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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改元建中，肅代兩朝徹底落下了帷幕，唐朝從此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外篇
詩的王朝·唐代詩歌之我見(1)
詩的王朝——唐代詩歌之我見
公元618年，李淵廢黜隋恭帝，改國號為唐，年號武德，由此開啟了李唐王朝的基業，開啟了這個“詩的唐朝”——這是頗具藝術眼光的聞一多先生的話。
是啊，還能有哪個王朝當得起“詩的王朝”之名呢？無論是帝王與布衣，文人雅士與販夫走卒，抑或閨中女子與沙場男兒，都或嘹亮或低沉地歌唱著，只有唐朝才拉得出這麼一支龐大的詩人隊伍。就連盜賊遇上了詩人，也禮讓三分——他們要的並非詩人羞澀囊中的那一點點可憐的銀兩，而是一首詩。居然連唐朝的盜賊都是這麼風雅？
然而，公元907年，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朱溫以同樣的方式廢黜了唐哀帝，建立了後梁。經歷了將近三百年的輝煌，唐朝走到了它的盡頭。然而政治上的結束，卻沒有終結唐朝高度發達的文明——雖然曾經佇立在長安的雄偉宮殿已然煙消雲散，雖然這個詩的王朝在悲歌中結束，但這個王朝的詩卻並未終結。在今天校園裡的讀書聲，在孩童呀呀學語的聲音中，在人們悠揚的誦讀聲中，它們一直在延續……
一、餘韻
唐初的詩壇，仍有著六朝時的錦色。華麗的詞藻，清婉的聲韻，嬌媚而又輕柔。詩中不乏的，是華麗的高閣，滿園的花樹，艷妝的美人。這是宮體詩的特點，或謂“齊梁之風”。
書法會令你霧裡看花，譬如軟弱的趙佶會寫出瘦金書那樣的字體。文學，竟也帶有欺騙性。前有歌詠大風的劉邦，後有吟唱黃菊的朱元璋，而戰場上更加英姿勃發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傾心的竟是柔媚的詩文。虞世南、褚亮等人，也深染著六朝文風。而印象中一臉嚴肅，又一貫喜歡與李世民“作對”的魏徵，在詩的寫作上再次與李世民唱著反調，他那蒼勁而有力的詩歌使他在眾人中顯得很特別。然而，李世民畢竟不是吟著“玉樹流光照後庭”的陳後主，他可以寫出“一朝辭此地，四海遂為家”這樣的句子和《經破薛舉戰地》這樣的詩歌，因此，《全唐詩》開篇第一卷曰：“有唐三百年風雅之盛，帝實有以啟之”。就是這來自北方男兒的豪氣，為南朝的婉轉之中注入了風骨，仿佛一位善舞美人，柔肢不再無力，終於成為揮灑著飄逸的彩帶翩舞於雲霞之中的飛天——美啊……
美包含著兩個不同的方面，如同色彩一般，有溫暖之色，也有清冷之色。徜徉於柔美之中，清風忽來。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歷來不乏仰慕者。衷情於道家的王績，嚮往著像陶淵明一樣的詩酒風流，於是他淡薄了功名利祿，衷情於琴書詩文，也不願理會與己無乾的政治，只在明月之下縱酒，憩於自己的精神天地中。
以為古人說的都是苦澀的文言嗎？非也，王梵志的詩便露了玄機。如果說詩是雅文學，這位有名的“白話詩人”偏偏背道而馳地把詩寫得樸實甚至是俗野。口語、俗語，對他而言都可以入詩，從語言上來講，王梵志為詩歌來了一次“二次革命”。
唐代文人雅士宴集圖
二、初成
唐初的宮廷詩，上官儀把它發揮到了極致，甚至自成一體——上官體，這是唐朝第一個以詩人命名的詩體。上官儀成就了宮廷詩，卻也為宮廷所累，他被捲入了政治漩渦之中，成了政治的犧牲品。不知是幸還是不幸，上官儀的死卻是強制性地收束了“江左餘風”。
於是，四個天才少年意氣風發地走來了。“王楊盧駱當時體”，幾十年後杜甫仍懷想著“初唐四傑”。懷才易遭人妒，四傑非但沒有收斂鋒芒，反而更加張揚地展現著自己的傲岸甚至是張狂，睥睨著他們腳下的世俗。
天才似乎生來就是為了經受磨難的洗禮，而四傑又格外地飽受磨難。裴行儉當年對四傑的評價，不想卻成為準確的預言。“炯雖有才名，不過令長，其餘華而不實，鮮克令終”。四人中，王勃渡海墮水，驚悸而死；盧照鄰不堪忍受病痛折磨，投水而逝；駱賓王隨徐敬業起兵反對武則天，兵敗後不知下落；只有楊炯得善終。
四傑的詩作中，離別詩占了相當一部分數量。“多情自古傷離別”，但四傑的離別詩除了文人式的淒悲，又額外有著豪士的爽朗，正是這種豪壯的大氣，反而又沖淡了原本的悲涼與無奈。“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又何必為遠行而悲呢？於是，化悲涼為悲壯，化感傷為感奮，款款深情中或許會有淚水，但繼之現出的是豪情的微笑。有了四傑樹起的孤高一代的旗幟，唐詩終於告別了六朝文風，真正地踏上了自己慷慨激昂的道路。
而陳子昂將古琴驚天一摔，又摔出了一個“更上一層樓”的信號，摔出了他的精神氣質，摔出了他的個性風采。詩如其人，在陳子昂栩栩如生的動人詩篇中，噴薄出一片憂國憂民之心。凜然站在幽州台上的他，迎風而立，不加雕琢地吟唱出一首《登幽州台歌》，使後世的文人志士們，隨之淚下，隨之感慨，更為之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