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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兩年，美國還將陸續公布篇幅長達300 多萬字的機密程度更高的檔案，其中也還會有事關密勒的材料。可以預見，彼時世人對密勒的下落將會得到一個更具體、更清晰的了解，甚至可能基本揭開有關密勒去向的大部分機密。
第四節 追捕納粹戰犯的天羅地網正在形成
20世紀60年代末至今，在國際反法西斯勢力的影響下，德國國內的進步勢力愈益壯大，鬥志昂揚，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緝拿漏網的納粹戰犯的高潮。
在此期間的突出成果，便是20世紀70年代在西德進行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審判案、瑪伊達奈克集中營審判案以及一系列其他集中營審判案。在西德70年代舉行的歷次審判納粹戰犯的案件中，由於政府和司法界已經清除了絕大多數陷藏的納粹分子，加之政治氣候轉變，這些審判大多做到了依法辦案和準確量刑，較好地體現了公正執法的原則，受到了世界許多國家的好評。當然，由於西德早已於1949年廢除了死刑，此時期被審判的納粹戰犯不可能被處以極刑，蘇聯東歐國家對此仍存非議。
時至20世紀80年代，國際緝拿納粹戰犯的活動出現了顯著的新特徵，即這一正義之舉突破了意識形態束縛和兩大陣營的界限，冷戰的對手們開始攜手合作，為伸張正義不懈奮鬥。首先，英國放棄了幾十年來奉行的庇護納粹戰犯、利用其充當反蘇反共別動隊的立場，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認真查辦隱藏在各個角落的納粹戰犯。例如：1986年 11 月，英國成立了以里斯為主席的調查在英國居住的納粹戰犯委員會，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1986年10月，設在洛杉礬的追尋納粹戰犯中心向英國提交了一份17名在英國的納粹戰犯名單以及他們的詳細情況。該委員會迅速對上述名單進行調查；一旦主要證據落實，就毫不客氣地向司法機關申辦拘捕證。
1989年，蘇聯首次向國際紅十字會和國際尋人服務中心組成的代表團開放設在莫斯科的二戰中心檔案館（自1964年上述兩組織獲悉蘇聯將擁有的有關檔案存放在莫斯科以後，即多次向蘇聯政府提出查閱的要求）。蘇方提供了46本奧斯維辛的死亡記錄本，包括74000 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國籍、民族、家庭住址、父母姓名與職業以及納粹醫生所提供的死亡原因，並允許代表團縮微拍攝。蘇方還提供了有關13萬名在集中營以外的德國工廠做工的受難者的資料。該代表團進一步要求查閱蘇軍解放的其它納粹集中營的資料，也獲得蘇聯政府的允諾。
1970年12月，西德總理勃蘭特訪問華沙猶太區遺址後，德、波兩國執法機構和二戰史專家加強了在有關納粹戰犯檔案資料和最新動向方面的情報交流。
與此前後，美國和一些東歐國家在跨國追捕納粹戰犯方面的合作也有所增強。
就連長期以來頑固追隨納粹德國、多方庇護納粹戰犯的阿根廷，自80年代以來也極力改變先前的“納粹分子的天堂”的不光彩形象：除政府方面多次表態要全力追捕隱藏在本國的所有戰犯外，也積極接納歐美各國反法西斯人士和戰爭受害者的調查訪問，多方向他們提供有關線索，並出動警力全力配合。
不難發現，隱藏在世界各地的納粹戰犯已落人由反法西斯人士、戰爭受害者與富於正義感的人們組成的天羅地網之中，想要長時間地隱藏自己的廬山真面貌是越來越難了，大有難於上青天的感覺。
第十四章 納粹戰犯遠未絕跡，也不甘冬眠
二戰結束已歷50餘載，是否納粹戰犯所剩已屬寥寥無幾？非也！請看下列事實與數字：即使1987年8 月17日納粹黨副領袖魯道夫·赫斯在德國的施潘道監獄中死去，這只不過標誌著納粹首要戰犯已基本歸天。至於乙、丙級戰犯的近況，只要窮追不捨，就依然廣有線索可尋。據德國一位專門以納粹戰犯為研究目標的學者阿·阿達爾貝特計算，1961年已查明身份的現存納粹戰犯的平均年齡為52．7 歲，1971年為61．7 歲，1978年為66歲。依次類推，到去年，這一指標應在88歲左右，而這顯然是大多數人無法達到的。同時，再附以1995年德國男性居民的平均年齡為73歲，女性為幻歲這一現實，估計75％以上的納粹戰犯已經作古。然而，即使如此，以15萬人做基數，以最保守的估計——只有5 ％的戰犯還健在，那麼仍然在世的納粹戰犯的數字應為數千人以上；其中女性大概接近半數。其原因在於，一則納粹女戰犯大多為丙級戰犯，職務較低，年齡一般也比男性戰犯低10——20歲。殺人逾百的女戰犯伊爾瑪·格蕾澤，二戰結束時僅22歲；另一個窮凶極惡的集中營女看守希爾德加特·萊歇爾特，當時也只有25歲；大多數集中營女看守、黨衛軍女護士、T —4 護士的年齡也同她們相仿，有的戰爭結束時還僅僅是希特勒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二則女性的平均壽命明顯高於男性；第三，世間對女性尤其是對老年女性的同情心往往高於男性，而德國社會對女性的權益保障又十分關注，女戰犯們也因此受益匪淺：紐倫堡醫生審判案中唯一的女性被告——荷爾塔·歐勃霍澤，被判處20年監禁的重刑。除對女囚進行挑選的次數和規模較小外，其罪行並不比臭名昭著的納粹醫生門格爾遜色，在活人試驗方面的罪惡卻比門格爾大得多。但她僅僅在監獄中度過7 年後即獲釋放，並於50年代後期獲得德國什——荷州地方當局的准許繼續行醫；黨衛軍女護士科爾施，因注射毒劑殘殺了幾十名戰俘，以違反人道罪被判長期徒刑；但她在40個月後也被釋放，繼而又獲准戴上護士帽，重操舊業。路易絲·丹茨是一名血債纍纍的集中營女看守，曾被判處終生監禁。然則，她不僅早早提前出獄，而且在晚年同退休職工一樣領取養老金和享受醫療保險。形如此類的納粹女戰犯，包括1999年揭露出來的克羅埃西亞籍女戰犯娜塔·沙基奇，以及上文所述剛剛被奧地利正義公眾揭發出來的披著兒科醫生外衣的納粹殺手瑪麗安娜·裘爾克，健在者無論如何也有上千人。在生活無憂無慮的條件下，女戰犯們活到80多歲無疑是很有可能的。十多年了，世界各國的報刊媒體一直不厭其煩地炒作“最後一名”納粹戰犯被捕歸案的爆炸性新聞。然而，“最後一名”層出不窮，門格爾之後又出現了巴比，巴比之後還有普里布克，接著又揪出來沙基奇夫婦；前年春天，奧地利又揭露出納粹殺人醫生格羅斯和裘爾克……。
第四節 追捕納粹戰犯的天羅地網正在形成
20世紀60年代末至今，在國際反法西斯勢力的影響下，德國國內的進步勢力愈益壯大，鬥志昂揚，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緝拿漏網的納粹戰犯的高潮。
在此期間的突出成果，便是20世紀70年代在西德進行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審判案、瑪伊達奈克集中營審判案以及一系列其他集中營審判案。在西德70年代舉行的歷次審判納粹戰犯的案件中，由於政府和司法界已經清除了絕大多數陷藏的納粹分子，加之政治氣候轉變，這些審判大多做到了依法辦案和準確量刑，較好地體現了公正執法的原則，受到了世界許多國家的好評。當然，由於西德早已於1949年廢除了死刑，此時期被審判的納粹戰犯不可能被處以極刑，蘇聯東歐國家對此仍存非議。
時至20世紀80年代，國際緝拿納粹戰犯的活動出現了顯著的新特徵，即這一正義之舉突破了意識形態束縛和兩大陣營的界限，冷戰的對手們開始攜手合作，為伸張正義不懈奮鬥。首先，英國放棄了幾十年來奉行的庇護納粹戰犯、利用其充當反蘇反共別動隊的立場，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認真查辦隱藏在各個角落的納粹戰犯。例如：1986年 11 月，英國成立了以里斯為主席的調查在英國居住的納粹戰犯委員會，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1986年10月，設在洛杉礬的追尋納粹戰犯中心向英國提交了一份17名在英國的納粹戰犯名單以及他們的詳細情況。該委員會迅速對上述名單進行調查；一旦主要證據落實，就毫不客氣地向司法機關申辦拘捕證。
1989年，蘇聯首次向國際紅十字會和國際尋人服務中心組成的代表團開放設在莫斯科的二戰中心檔案館（自1964年上述兩組織獲悉蘇聯將擁有的有關檔案存放在莫斯科以後，即多次向蘇聯政府提出查閱的要求）。蘇方提供了46本奧斯維辛的死亡記錄本，包括74000 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國籍、民族、家庭住址、父母姓名與職業以及納粹醫生所提供的死亡原因，並允許代表團縮微拍攝。蘇方還提供了有關13萬名在集中營以外的德國工廠做工的受難者的資料。該代表團進一步要求查閱蘇軍解放的其它納粹集中營的資料，也獲得蘇聯政府的允諾。
1970年12月，西德總理勃蘭特訪問華沙猶太區遺址後，德、波兩國執法機構和二戰史專家加強了在有關納粹戰犯檔案資料和最新動向方面的情報交流。
與此前後，美國和一些東歐國家在跨國追捕納粹戰犯方面的合作也有所增強。
就連長期以來頑固追隨納粹德國、多方庇護納粹戰犯的阿根廷，自80年代以來也極力改變先前的“納粹分子的天堂”的不光彩形象：除政府方面多次表態要全力追捕隱藏在本國的所有戰犯外，也積極接納歐美各國反法西斯人士和戰爭受害者的調查訪問，多方向他們提供有關線索，並出動警力全力配合。
不難發現，隱藏在世界各地的納粹戰犯已落人由反法西斯人士、戰爭受害者與富於正義感的人們組成的天羅地網之中，想要長時間地隱藏自己的廬山真面貌是越來越難了，大有難於上青天的感覺。
第十四章 納粹戰犯遠未絕跡，也不甘冬眠
二戰結束已歷50餘載，是否納粹戰犯所剩已屬寥寥無幾？非也！請看下列事實與數字：即使1987年8 月17日納粹黨副領袖魯道夫·赫斯在德國的施潘道監獄中死去，這只不過標誌著納粹首要戰犯已基本歸天。至於乙、丙級戰犯的近況，只要窮追不捨，就依然廣有線索可尋。據德國一位專門以納粹戰犯為研究目標的學者阿·阿達爾貝特計算，1961年已查明身份的現存納粹戰犯的平均年齡為52．7 歲，1971年為61．7 歲，1978年為66歲。依次類推，到去年，這一指標應在88歲左右，而這顯然是大多數人無法達到的。同時，再附以1995年德國男性居民的平均年齡為73歲，女性為幻歲這一現實，估計75％以上的納粹戰犯已經作古。然而，即使如此，以15萬人做基數，以最保守的估計——只有5 ％的戰犯還健在，那麼仍然在世的納粹戰犯的數字應為數千人以上；其中女性大概接近半數。其原因在於，一則納粹女戰犯大多為丙級戰犯，職務較低，年齡一般也比男性戰犯低10——20歲。殺人逾百的女戰犯伊爾瑪·格蕾澤，二戰結束時僅22歲；另一個窮凶極惡的集中營女看守希爾德加特·萊歇爾特，當時也只有25歲；大多數集中營女看守、黨衛軍女護士、T —4 護士的年齡也同她們相仿，有的戰爭結束時還僅僅是希特勒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二則女性的平均壽命明顯高於男性；第三，世間對女性尤其是對老年女性的同情心往往高於男性，而德國社會對女性的權益保障又十分關注，女戰犯們也因此受益匪淺：紐倫堡醫生審判案中唯一的女性被告——荷爾塔·歐勃霍澤，被判處20年監禁的重刑。除對女囚進行挑選的次數和規模較小外，其罪行並不比臭名昭著的納粹醫生門格爾遜色，在活人試驗方面的罪惡卻比門格爾大得多。但她僅僅在監獄中度過7 年後即獲釋放，並於50年代後期獲得德國什——荷州地方當局的准許繼續行醫；黨衛軍女護士科爾施，因注射毒劑殘殺了幾十名戰俘，以違反人道罪被判長期徒刑；但她在40個月後也被釋放，繼而又獲准戴上護士帽，重操舊業。路易絲·丹茨是一名血債纍纍的集中營女看守，曾被判處終生監禁。然則，她不僅早早提前出獄，而且在晚年同退休職工一樣領取養老金和享受醫療保險。形如此類的納粹女戰犯，包括1999年揭露出來的克羅埃西亞籍女戰犯娜塔·沙基奇，以及上文所述剛剛被奧地利正義公眾揭發出來的披著兒科醫生外衣的納粹殺手瑪麗安娜·裘爾克，健在者無論如何也有上千人。在生活無憂無慮的條件下，女戰犯們活到80多歲無疑是很有可能的。十多年了，世界各國的報刊媒體一直不厭其煩地炒作“最後一名”納粹戰犯被捕歸案的爆炸性新聞。然而，“最後一名”層出不窮，門格爾之後又出現了巴比，巴比之後還有普里布克，接著又揪出來沙基奇夫婦；前年春天，奧地利又揭露出納粹殺人醫生格羅斯和裘爾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