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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科赫認為羅森貝格對那批流亡者和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縱容得過了分那樣，他也有理由抱怨說這個德國部長忽略了日耳曼族人——即那些在卡德琳娜大帝時期已經到俄羅斯來尋求生存空間的老一輩德國人的後裔。這在德國專員看來特別感到可悲，因為德國人在１９４１年奪取這塊土地時發現了日耳曼族人是過著怎樣一種生活。他們發現俄羅斯日耳曼人所居住的村莊（在１９２６年人口普查時，他們有三十九萬三千九百二十四人，主要聚居在南方的尼古拉耶夫、扎波羅熱和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一般地都是處於最糟的境況中”，由於布爾什維克“放逐了其中最優秀的人”，結果就不可能“在沒有外來的幫助下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此外，他們同納粹祖國完全被隔絕了：“他們中有一大部分人幾乎連６４２元首的名字都不知道”，並且（顯然被認為更令人遺憾的是）“他們在德國部隊已經開進來以後，還未能採取措施去對付殘餘的猶太人”。他們與其他占領區裡的日耳曼族人不同，因而並“沒有民政和經濟機構所能依恃的可靠的人”。
科赫認為德國民政當局對日耳曼族人有一種特殊的義務，因此在 １９４２年夏季要求羅森貝格頒布一項法令（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使他們可以重新加入德國社會，並且恢復他們的各項權利，”他本人已經給予他們特殊的免稅權，還使他們受到德國婚姻法的管轄。可是，羅森貝格儘管十分欽佩“東方地區”日耳曼族移民的“巨大成就”，卻不肯使他們具有一種會脫離其餘的烏克蘭公眾的身分，也不肯把他們的定居點變成“日耳曼區”。因此，他不理會科赫的要求，結果後者就去求助於希姆萊。希姆萊作為加強德意志民族委員會的會長，認為為了維護德國的“政治威信”，必須給那些殘存下來的日耳曼族家庭“建立一個新家園”。因此，他決定，儘管由於蘇聯的放逐造成了人口喪亡十分之一，還是必須把他們集中在安排好的定居點裡，並向他們提供“必要的指導和特殊的支援”。因此，他要科赫頒布一道法令，根據１９４１年３月４日“關於東方合併區內日耳曼民族登記和德國公民權的命令”的基本精神，承認烏克蘭的德意志人為日耳曼族人，並准許他們以這種身分把他們的姓名登入德意志種族登記冊里。在頒布這個法令的同時，又發布了一道命令，賦予某幾類日耳曼族人以耕種（但不是立即擁有）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們曾擁有的面積和地價相當的農田的權利。可是，這些措施事先都沒有上報給羅６４３森貝格，羅森貝格認為科赫背著他去找希姆萊而大為惱怒，他於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８日頒布了一道法令，正式斥責這個德國專員所採取的行動。
如果不是由於羅森貝格和科赫兩人基本上都抱著反基督教的態度，那麼到了為烏克蘭制訂一項宗教政策時， 就會再次發生同樣的衝突。就科赫在宗教問題上所發表的見解而言，據說他曾談到同時建立兩三個對立的教會是合乎需要的，因為他能夠利用這一派去反對另一派，以坐收漁翁之利。至於羅森貝格，他卻認為德國人“既沒有復興一個受壓制的教會生活的任務，也沒有責任去持續布爾什維克的滅絕政策”，因此德國專員只應默認“懺悔團體”就行了，不必給予他們任何“國家的支持”。但是這兩個人到頭來都不熱衷於主動採取行動，因此關於東方教會前途的第一個重大決定既不是出自這個德國部長，也不是出自這個德國專員，而是出於德國武裝部隊。儘管希特勒明確表示不希望在東方地區恢復任何宗教活動，軍事當局顯然因為看到德軍占領區里上教堂的人數日益增加而印象深刻，以致他們決定親自來抓這件事，並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宗教自由——使羅森貝格除了默認他們所採取的行動外，別無他法。
由於武裝部隊方面這種仁慈的干預（當然也由於蘇聯秘密警察的銷聲匿跡），烏克蘭的宗教復興在１９４２年的頭幾個月里獲得了迅速的發展。這時採取了改組教會的步驟，包括在“解放了的烏克蘭”為自治教會任命了一個“管理員”，即盧茨克和科威爾那個自封的大主教波利卡普?西科爾斯基，以及在基輔、日托米爾、波爾塔瓦、基洛夫格勒、盧勃內、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比亞瓦一采爾珂夫分別任命了主教。可是，德軍並沒有發布過正式的宗教自由的通告，雖然情況已經很清楚，這件事不能再６４４擱置下去了。因此，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在元首總部召開了一個研究宗教問題的會議，在應由羅森貝格還是應由科赫採取下一個步驟的問題上展開了某種辯論後，決定最好還是由科赫採取主動行動好。因此，６ 月間，這個德國專員就發布命令，調整烏克蘭的宗教活動。可是，並沒有正式宣布德國允許信仰自由的決議，而宗教自由的法令到頭來只是採取了秘密指示的形式，指示科赫不要去干涉教會的重行開放、教士的授職，以及宗教儀式的舉行。德國人以這種不適當的、鬼鬼祟祟的方式來處理宗教問題，使他們失去了一個利用形勢進行宣傳的寶貴機會，因此等到史達林以他在戰時所作出的最敏銳的宣傳攻勢之一於 １９４３年９月恢復了莫斯科大主教的職位時，德國人竟拿不出什麼有效的辦法來進行迅速的回擊。到了１９４２年夏季，羅森貝格和科赫之間的意見分歧已是如此明顯，以致必須由元首總部來作出裁決了。這時科赫說來，倒是一個吉兆，因為他在奉承希特勒方面的本領顯然比羅森貝格高明得多。此外，科赫還有博爾曼這個坐探，後者這時掌管著元首總部，而且同羅森貝格始終不友好。結果是博爾曼聽從了科赫的話，於１９４２年７月給那位德國部長發出了指示，其蠻橫和挖苦的語氣，讀起來好象是對科赫本人政策的一篇諷刺文，不過，作為對羅森貝格的一種安撫，希特勒同時頒布了一項法令，使後者成為（不論這項任命是真是假）“有關前蘇聯領土上各個民族的政策問題的德國政府全權代表”。
科赫認為德國民政當局對日耳曼族人有一種特殊的義務，因此在 １９４２年夏季要求羅森貝格頒布一項法令（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使他們可以重新加入德國社會，並且恢復他們的各項權利，”他本人已經給予他們特殊的免稅權，還使他們受到德國婚姻法的管轄。可是，羅森貝格儘管十分欽佩“東方地區”日耳曼族移民的“巨大成就”，卻不肯使他們具有一種會脫離其餘的烏克蘭公眾的身分，也不肯把他們的定居點變成“日耳曼區”。因此，他不理會科赫的要求，結果後者就去求助於希姆萊。希姆萊作為加強德意志民族委員會的會長，認為為了維護德國的“政治威信”，必須給那些殘存下來的日耳曼族家庭“建立一個新家園”。因此，他決定，儘管由於蘇聯的放逐造成了人口喪亡十分之一，還是必須把他們集中在安排好的定居點裡，並向他們提供“必要的指導和特殊的支援”。因此，他要科赫頒布一道法令，根據１９４１年３月４日“關於東方合併區內日耳曼民族登記和德國公民權的命令”的基本精神，承認烏克蘭的德意志人為日耳曼族人，並准許他們以這種身分把他們的姓名登入德意志種族登記冊里。在頒布這個法令的同時，又發布了一道命令，賦予某幾類日耳曼族人以耕種（但不是立即擁有）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們曾擁有的面積和地價相當的農田的權利。可是，這些措施事先都沒有上報給羅６４３森貝格，羅森貝格認為科赫背著他去找希姆萊而大為惱怒，他於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８日頒布了一道法令，正式斥責這個德國專員所採取的行動。
如果不是由於羅森貝格和科赫兩人基本上都抱著反基督教的態度，那麼到了為烏克蘭制訂一項宗教政策時， 就會再次發生同樣的衝突。就科赫在宗教問題上所發表的見解而言，據說他曾談到同時建立兩三個對立的教會是合乎需要的，因為他能夠利用這一派去反對另一派，以坐收漁翁之利。至於羅森貝格，他卻認為德國人“既沒有復興一個受壓制的教會生活的任務，也沒有責任去持續布爾什維克的滅絕政策”，因此德國專員只應默認“懺悔團體”就行了，不必給予他們任何“國家的支持”。但是這兩個人到頭來都不熱衷於主動採取行動，因此關於東方教會前途的第一個重大決定既不是出自這個德國部長，也不是出自這個德國專員，而是出於德國武裝部隊。儘管希特勒明確表示不希望在東方地區恢復任何宗教活動，軍事當局顯然因為看到德軍占領區里上教堂的人數日益增加而印象深刻，以致他們決定親自來抓這件事，並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宗教自由——使羅森貝格除了默認他們所採取的行動外，別無他法。
由於武裝部隊方面這種仁慈的干預（當然也由於蘇聯秘密警察的銷聲匿跡），烏克蘭的宗教復興在１９４２年的頭幾個月里獲得了迅速的發展。這時採取了改組教會的步驟，包括在“解放了的烏克蘭”為自治教會任命了一個“管理員”，即盧茨克和科威爾那個自封的大主教波利卡普?西科爾斯基，以及在基輔、日托米爾、波爾塔瓦、基洛夫格勒、盧勃內、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比亞瓦一采爾珂夫分別任命了主教。可是，德軍並沒有發布過正式的宗教自由的通告，雖然情況已經很清楚，這件事不能再６４４擱置下去了。因此，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在元首總部召開了一個研究宗教問題的會議，在應由羅森貝格還是應由科赫採取下一個步驟的問題上展開了某種辯論後，決定最好還是由科赫採取主動行動好。因此，６ 月間，這個德國專員就發布命令，調整烏克蘭的宗教活動。可是，並沒有正式宣布德國允許信仰自由的決議，而宗教自由的法令到頭來只是採取了秘密指示的形式，指示科赫不要去干涉教會的重行開放、教士的授職，以及宗教儀式的舉行。德國人以這種不適當的、鬼鬼祟祟的方式來處理宗教問題，使他們失去了一個利用形勢進行宣傳的寶貴機會，因此等到史達林以他在戰時所作出的最敏銳的宣傳攻勢之一於 １９４３年９月恢復了莫斯科大主教的職位時，德國人竟拿不出什麼有效的辦法來進行迅速的回擊。到了１９４２年夏季，羅森貝格和科赫之間的意見分歧已是如此明顯，以致必須由元首總部來作出裁決了。這時科赫說來，倒是一個吉兆，因為他在奉承希特勒方面的本領顯然比羅森貝格高明得多。此外，科赫還有博爾曼這個坐探，後者這時掌管著元首總部，而且同羅森貝格始終不友好。結果是博爾曼聽從了科赫的話，於１９４２年７月給那位德國部長發出了指示，其蠻橫和挖苦的語氣，讀起來好象是對科赫本人政策的一篇諷刺文，不過，作為對羅森貝格的一種安撫，希特勒同時頒布了一項法令，使後者成為（不論這項任命是真是假）“有關前蘇聯領土上各個民族的政策問題的德國政府全權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