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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討輔公祏時，得到了杜伏威的義子闞稜相助。說起來，李孝恭可有點對不住這個闞稜。本來闞稜是跟著李孝恭去平叛的，在兩軍對壘時出了不少力，他喊了一句“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就有好多舊部投降了。然而李孝恭在沒收反叛人員財產的時候，不但把杜伏威、王雄涎的沒收了，而且闞稜的家產也跟著一起被沒收——杜王二人家產當然也不該沒收，但一個遠在長安，一個早已經就義，而闞稜卻是正在軍中啊，這就是故意的了。家產被沒收，闞稜當然不願意，這放到誰身上也受不了，也難怪他會發火，可最後李孝恭就是因此以謀反罪名殺了他。也許闞稜當時還在等著封賞，沒想到等到的卻是被殺這樣一個下場。說起來真有些讓人齒冷。
李孝恭本身應該不至於此。自然，闞稜的“自恃功高，頗多矜伐”可能也觸怒了李孝恭，但他這樣對待闞稜，或許是有政治上的因素，於是不禁令人想到當時的宮廷鬥爭。這樣一來就牽扯很多事情了，比如李孝恭的立場如何，以及杜伏威在其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按說杜伏威在其中應該沒有什麼大的作用，畢竟他只是一個投降的反王，理應老老實實地在長安過日子，對兄弟之爭不該介入。但我們看到杜伏威後來是毒發身亡，死後又受到李孝恭誣陷，如果解釋為李淵為了去掉一個心腹大患的話，那麼，數年之後李世民為他平反就不一般了。武德時期李淵冤殺的人不少，但李世民後來平反的一個是劉文靜，另一個就是杜伏威，而竇建德、王世充等人都不再提起。一般前一個皇帝製造的冤假錯案，後面的皇帝不會平反（畢竟是爸爸嘛，平反就等於說爸爸做錯事了），例如後來李世民冤殺了劉洎，高宗時雖然劉的兒子上書要求平反而且李治也知道那是件冤案，但仍然按照原先的判處。李世民為劉文靜平反，是與他自身有關的。而杜伏威是在貞觀元年平反，比劉文靜尚早了兩年，一方面說明杜伏威和他應該有些關聯，也就是說，杜伏威曾介入了兄弟之爭；另一方面，則此事的平反應該不會太駁李淵的面子，畢竟當初誣陷杜伏威的人是李孝恭，或者再深入些，是李建成，都無所謂，因為李建成已經授首，而李孝恭在玄武門之變後的一段時間內正接受審查。為杜伏威平反一事，也許和審查拘押李孝恭有關。既然杜伏威與李世民可能有些關聯，而李孝恭則很有可能傾向於李建成（或許此事就是受命於他），那麼發生在江淮軍中的冤案也就不難理解。杜伏威起義時年方十七歲，比李世民稍大一些，政治上並不老辣，加之入京之後李淵使他的地位在李元吉之上，也就是大唐的第四號人物，這樣的一個假象也許蒙蔽了他，使他失去了政治上的警惕。而當時李世民如果想到要拉這樣一個友軍的話也情有可緣，對於杜伏威來說，如能找到一個可以保全自己的李唐王室的人，也是求之不得。種種原因加到一起，推斷杜伏威應該是不明智地介入了這個鬥爭，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不滿——李元吉的不滿應很正常，畢竟這樣一個外人位在自己之上是很惱火的；李建成則因為杜伏威相助他的對手而惱怒，所以利用江淮叛亂徹底打倒了杜伏威的勢力，從而也打擊了李世民。
初唐大臣眾生相（中）(3)
那麼李孝恭的立場則是傾向於李建成。除去上面的猜測以外，還有幾件事情。一是玄武門之變後，上面提過的李孝恭被拘押，這件事李孝恭傳裡面沒有直寫，“太宗本紀”自然也不會記這不快樂的一筆，按官方的話說還是：太宗“親重之，宗室莫比也”。但是細看李瑗傳的話，則發現有這樣一句“且趙郡王前已屬吏”。這句話的背景是這樣的，李瑗是明確寫著是太子一黨的人物，事變之後很害怕，朝廷這時派人來召他進京，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的李瑗和王君廓商議時，王君廓說了這樣一句，然後後面又為他展望了一下慘澹的將來，於是李瑗下決心造反。李瑗在征蕭銑的時候曾和李孝恭在一起過，那麼兩人政見上應該比較投合（一般應該是這樣，李世民、李元吉是例外）。而且這句話本身就露了玄機，無事為什麼要拘押？另外，李孝恭是武德時期除了李世民之外功勞最大的人，他也非常之有統率之才，但貞觀時期再也沒有帶兵的機會，而李道宗則作為宗室中的大將時常出征，這不是也透露出一些信息？李孝恭本人“性奢豪”，這樣的人一般比較張揚，但貞觀中他的表現是“寬恕退讓，無矜伐色”，而且他也很擔憂自己死後兒子們能否守住家業，可以說是相當的謹慎。為什麼？因為他和李世民比較疏遠，或者曾經得罪過他。雖說李世民不記舊仇，但實際上太宗所用很多仍為秦府舊人，對於他們他可以完全的放心，對於當初的中間派他可以親任，對於當初的仇人他可以放下舊怨，但不免以心計城府待之。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苛責。而且就算是太宗完全不計較，但那些人心中也難以安定，像魏徵、王珪那樣能得到重用的人能有多少？因此李孝恭介入了宮廷鬥爭而且是站在李建成一方，基本上可以肯定下來。只不過李孝恭比較聰明，在被召入朝的時候沒有抵抗，或者說來不及抵抗——他的目標比李瑗大，李世民應該先想起來的是他，或者直接就是派兵給抓走的。但李世民也沒有太為難他，頂多就是剝奪了政治權利，而待遇依然優厚，並且對外仍是一個親重的表象。對於李孝恭，這已是莫大的安慰了，還能強求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