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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唐宋時,忽然出現所謂騷體《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先後撰寫論文,論述《胡笳十八拍》乃蔡琰所作。於是眾說紛壇。我以為此詩之為偽作,不難識別,其中“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為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恥”等語,令人讀之感到既庸俗欠雅,又迷信無識,把蔡琰的“博學多才辯”又遵守傳統婦道的風貌格調喪失殆盡。考之蔡琰家世,父邕既被稱為“曠世逸才”,又“性篤孝”,當他被王允枉殺之日,“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曹操所以贖蔡琰歸,即因痛邕無嗣。人們對蔡邕如此尊敬思念,飽受凌辱的蔡琰對於亡父的冤死,豈有不痛心疾首,號咷泣血之理。但悲憤三篇,竟無一語道及乃父慘遭殺害之奇冤大禍,而念念不忘的只有“胡兒”。若真如是,蔡琰當日何必回來呢?觀蔡琰謁操救夫時之焦急哀傷神態,可知蔡琰歸後的意願也不過欲與董祀白頭偕老、平安度日而已。假若蔡琰“疾沒世而名不彰”的話,她完全可以寫些哀悼慈父等文,交給曹氏父子宣示於眾,大可不必公開宣揚自己忘不掉胡兒,那樣,連贖她回來的曹操也會不愛聽。以情理度之,飽受傳統儒學教養的蔡琰,歸來後當以未能奮身守節、抗禦強暴為恥,尚何遑大事宣講己誕生胡兒之事耶?所以我確信三篇皆為好事者所偽作。

  (六)孔融和王粲的詩文

  孔融(153至208年),字文舉,年幼,即以穎悟有才辯著稱,後官至虎賁中郎將。會董卓擅權,融常忤卓意,被外調為北海相。時值戰亂,而融干能非所長,在北海六年,屢遭挫敗,召至許,歷任將作大匠、少府、大中大夫。融知操終圖漢室,常執異議。操忌而殺之,誅及妻小。

  曹丕愛融文辭,以為不減班固、揚雄。嘗以金帛購求融文。《典論·論文》將融列為建安七子之一。稱其“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

  孔融文章,氣勢充溢,文筆雋永流暢,其《論盛孝章書》尤為人所傳誦。盛憲,字孝章,會稽人,器量雅偉。曾為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孔融憂其不能免禍,乃與曹操書,請辟用之。制命未至,憲已為孫權所害。孔融在書中強調了招攬賢才的重要,突出尊賢貴在行動,並以齊桓公、燕昭王的招賢建功實例催促曹操迅速採取行動。此書立意高遠,文筆雋拔雅致,情理委婉動聽,時至今日,仍有誦讀價值。

  王粲(177至217年),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出身名門,少有異才,博聞強記。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早年受到蔡邕的賞識,許身後贈以家藏書籍。值時戰亂,自長安流寓荊州。曹操為魏公,以粲為侍中,博物多識,典掌興造制度。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粲隨操征吳,途中遇疫身亡。

  王粲的詩,以《七哀詩》最有名,今錄其第一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問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征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詩中敘述經過戰爭洗劫的關中,出現了白骨遍野的悲慘景象,充分體現了作者對無辜人民的深切同情,自然也是對戰亂製造者的痛恨與詛咒。其中敘飢婦棄子後,“揮涕獨不還”,說明她丈夫早已死亡或被拉去當兵服役在外,只剩下孤零零的飢婦一人,令覽者倍感淒切傷神。

  王粲另一著名作品——《登樓賦》,是在荊州避亂時所寫,內中描述他思鄉和懷才不遇的沉鬱心胸,立意清新,文字舒暢,具有濃厚詩意,擺脫了已往漢賦雕砌堆積的陳舊氣息。

  孔融和王粲的文學造詣,在建安七子中是較高的。陳壽《三國志》獨為粲立傳,其他魏國文人只附帶敘及,或只寥寥數語,其重視王粲是不言而喻的。

  (七)阮籍和嵇康的詩文

  以上諸人的文學作品大致在漢末魏初,人們習慣稱之為“建安文學”。到三國後期,魏國文壇亦趨消沉,只有阮籍和嵇康的詩文比較有名,文學史上所說的“正始文學”,主要即以阮、嵇為代表。二人的簡歷和哲學思想,前已作過敘述,這裡只談談他們的文學作品:

  阮籍在哲學上的造詣,遜於嵇康,但在文學上的名聲則超過了嵇康。《文心雕龍》第47《才略》稱:“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意思是說嵇康的文章善於推論哲理,阮籍的詩則極有氣勢和風度。阮籍遺留至今的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素稱名作。從詩的內容看,多諷刺時事,充滿著內心的苦悶,從表達技巧說,採用了隱晦曲折的筆調。例如: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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