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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手還在緊緊地攥著我那東西，簡直就要把它拽下來了。這就是她現在做的全部工作。她大概是覺得自己是在把一個沙發墊高高舉起，以便讓別人看見她在底下發現的寶貝——幾枚硬幣，一個丟失的錢包，也許還有你一直都沒發現的有樟木香味的老鼠——這時候有件事情發生了。
親愛的上帝拄著拐杖，坐著輪椅來了。
“看。”她說。她用手指輕輕地彈擊著，然後沿一條直線延伸到我右側睪丸的下面。“瞧瞧那些陰毛邊上的傷疤。他的睪丸肯定腫得有葡萄那麼大。”
“他很走運，兩個睪丸都倖存下來了，一個也沒少。”
“你敢打賭，你的……你可以打賭你知道。”她說道，又笑了了起來，頗有點挑逗的味道。她鬆開了那隻戴著手套的手，把它移開，拼命往下按，想儘量看得清楚一些。她的動作是無意的。但在其他情況下，你要別人為你特意這麼做得付二十五塊或三十塊錢。“我想這是戰爭留下的傷疤。彼得，遞個放大鏡給我。”
“我不應該……”
“就幾秒鐘，”她說，“他哪兒也去不了。”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發現中。她的手還放在我的身上，還在拼命往下按。一切似乎仍然在繼續，但也許我錯了。我一定搞錯了，要麼他能看見，她能感覺到……
她俯下身去，我發現只能看到後背上綠色制服，從帽子上垂下的帶子像古怪的辮子。現在，噢，我的天啊，我能感受到她的氣息吹到我下面那個地方。
“注意這些傷疤具有放射狀，”她說，“這是一種爆炸留下的傷痕。也許至少有十年歷史了，我們可以檢查他的參軍記……”
門被突然撞開了。彼得驚恐地大叫，阿倫醫生倒是比較平靜，但手卻下意識地握得更緊了，她再次抓住我，驟然之間我的腦海里出現了幻覺，仿佛看到一個新版本的令人作嘔的《淫穢護士》。
“別把他切開!”有人尖聲大叫。他的聲音太響，充滿了恐懼。我差點都沒聽出來原來是拉斯蒂。“別把他切開。他的高爾夫球袋裡有條蛇，它把邁克給咬了。”
他們朝他轉過身來，眼睛大睜著，下巴都要掉下來了。她的手還在抓著我，小彼得就知道用一隻手不停地撓著自己那件洗得乾乾淨淨的制服左上口袋，樣子看上去就像拿著一個破爛不堪的加油泵。她也好不到哪兒去，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了，至少暫時如此。
“什麼……你……什麼……”彼得開始搭腔。
“把他放平!”拉斯蒂說——口吃不清，有點像喃喃自語。“我想他沒有死，但幾乎說不出話來。那是一條棕色的小蛇，我這輩子從未見過這種蛇，它主要出沒於茂密的桂屬植物叢中，它現在就在那兒。這並不重要!我想我們抬進來的這個人一定是被它咬了。我想……天啊!醫生，你們要怎麼做?把他弄醒嗎?”
她迷迷糊糊地向四周看了看，一開始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她大聲尖叫——一邊叫一邊把大剪刀從彼得戴著手套卻軟弱無力的手中拿走——這時候我發現自己又一次想起了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那部老電視劇。
可憐的約瑟夫·考特(希區柯克電影《辣手摧花》一譯《疑影》中的人物——譯註)，我在想。
他在那裡只是一個勁地哭。
後 記
第四解剖室的經歷至今已有一年了，我也已完全康復，儘管那次的昏迷既難以治癒，又令人恐懼。整整花了一個月，我的手指和腳趾才能靈活地動彈。我還不能彈鋼琴，當然我一直就沒會過，這只是說笑而已，我對此沒什麼好愧疚的。在我那段不幸經歷以後的頭三個月里，我從插科打諢中體會到理智和某種形式的精神失常之間往往只有一步之遙，卻難以逾越。除非你真正感受到馬上插入你肚皮的用來做屍檢的大剪刀，那鋒利的刀尖，否則你不會明白我的意思。
最近一次到醫院複診後的兩個禮拜左右，一位住在杜旁街的婦女向德里警方抱怨，說隔壁的那所房子裡發出“腐爛的惡臭氣味”。那幢房子屬於一個叫沃爾特·凱拉的單身銀行職員。警方發現那所房子是空的……就是說沒有人住。在地下室他們發現有六十多條各種各樣的蛇，大約有一半都死了——因為沒有東西吃，沒水喝，但還有很多極富活力，極具危險性。有幾條蛇非常罕見。經請教爬行動物專家，他們說有一條蛇屬於被認為本世紀中葉就滅絕了的一個種群。
凱拉8月22日沒有到德里社區銀行上班，就是我被蛇咬的第三天，也就是把我的故事登上報紙後的第二天，文章標題是：《昏迷者從恐怖的解剖室里死裡逃生》。文章還引用我說過的話，說我曾經被“嚇癱了”。
在凱拉的動物園一樣的地下室里，每個籠子裡都關著一條蛇，只有一個是空的。那個空籠子上沒有標籤，從我高爾夫球袋裡(已經被救護車裡的清潔工用來裝我的“屍體”，他一直在練習像打高爾夫一樣把這個袋子扔到救護車的停車場)鑽出的那條蛇後來一直沒找到。我血液里的毒素——在清潔工邁克·霍甫的血液里發現了同樣的毒素，但程度卻輕微的多——已被記錄在案，卻一直沒有被確診。去年一年我看了大量的各種各樣與蛇有關的圖片，發現至少有一種據報導已經造成人的全身麻痹。“秘魯非洲樹蛇”，這種令人作嘔的毒蛇被認為在20世紀20年代就滅絕了。杜旁街距德里市政高爾夫球場不到半英里，兩地之間大部分是矮小的灌木叢和空地。
親愛的上帝拄著拐杖，坐著輪椅來了。
“看。”她說。她用手指輕輕地彈擊著，然後沿一條直線延伸到我右側睪丸的下面。“瞧瞧那些陰毛邊上的傷疤。他的睪丸肯定腫得有葡萄那麼大。”
“他很走運，兩個睪丸都倖存下來了，一個也沒少。”
“你敢打賭，你的……你可以打賭你知道。”她說道，又笑了了起來，頗有點挑逗的味道。她鬆開了那隻戴著手套的手，把它移開，拼命往下按，想儘量看得清楚一些。她的動作是無意的。但在其他情況下，你要別人為你特意這麼做得付二十五塊或三十塊錢。“我想這是戰爭留下的傷疤。彼得，遞個放大鏡給我。”
“我不應該……”
“就幾秒鐘，”她說，“他哪兒也去不了。”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發現中。她的手還放在我的身上，還在拼命往下按。一切似乎仍然在繼續，但也許我錯了。我一定搞錯了，要麼他能看見，她能感覺到……
她俯下身去，我發現只能看到後背上綠色制服，從帽子上垂下的帶子像古怪的辮子。現在，噢，我的天啊，我能感受到她的氣息吹到我下面那個地方。
“注意這些傷疤具有放射狀，”她說，“這是一種爆炸留下的傷痕。也許至少有十年歷史了，我們可以檢查他的參軍記……”
門被突然撞開了。彼得驚恐地大叫，阿倫醫生倒是比較平靜，但手卻下意識地握得更緊了，她再次抓住我，驟然之間我的腦海里出現了幻覺，仿佛看到一個新版本的令人作嘔的《淫穢護士》。
“別把他切開!”有人尖聲大叫。他的聲音太響，充滿了恐懼。我差點都沒聽出來原來是拉斯蒂。“別把他切開。他的高爾夫球袋裡有條蛇，它把邁克給咬了。”
他們朝他轉過身來，眼睛大睜著，下巴都要掉下來了。她的手還在抓著我，小彼得就知道用一隻手不停地撓著自己那件洗得乾乾淨淨的制服左上口袋，樣子看上去就像拿著一個破爛不堪的加油泵。她也好不到哪兒去，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了，至少暫時如此。
“什麼……你……什麼……”彼得開始搭腔。
“把他放平!”拉斯蒂說——口吃不清，有點像喃喃自語。“我想他沒有死，但幾乎說不出話來。那是一條棕色的小蛇，我這輩子從未見過這種蛇，它主要出沒於茂密的桂屬植物叢中，它現在就在那兒。這並不重要!我想我們抬進來的這個人一定是被它咬了。我想……天啊!醫生，你們要怎麼做?把他弄醒嗎?”
她迷迷糊糊地向四周看了看，一開始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她大聲尖叫——一邊叫一邊把大剪刀從彼得戴著手套卻軟弱無力的手中拿走——這時候我發現自己又一次想起了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那部老電視劇。
可憐的約瑟夫·考特(希區柯克電影《辣手摧花》一譯《疑影》中的人物——譯註)，我在想。
他在那裡只是一個勁地哭。
後 記
第四解剖室的經歷至今已有一年了，我也已完全康復，儘管那次的昏迷既難以治癒，又令人恐懼。整整花了一個月，我的手指和腳趾才能靈活地動彈。我還不能彈鋼琴，當然我一直就沒會過，這只是說笑而已，我對此沒什麼好愧疚的。在我那段不幸經歷以後的頭三個月里，我從插科打諢中體會到理智和某種形式的精神失常之間往往只有一步之遙，卻難以逾越。除非你真正感受到馬上插入你肚皮的用來做屍檢的大剪刀，那鋒利的刀尖，否則你不會明白我的意思。
最近一次到醫院複診後的兩個禮拜左右，一位住在杜旁街的婦女向德里警方抱怨，說隔壁的那所房子裡發出“腐爛的惡臭氣味”。那幢房子屬於一個叫沃爾特·凱拉的單身銀行職員。警方發現那所房子是空的……就是說沒有人住。在地下室他們發現有六十多條各種各樣的蛇，大約有一半都死了——因為沒有東西吃，沒水喝，但還有很多極富活力，極具危險性。有幾條蛇非常罕見。經請教爬行動物專家，他們說有一條蛇屬於被認為本世紀中葉就滅絕了的一個種群。
凱拉8月22日沒有到德里社區銀行上班，就是我被蛇咬的第三天，也就是把我的故事登上報紙後的第二天，文章標題是：《昏迷者從恐怖的解剖室里死裡逃生》。文章還引用我說過的話，說我曾經被“嚇癱了”。
在凱拉的動物園一樣的地下室里，每個籠子裡都關著一條蛇，只有一個是空的。那個空籠子上沒有標籤，從我高爾夫球袋裡(已經被救護車裡的清潔工用來裝我的“屍體”，他一直在練習像打高爾夫一樣把這個袋子扔到救護車的停車場)鑽出的那條蛇後來一直沒找到。我血液里的毒素——在清潔工邁克·霍甫的血液里發現了同樣的毒素，但程度卻輕微的多——已被記錄在案，卻一直沒有被確診。去年一年我看了大量的各種各樣與蛇有關的圖片，發現至少有一種據報導已經造成人的全身麻痹。“秘魯非洲樹蛇”，這種令人作嘔的毒蛇被認為在20世紀20年代就滅絕了。杜旁街距德里市政高爾夫球場不到半英里，兩地之間大部分是矮小的灌木叢和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