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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對條約的談判情況在《概覽》叢書的以後幾卷中有所敘述。對奧條約的討論是從盟國對奧委員會審議的不同標準上展開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討論並不是嚴格限制在所提參考條件的範圍之內。然而，在各管理局，特別是在賠償管理處內，經常討論著直接有關訂約條件的問題。各國代表時常向有關的處提供談判的消息。最後，盟國對奧委員會的存在與否顯然取決於條約談判的成敗，因此談判的進展和前景對委員會工作的速度和總的氣氛有一定的影響。
還有一件事要提一下，這件事雖然與奧地利條約沒有法律上的聯繫，但對奧地利戰後的對外關係卻具有重大意義。這就是奧地利和義大利在1946年9 月5 日達成了關於解決南蒂羅爾操德語的居民問題的雙邊協議。但這與盟國對奧委員會的職責無關。這裡不再詳細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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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總的看來，西方盟國在1945年夏季進入維也納時，對前途是滿懷希望的。戰爭期間，盟國之間儘管一直存在著許多困難，但它們決沒有嚴分東西，互相排斥，對希特勒給予毀滅性的失敗，也未有所阻撓。而且，勝利者已為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奠定了基礎。這個國際368 組織可望使世界牢固地立足於邱吉爾所說的合作繁榮的“廣闊高地”之上。盟國委員會中的西方高級官員非常清楚，特別在維也納，關於委員會的工作基礎，要與俄國人取得一致意見，所遇到的困難是不少的。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也許因為比別人更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真實意義，對成功的前景一開始就抱著懷疑態度。在俄國人占領了格拉茨三個月之後，進入該地的英方人員，對於指望蘇聯軍隊做出模範行動，絕不抱任何幻想。他們看到的是鋪著地毯的地板遭到火燒，臥房四角糞便成堆；他們聽到的是當地居民講不完的遭受奸淫擄掠的事件。然而，當時軍官一級的關係一直是非常真誠的。因此一般人都希望西方盟國有可能在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一樣，總的說來能與俄國人合作共事，儘管彼此之間在性格、文化和政治信念等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在蘇聯的西方盟友之中，仍然存在著一種對俄國人民的深厚情誼——他們對俄國人民英勇抗德的行動表示尊敬，《戰爭與和平》一版再版，西方政治家們在戰時以讚揚的口氣談到蘇聯，這些都同樣有助於友好親善。因此委員會中的許多西方代表都盼望在維也納工作，這不僅是為了有機會積極參加戰後受到雙倍歡迎的重建工作，而且還為了有緣會見蘇聯盟友，談天說地，互致殷勤，了解他們對於人生的見解。不僅如此，維也納又是歐洲的偉大都城之一，它的文化和歷史傳統，甚至納粹主義和六年的戰火都難以將其摧毀。奧地利人，尤其是維也納人，乃是眾所周知的樂天友好的人民，而幫助他們恢復正常生活，將是一項愉快的任務。最後，維也納是通向其他國家或都城的大門，其歷史影響幾乎是同樣偉大的或者更加偉大，但六、七年來卻為烽煙所阻，不久就有可能從那裡旅行到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甚至到更遠的布加勒斯特、索非亞或華沙。
在一個非常短的時期內，這些期望似乎是可以實現的。起初，人們可能對維也納人在西方盟國到達時大量表示出來的寬慰之感熟視無睹，把許多這類表示歸之於殘存的納粹主義，也可能在遇到其他情況時，滿心以為俄國人的過火行為，僅僅是那種大部分來自原始的亞細亞國家的軍隊經過東征西戰而最後結束其艱苦生涯時才幹出來的。有時候，也許在蒼茫的暮色中，你會看到一長列一長列的紅軍運輸隊在緩緩前進，一匹匹毛蓬蓬的矮馬拉著一輛輛轆轆的大車，車上蹲著個蒙古人似的車夫，面無369 表情，一聲不吭。如果這種景象使你在剎那間心潮不平地產生身處異國之感的話。那未那些怪人的故事看來無疑是正常的了——成百個面孔團團、皮膚黝黑的農民，穿著帶有徵塵的不合身的軍服，在希青的小動物園內一面散步一面談笑，在申布龍公園的草坪上按著手風琴的節拍翩翩起舞，或蹲在街頭瞅著熙來攘往的行人。清晨，在英方人員駐地申布龍兵營出入口的對面，常常有一隊哥薩克騎兵走過，他們穿得整齊清潔，可入畫圖，騎在短背壯馬上，腳踏長長的鐵橙。有時候夜晚在咖啡館裡，你可能和蘇聯軍官干一杯，交談戰時的經歷。在某些管理局內，蘇聯代表態度友好，很想了解西方的生活情況，如果你能把他們從他們的同僚那裡引開，他們在私下可能談一點本國的生活情況。但這種機會是罕有的。儘管你多次打算找出共同基礎來進行個人接觸，但是相識之後要再深一步發展友誼總是辦不到的。結交對象本人通常是拒絕談論任何可以稱之為政治的問題，即使開了個頭，東西方對於諸如“民主”之類的基本詞語的不同涵義往往在一開始就產生滑稽的問答遊戲。要有可能進行任何正常的討論，就必須有一個長期的打基礎的準備階段——然而對此不是沒有時間，就是沒有機會。
召開四方會議期間，情況也差不多。一開始就很明顯，對蘇聯代表來說，自由談判僅限於盟國委員會一級，下面是不存在的。的確，在各個管理局裡，如果一個西方代表由於討論過程中出現爭辯而改變了論題，蘇聯代表莫不對之表示驚訝。如果問題是會議結束後提出的，蘇聯代表會十分明顯地表示他認為這種改變是一開始就估計到而且計劃好的。在這種情況下，談判實際上確實是不可能的。委員會著手工作後，很快就非常明顯地看出，每個蘇聯代表出席各局的四國例會時都帶有具體的指示，經常是用書面決定的形式，對這種決定的任何修改，即使是細節上最小的修改，不請示上級，他是無權表示同意的。的確，要他同意是徒勞的，這一點很快就為人所共知了。如果在會議上運用這種或那種方法勸使他贊成了370 另一種措詞，而把蘇聯的觀點用這種措詞寫在記錄草稿中的話，他總是否認自己曾經表示過贊成，而要將他本人的意見再次解釋一番，改變得和原來上級指示他使用的詞彙完全一致，這時他才肯簽字，雖然這種情況往往是令人惱火的，但是對他個人生氣是沒有什麼用的。他是只能服從指示的字面意義的。顯然，如果違背決定而公開表示意見，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非常偶然的情況是，如果蘇聯的觀點看來確乎是建立在誤解的基礎上的話，蘇聯代表會抓住可乘之機在下次會議前請示上級，然後可能帶著新的指示回來開會。但同樣地他也可能不帶來什麼新的指示。帶來新指示也好，不帶來新指示也好，根據作者的經驗，不管怎樣他是絕不會說明情況的——要麼重新堅定地申述其舊的觀點，要麼不作任何剖白就提出全新的意見。在冷戰氣氛越來越占優勢的時候，西方的談判代表對於這種習以為常的情況日益熟悉了。
還有一件事要提一下，這件事雖然與奧地利條約沒有法律上的聯繫，但對奧地利戰後的對外關係卻具有重大意義。這就是奧地利和義大利在1946年9 月5 日達成了關於解決南蒂羅爾操德語的居民問題的雙邊協議。但這與盟國對奧委員會的職責無關。這裡不再詳細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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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總的看來，西方盟國在1945年夏季進入維也納時，對前途是滿懷希望的。戰爭期間，盟國之間儘管一直存在著許多困難，但它們決沒有嚴分東西，互相排斥，對希特勒給予毀滅性的失敗，也未有所阻撓。而且，勝利者已為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奠定了基礎。這個國際368 組織可望使世界牢固地立足於邱吉爾所說的合作繁榮的“廣闊高地”之上。盟國委員會中的西方高級官員非常清楚，特別在維也納，關於委員會的工作基礎，要與俄國人取得一致意見，所遇到的困難是不少的。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也許因為比別人更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真實意義，對成功的前景一開始就抱著懷疑態度。在俄國人占領了格拉茨三個月之後，進入該地的英方人員，對於指望蘇聯軍隊做出模範行動，絕不抱任何幻想。他們看到的是鋪著地毯的地板遭到火燒，臥房四角糞便成堆；他們聽到的是當地居民講不完的遭受奸淫擄掠的事件。然而，當時軍官一級的關係一直是非常真誠的。因此一般人都希望西方盟國有可能在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一樣，總的說來能與俄國人合作共事，儘管彼此之間在性格、文化和政治信念等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在蘇聯的西方盟友之中，仍然存在著一種對俄國人民的深厚情誼——他們對俄國人民英勇抗德的行動表示尊敬，《戰爭與和平》一版再版，西方政治家們在戰時以讚揚的口氣談到蘇聯，這些都同樣有助於友好親善。因此委員會中的許多西方代表都盼望在維也納工作，這不僅是為了有機會積極參加戰後受到雙倍歡迎的重建工作，而且還為了有緣會見蘇聯盟友，談天說地，互致殷勤，了解他們對於人生的見解。不僅如此，維也納又是歐洲的偉大都城之一，它的文化和歷史傳統，甚至納粹主義和六年的戰火都難以將其摧毀。奧地利人，尤其是維也納人，乃是眾所周知的樂天友好的人民，而幫助他們恢復正常生活，將是一項愉快的任務。最後，維也納是通向其他國家或都城的大門，其歷史影響幾乎是同樣偉大的或者更加偉大，但六、七年來卻為烽煙所阻，不久就有可能從那裡旅行到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甚至到更遠的布加勒斯特、索非亞或華沙。
在一個非常短的時期內，這些期望似乎是可以實現的。起初，人們可能對維也納人在西方盟國到達時大量表示出來的寬慰之感熟視無睹，把許多這類表示歸之於殘存的納粹主義，也可能在遇到其他情況時，滿心以為俄國人的過火行為，僅僅是那種大部分來自原始的亞細亞國家的軍隊經過東征西戰而最後結束其艱苦生涯時才幹出來的。有時候，也許在蒼茫的暮色中，你會看到一長列一長列的紅軍運輸隊在緩緩前進，一匹匹毛蓬蓬的矮馬拉著一輛輛轆轆的大車，車上蹲著個蒙古人似的車夫，面無369 表情，一聲不吭。如果這種景象使你在剎那間心潮不平地產生身處異國之感的話。那未那些怪人的故事看來無疑是正常的了——成百個面孔團團、皮膚黝黑的農民，穿著帶有徵塵的不合身的軍服，在希青的小動物園內一面散步一面談笑，在申布龍公園的草坪上按著手風琴的節拍翩翩起舞，或蹲在街頭瞅著熙來攘往的行人。清晨，在英方人員駐地申布龍兵營出入口的對面，常常有一隊哥薩克騎兵走過，他們穿得整齊清潔，可入畫圖，騎在短背壯馬上，腳踏長長的鐵橙。有時候夜晚在咖啡館裡，你可能和蘇聯軍官干一杯，交談戰時的經歷。在某些管理局內，蘇聯代表態度友好，很想了解西方的生活情況，如果你能把他們從他們的同僚那裡引開，他們在私下可能談一點本國的生活情況。但這種機會是罕有的。儘管你多次打算找出共同基礎來進行個人接觸，但是相識之後要再深一步發展友誼總是辦不到的。結交對象本人通常是拒絕談論任何可以稱之為政治的問題，即使開了個頭，東西方對於諸如“民主”之類的基本詞語的不同涵義往往在一開始就產生滑稽的問答遊戲。要有可能進行任何正常的討論，就必須有一個長期的打基礎的準備階段——然而對此不是沒有時間，就是沒有機會。
召開四方會議期間，情況也差不多。一開始就很明顯，對蘇聯代表來說，自由談判僅限於盟國委員會一級，下面是不存在的。的確，在各個管理局裡，如果一個西方代表由於討論過程中出現爭辯而改變了論題，蘇聯代表莫不對之表示驚訝。如果問題是會議結束後提出的，蘇聯代表會十分明顯地表示他認為這種改變是一開始就估計到而且計劃好的。在這種情況下，談判實際上確實是不可能的。委員會著手工作後，很快就非常明顯地看出，每個蘇聯代表出席各局的四國例會時都帶有具體的指示，經常是用書面決定的形式，對這種決定的任何修改，即使是細節上最小的修改，不請示上級，他是無權表示同意的。的確，要他同意是徒勞的，這一點很快就為人所共知了。如果在會議上運用這種或那種方法勸使他贊成了370 另一種措詞，而把蘇聯的觀點用這種措詞寫在記錄草稿中的話，他總是否認自己曾經表示過贊成，而要將他本人的意見再次解釋一番，改變得和原來上級指示他使用的詞彙完全一致，這時他才肯簽字，雖然這種情況往往是令人惱火的，但是對他個人生氣是沒有什麼用的。他是只能服從指示的字面意義的。顯然，如果違背決定而公開表示意見，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非常偶然的情況是，如果蘇聯的觀點看來確乎是建立在誤解的基礎上的話，蘇聯代表會抓住可乘之機在下次會議前請示上級，然後可能帶著新的指示回來開會。但同樣地他也可能不帶來什麼新的指示。帶來新指示也好，不帶來新指示也好，根據作者的經驗，不管怎樣他是絕不會說明情況的——要麼重新堅定地申述其舊的觀點，要麼不作任何剖白就提出全新的意見。在冷戰氣氛越來越占優勢的時候，西方的談判代表對於這種習以為常的情況日益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