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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秋季，經濟活動中的充分就業的水準從所有的實際意義上講已經超過，但是政府支出在１９３８年全４８０年有增無已，一直繼續到戰爭爆發。通過“梅福”債券秘密地用貸款資助軍備支出於１９３８年３月停止，但是施威林?馮?克羅格發現，儘管已有較高的稅率，用增加稅收和長期貸款的辦法使收支相抵還是不可能的，因而被迫公開從短期貨幣市場上貸款來彌補差額。
但與此同時，政府支出集中於軍備生產已經導致資本貨物工業——也就是軍備和重工業——達到最高生產能力。為了交付上述軍備定貨，必須增加工廠和設備。因此，上述工業中的私人投資總額已於１９３６年達到１９２９年的水平，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８年幾乎又翻了一番。在充分就業情況下，私人投資的興旺意味著企業主互相競爭以吸收工人和爭取稀缺原料。結果是由於明顯的不顧工資限額，成本增加到對企業界不利的程度，而由於上述增加的成本只能部分地從較高的價格中得到補償，工業利潤趨於下降。然而，上述利潤須交納高稅率，這就意味著減少資金周轉，不僅阻止了企業家向貨幣市場貸出現金，而且實際上迫使他們把存在帝國銀行的“梅福”債券貼現來補充現款。
債券貼現在１９３８年的後十個月中使流通的貨幣增加了三十億馬克；也就是說，遠遠超過了前五年貨幣增加十六億馬克的數字。急劇的增長引起了不安。通貨膨脹不是臨近了嗎？誠然，“當沙赫特看到他所搞出來的〔通過先前的“梅福’資助方法〕危險局面已變得不可收拾時，他越來越急於尋求出路。這……是沙赫特同銀行董事們長時期談話的主題。”不過，他有膽量，把當時面臨的危險和造成的原因向希特勒提出警告，並建議採取所需的補救辦法來防止一場災難。根本原因在於靠貨幣資助的政府赤字支出使有效需求增加，卻沒有使充分就業的條件下實際國民產值得到相應的增加。更糟糕的是，本來應該防備額外購買力浪潮的堤壩，以及各項精心籌劃的控４８１制辦法，似乎完全失效。因為“訂貨的各方迫使製造商囤積原料和勞力”，而這樣反過來造成“物價和工資的過分上漲’。過去十個月奉行的政策所遺留下的影響仍可補救，只要通過稅收和“不影響長期投資市場的貸款”能彌補政府支出，只要各種控制辦法“變得有效’。沙赫特被撤職，但是——因為他的建議大概受到了注意——接替他的職務的馮克得以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５日寫信給希特勒說：“我已擬訂了具體建議，堅決削減非急需消費和任何與戰爭無關的政府支出，通過這樣辦法我們將能處於滿足各項對財政經濟的需求而不受嚴重震動的地位。”
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連續推行靠多發貨幣資助的赤字支出，其直接後果是國內的緊張和疲敝，這無疑地造成了浪費和資源的無效使用。但是這種浪費屬於一種不同的性質，較之與失業和真正資源閒置相連的浪費，其嚴重性要小些。因此，極權國家的相對工業力量在三十年代的增長是必然的，因為它們達到和保持了充分就業，而在民主國家中從來沒有達到過充分就業，並且肯定地未能擋開１９３８年的又一次不景氣。不過，發展軍備成為極權國家經濟政策的支柱這件事，對於這些國家經濟的性質和結構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規模備戰離不開擴大武裝力量和計劃進行一次征服戰爭的準備。同時，也引起其他國家的重整軍備競賽。這就使支出的主要目的從充分就業逐步轉向取得重新武裝的最大效果。
（二）國外地位
各強國在國內執行的經濟政策的性質和方法對於它４８２們同其他國家的關係產生決定性影響。在民主國家中，進口貨物隨著工業生產的波動而波動。極權主義國家的情況就不是這樣，只有日本是例外。從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７年蘇聯的進口額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三，德國下降百分之二十網，義大利下降百分之三十一，而日本卻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日本工業化的比率和戰備的比率如此之高，國內可開發的資源比之蘇聯和德國又要少，因而自給自足規劃的規模受到限制。
在德國，隨著國內原料和代用品生產的增長，進口額減少了。毫無疑問，這意味著象蘇聯那樣減少對外國經濟的依賴。從軍事強國的觀點看，這是最為可取的，而德國人認為，即使從經濟觀點來說在一定限度內也是有利的。他們承認國內礦石、合成汽油和合成橡膠（丁鈉）比進口的原料昂貴。不過，他們爭辯說，天然橡膠的成本為四英鎊，而在國內生產合成橡膠的成本為十英鎊，如果不能增加出口來獲得購買進口的天然橡膠的四英鎊，這對德國意味著什麼？這老一套的論點一有機會就向德國人硬灌。對於他們來說，所謂的三十年代的和平的基礎就是關閉邊界。他們斷言，美國關稅、英國關稅（加上大英國協範圍內的優惠安排）和法國對進口的數量限制，部使得德國不可能獲得購買外國貨物的支付手段。有鑑於國外需求的伸縮性——如外國人所說的那樣——通過出口貨物減價（貶值）的辦法，出口額可以有相當大的增長這一點真的可以肯定嗎？如果真的貶值百分之十，出口額就要增加百分之二十——這裡引用凱恩斯關於二十年代賠償轉讓問題的著名例子——那麼，整個國家的邊際生產率每增加二十個出口實際單位就意味著最後只能增加八個進口實際單位（即 １．２ｘ０．９＝１．０８）。根據上述假設，停止進口某些商品肯定對整個經濟有利，如果這些商品在國內生產的實際成本比兩倍半後的世界市場價４８３格要低的話。因此，從純經濟的原因而言，——只要存在著失業問題——把實際資源向國內自給性項目投資而不是向增加出口方面投資，並把馬克的外匯比價保持在蕭條前的水平上，是有利於德國的。不過，當德國接近實現充分就業，而軍事和政治目的愈來愈刺激它堅持高度的自給自足性的時候，經濟論點就不再重要了。１９３７年７月，戈林在對柏林國際商會發表講話時，強調指出，如果長期依賴外國的或多或少的善意來生活，這對於一個自覺的民族是不可容忍的。
但與此同時，政府支出集中於軍備生產已經導致資本貨物工業——也就是軍備和重工業——達到最高生產能力。為了交付上述軍備定貨，必須增加工廠和設備。因此，上述工業中的私人投資總額已於１９３６年達到１９２９年的水平，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８年幾乎又翻了一番。在充分就業情況下，私人投資的興旺意味著企業主互相競爭以吸收工人和爭取稀缺原料。結果是由於明顯的不顧工資限額，成本增加到對企業界不利的程度，而由於上述增加的成本只能部分地從較高的價格中得到補償，工業利潤趨於下降。然而，上述利潤須交納高稅率，這就意味著減少資金周轉，不僅阻止了企業家向貨幣市場貸出現金，而且實際上迫使他們把存在帝國銀行的“梅福”債券貼現來補充現款。
債券貼現在１９３８年的後十個月中使流通的貨幣增加了三十億馬克；也就是說，遠遠超過了前五年貨幣增加十六億馬克的數字。急劇的增長引起了不安。通貨膨脹不是臨近了嗎？誠然，“當沙赫特看到他所搞出來的〔通過先前的“梅福’資助方法〕危險局面已變得不可收拾時，他越來越急於尋求出路。這……是沙赫特同銀行董事們長時期談話的主題。”不過，他有膽量，把當時面臨的危險和造成的原因向希特勒提出警告，並建議採取所需的補救辦法來防止一場災難。根本原因在於靠貨幣資助的政府赤字支出使有效需求增加，卻沒有使充分就業的條件下實際國民產值得到相應的增加。更糟糕的是，本來應該防備額外購買力浪潮的堤壩，以及各項精心籌劃的控４８１制辦法，似乎完全失效。因為“訂貨的各方迫使製造商囤積原料和勞力”，而這樣反過來造成“物價和工資的過分上漲’。過去十個月奉行的政策所遺留下的影響仍可補救，只要通過稅收和“不影響長期投資市場的貸款”能彌補政府支出，只要各種控制辦法“變得有效’。沙赫特被撤職，但是——因為他的建議大概受到了注意——接替他的職務的馮克得以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５日寫信給希特勒說：“我已擬訂了具體建議，堅決削減非急需消費和任何與戰爭無關的政府支出，通過這樣辦法我們將能處於滿足各項對財政經濟的需求而不受嚴重震動的地位。”
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連續推行靠多發貨幣資助的赤字支出，其直接後果是國內的緊張和疲敝，這無疑地造成了浪費和資源的無效使用。但是這種浪費屬於一種不同的性質，較之與失業和真正資源閒置相連的浪費，其嚴重性要小些。因此，極權國家的相對工業力量在三十年代的增長是必然的，因為它們達到和保持了充分就業，而在民主國家中從來沒有達到過充分就業，並且肯定地未能擋開１９３８年的又一次不景氣。不過，發展軍備成為極權國家經濟政策的支柱這件事，對於這些國家經濟的性質和結構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規模備戰離不開擴大武裝力量和計劃進行一次征服戰爭的準備。同時，也引起其他國家的重整軍備競賽。這就使支出的主要目的從充分就業逐步轉向取得重新武裝的最大效果。
（二）國外地位
各強國在國內執行的經濟政策的性質和方法對於它４８２們同其他國家的關係產生決定性影響。在民主國家中，進口貨物隨著工業生產的波動而波動。極權主義國家的情況就不是這樣，只有日本是例外。從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７年蘇聯的進口額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三，德國下降百分之二十網，義大利下降百分之三十一，而日本卻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日本工業化的比率和戰備的比率如此之高，國內可開發的資源比之蘇聯和德國又要少，因而自給自足規劃的規模受到限制。
在德國，隨著國內原料和代用品生產的增長，進口額減少了。毫無疑問，這意味著象蘇聯那樣減少對外國經濟的依賴。從軍事強國的觀點看，這是最為可取的，而德國人認為，即使從經濟觀點來說在一定限度內也是有利的。他們承認國內礦石、合成汽油和合成橡膠（丁鈉）比進口的原料昂貴。不過，他們爭辯說，天然橡膠的成本為四英鎊，而在國內生產合成橡膠的成本為十英鎊，如果不能增加出口來獲得購買進口的天然橡膠的四英鎊，這對德國意味著什麼？這老一套的論點一有機會就向德國人硬灌。對於他們來說，所謂的三十年代的和平的基礎就是關閉邊界。他們斷言，美國關稅、英國關稅（加上大英國協範圍內的優惠安排）和法國對進口的數量限制，部使得德國不可能獲得購買外國貨物的支付手段。有鑑於國外需求的伸縮性——如外國人所說的那樣——通過出口貨物減價（貶值）的辦法，出口額可以有相當大的增長這一點真的可以肯定嗎？如果真的貶值百分之十，出口額就要增加百分之二十——這裡引用凱恩斯關於二十年代賠償轉讓問題的著名例子——那麼，整個國家的邊際生產率每增加二十個出口實際單位就意味著最後只能增加八個進口實際單位（即 １．２ｘ０．９＝１．０８）。根據上述假設，停止進口某些商品肯定對整個經濟有利，如果這些商品在國內生產的實際成本比兩倍半後的世界市場價４８３格要低的話。因此，從純經濟的原因而言，——只要存在著失業問題——把實際資源向國內自給性項目投資而不是向增加出口方面投資，並把馬克的外匯比價保持在蕭條前的水平上，是有利於德國的。不過，當德國接近實現充分就業，而軍事和政治目的愈來愈刺激它堅持高度的自給自足性的時候，經濟論點就不再重要了。１９３７年７月，戈林在對柏林國際商會發表講話時，強調指出，如果長期依賴外國的或多或少的善意來生活，這對於一個自覺的民族是不可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