任。
三輪車行駛在街頭，街旁不時有日俄時期留下的建築群，給人一種異國情調；映入眼帘的是鱗次櫛比的商店和五花八門的商品，就好像已經回到上海一樣。
從零下三十多度的愛輝，來到只有零下七八度的大連，感到這裡的氣溫暖和多了，風也濕潤宜人。
習習微風吹起曉晗的長髮，她仰頭看我，病後初愈顯得嬌憐的眼神里透出滿足和幸福。
下午四點半，輪船起航，同艙的另外倆名乘客是上海人，起勁地談論著粉碎“***”時上海黨羽設立指揮點，調集公安幹警和民兵，發放槍枝彈藥，準備武裝叛亂的事。
第二天，船入深海，風至七級，搖晃明顯，擺在走廊里的桶撞得叮咚響。那兩個上海乘客開始暈船，躺在床上再也說不出話來。
曉晗也有點暈船。等她睡著了，我獨自一人來到搖晃的甲板上。
一望無際的海面上翻滾著浪花，船尾翻起泡沫的海面上，有三四條黑色的大魚，躍出海面，此起彼伏地在追逐。
我隨著船身的起伏，享受著動感的愉悅，就像兒時輕輕盪起了鞦韆。
169、瘋女小紅 [本章字數：1656 最新更新時間：2013-10-11 10:43:52.0]
三天後的清晨四點多，“長征號”輪船駛入黃浦江，停靠在公平路碼頭。
目送曉晗被她弟弟接走後，我叫了輛三輪車回家。
公平路碼頭離我家不遠，從周家嘴路經海寧路、吳淞路，向右一拐，便到了嘉興路44號的家，一切都那麼熟悉。
說起嘉興路44號，是有點來歷的。
它是個日本風格的組合大院，位於四周石庫門住房的中間，顯得有點另類。這個院子是在二十年代初，由日本僑民建的一個當鋪。
推開大門就是個院子，然後是一個走廊，走廊的兩旁有三戶人家，第一戶人家裡，至今還有一排齊胸高的櫃檯，估計是當年遞送當物的。
穿過走廊，是一個帶水井的天井，天井的右面有樓梯可上二樓。
天井的正對面是大禮堂，禮堂的樑上雕著各種花卉。禮堂的左面有一個小夾堂，夾弄盡頭還有一個三角型的院子，那裡有一個倉庫，並有一個小門直通52號大院。
日本投降後，這裡成了國民黨警察的巡捕房，並把隔壁52號大院擴進來作為巡捕房的車庫。
我家的窗口正對52號大院，讓我記憶最深的是院裡有一棵柿子樹和院牆上有一棵紫滕。
解放後，解放軍軍管了公安局，44號就成了公安局軍管會人員的家屬院；52號則還住著幾戶舊警察局的留用人員，主要是當年在巡捕房開車的司機。
嘉興路44號，可以說是我全部童年的記憶：春天從二樓爬上房頂放風箏，夏天在天井的井水裡浸西瓜啤酒，秋天在52號大院的紅薯堆上捉迷藏，冬天在三角院裡翻跟頭伏地挺身練身體……
自從文革後，童年的一切都不復存在。就在這個天井裡，我的父母被批鬥帶走；住在52號大院裡的居委主任，每天隔著窗戶對我們狠三狠四；而院子裡有一個人當上了公安系統的造反派頭頭，天天戴著紅袖章面無表情地昂頭從我家門前的走廊走過。
這次我回上海，發覺44號院內物是人非，樓房還是那個樣，氛圍卻大大不一樣了。父母恢復了領導崗位，居委主任那張臉又變得笑容可掬，而那個造反派頭頭，每天下班低頭匆匆穿過走廊後，便呆在屋裡再也不露面了。
母親對我談戀愛的事並沒有說什麼，只是在閒談時講起她單位里一位同事的傷心事：
母親這位同事姓張，女兒小紅和我同齡。
文革初期，小紅的父親被造反派拉到單位里去隔離審查。
一天，造反派打電話通知張阿姨到單位里去一趟，說她丈夫畏罪自殺。
張阿姨不相信一向樂觀開朗的丈夫會自殺，但性格懦弱的她卻不敢要求驗屍，甚至連自己也不敢去看一眼“自絕於黨和人民”的丈夫，糊裡糊塗地同意造反派把屍體火化了。
張阿姨後來對我母親說，她就小紅這麼一個女兒，怕將來給女兒在政治上背黑鍋。所以不敢驗屍，也不敢告訴小紅，只好自己一個偷偷地背著人哭丈夫。
小紅是從家門口造反派貼的標語上知道父親死了，她不理解母親為什麼瞞著自己，使自己未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從此與母親不再說話。
到“一片紅”插隊時，小紅只想早點離開這個家。六九屆第一批下鄉的名額是雲南，她二話不說就去雲南插隊。
小紅是帶著對媽媽的一絲恨意離開上海的。
1974年，小紅回來了，但已經精神失常。不知道她在農村經歷了什麼，總之是精神崩潰了。
可憐的張阿姨，朝思暮盼，迎回的是一個已經痴呆的女兒。原本還指望女兒會有一天體諒到母親當時的用心，現在永遠不可能了。
聽說張阿姨丈夫的冤案最近就要平反昭雪，但誰又能撫平留給這個家庭的傷痛和疤痕呢？張阿姨一天天蒼老，她最後的希望已經破滅。
聽完這個故事，我不由感慨：“相比之下，我們一家還算是幸運的。”
雲龍的哥哥結婚，把我們叫到他家去喝酒。
已經回上海的劉金鵬、高朗也一起來相聚。那晚，我們五人喝了塑料桶裝的10公斤黃酒、一瓶白酒、一瓶紅酒，直到把雲龍家的酒全部喝完。
三輪車行駛在街頭，街旁不時有日俄時期留下的建築群，給人一種異國情調；映入眼帘的是鱗次櫛比的商店和五花八門的商品，就好像已經回到上海一樣。
從零下三十多度的愛輝，來到只有零下七八度的大連，感到這裡的氣溫暖和多了，風也濕潤宜人。
習習微風吹起曉晗的長髮，她仰頭看我，病後初愈顯得嬌憐的眼神里透出滿足和幸福。
下午四點半，輪船起航，同艙的另外倆名乘客是上海人，起勁地談論著粉碎“***”時上海黨羽設立指揮點，調集公安幹警和民兵，發放槍枝彈藥，準備武裝叛亂的事。
第二天，船入深海，風至七級，搖晃明顯，擺在走廊里的桶撞得叮咚響。那兩個上海乘客開始暈船，躺在床上再也說不出話來。
曉晗也有點暈船。等她睡著了，我獨自一人來到搖晃的甲板上。
一望無際的海面上翻滾著浪花，船尾翻起泡沫的海面上，有三四條黑色的大魚，躍出海面，此起彼伏地在追逐。
我隨著船身的起伏，享受著動感的愉悅，就像兒時輕輕盪起了鞦韆。
169、瘋女小紅 [本章字數：1656 最新更新時間：2013-10-11 10:43:52.0]
三天後的清晨四點多，“長征號”輪船駛入黃浦江，停靠在公平路碼頭。
目送曉晗被她弟弟接走後，我叫了輛三輪車回家。
公平路碼頭離我家不遠，從周家嘴路經海寧路、吳淞路，向右一拐，便到了嘉興路44號的家，一切都那麼熟悉。
說起嘉興路44號，是有點來歷的。
它是個日本風格的組合大院，位於四周石庫門住房的中間，顯得有點另類。這個院子是在二十年代初，由日本僑民建的一個當鋪。
推開大門就是個院子，然後是一個走廊，走廊的兩旁有三戶人家，第一戶人家裡，至今還有一排齊胸高的櫃檯，估計是當年遞送當物的。
穿過走廊，是一個帶水井的天井，天井的右面有樓梯可上二樓。
天井的正對面是大禮堂，禮堂的樑上雕著各種花卉。禮堂的左面有一個小夾堂，夾弄盡頭還有一個三角型的院子，那裡有一個倉庫，並有一個小門直通52號大院。
日本投降後，這裡成了國民黨警察的巡捕房，並把隔壁52號大院擴進來作為巡捕房的車庫。
我家的窗口正對52號大院，讓我記憶最深的是院裡有一棵柿子樹和院牆上有一棵紫滕。
解放後，解放軍軍管了公安局，44號就成了公安局軍管會人員的家屬院；52號則還住著幾戶舊警察局的留用人員，主要是當年在巡捕房開車的司機。
嘉興路44號，可以說是我全部童年的記憶：春天從二樓爬上房頂放風箏，夏天在天井的井水裡浸西瓜啤酒，秋天在52號大院的紅薯堆上捉迷藏，冬天在三角院裡翻跟頭伏地挺身練身體……
自從文革後，童年的一切都不復存在。就在這個天井裡，我的父母被批鬥帶走；住在52號大院裡的居委主任，每天隔著窗戶對我們狠三狠四；而院子裡有一個人當上了公安系統的造反派頭頭，天天戴著紅袖章面無表情地昂頭從我家門前的走廊走過。
這次我回上海，發覺44號院內物是人非，樓房還是那個樣，氛圍卻大大不一樣了。父母恢復了領導崗位，居委主任那張臉又變得笑容可掬，而那個造反派頭頭，每天下班低頭匆匆穿過走廊後，便呆在屋裡再也不露面了。
母親對我談戀愛的事並沒有說什麼，只是在閒談時講起她單位里一位同事的傷心事：
母親這位同事姓張，女兒小紅和我同齡。
文革初期，小紅的父親被造反派拉到單位里去隔離審查。
一天，造反派打電話通知張阿姨到單位里去一趟，說她丈夫畏罪自殺。
張阿姨不相信一向樂觀開朗的丈夫會自殺，但性格懦弱的她卻不敢要求驗屍，甚至連自己也不敢去看一眼“自絕於黨和人民”的丈夫，糊裡糊塗地同意造反派把屍體火化了。
張阿姨後來對我母親說，她就小紅這麼一個女兒，怕將來給女兒在政治上背黑鍋。所以不敢驗屍，也不敢告訴小紅，只好自己一個偷偷地背著人哭丈夫。
小紅是從家門口造反派貼的標語上知道父親死了，她不理解母親為什麼瞞著自己，使自己未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從此與母親不再說話。
到“一片紅”插隊時，小紅只想早點離開這個家。六九屆第一批下鄉的名額是雲南，她二話不說就去雲南插隊。
小紅是帶著對媽媽的一絲恨意離開上海的。
1974年，小紅回來了，但已經精神失常。不知道她在農村經歷了什麼，總之是精神崩潰了。
可憐的張阿姨，朝思暮盼，迎回的是一個已經痴呆的女兒。原本還指望女兒會有一天體諒到母親當時的用心，現在永遠不可能了。
聽說張阿姨丈夫的冤案最近就要平反昭雪，但誰又能撫平留給這個家庭的傷痛和疤痕呢？張阿姨一天天蒼老，她最後的希望已經破滅。
聽完這個故事，我不由感慨：“相比之下，我們一家還算是幸運的。”
雲龍的哥哥結婚，把我們叫到他家去喝酒。
已經回上海的劉金鵬、高朗也一起來相聚。那晚，我們五人喝了塑料桶裝的10公斤黃酒、一瓶白酒、一瓶紅酒，直到把雲龍家的酒全部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