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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雍正要利用曾靜一案大做文章的直接原因。
雍正的“出奇料理”的確不同凡響。沒有幾個專制帝王會採取這種方式來處理此類案件。他們的慣常做法，是誰要膽敢說他們一個“不”字，就把誰抓起來砍腦袋，或者拖下去打屁股。而且，砍腦袋之前，還要在嘴巴里塞上木球，完全剝奪他人說話的權利。如果自己遇到了什麼尷尬事體，則三緘其口，把蓋子捂得嚴嚴的，一點風都不讓透出去。將知情人和目擊者秘密處死，殺人滅口，也是常規的配套措施。實在掩蓋不住的，則歪曲真相，篡改事實，指鹿為馬，文過飾非，寄希望於民中的健忘和弱智。想雍正這樣，以九五之尊與案犯對簿公堂（雖然本人未出場），擺出（當然也只是擺出）一副對等講理的架式，通過“充分說理”的方式來降服對方，確實絕無僅有，而且匪夷所思。
雍正能如此，敢如此，恰是他自信的表現。精通儒學和佛學的雍正，堅信大義可以覺迷，而匪類亦可歸仁。因為儒學講“人皆可以為舜堯”，佛學講“眾生是佛”，也就是人人都有慧根和善緣。墮落為小人、為匪類、為畜生，是因為被各種魔障謬見所迷，不能覺悟。這就要由具有“大光明、大智慧”的人（其實也就是佛）來啟迪，來開導。雍正自認為就是這樣的活佛，可以讓啞巴開口，頑石點頭，畜生變人。這就是覺迷（覺悟迷者），就是歸仁（歸於仁義）。所以，曾靜寫的檢討，就叫《歸仁說》；而雍正編的這本書，就叫《大義覺迷錄》。雍正這一回，似乎又贏了。
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雍正占有了話語權，卻露了自己的餡。至少是，讓人看出了他的心虛。常言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自信行得正，站得直，光明磊落，坦蕩無私，何必去管別人的說三道四？如此喋喋不休地為自己辯解，反倒讓人覺得裡面有什麼貓膩。因此，像他這樣的人，只能厚著臉皮咬緊牙關，對所有的非議和閒話一律置之不理，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式，就誰也奈何不得。歷史上有那麼多霸道皇帝，恬不知恥，一意孤行，就是吃准了這一點。
從這個角度講，其他那些從不和別人辯論和專制君主，又比雍正更高明。專制就專制，就是愛你、恨你、保你、殺你、提拔你、罷免你，都沒商量。既然沒商量，還講什麼理？朕就是真理。
實際上，雍正打的是一場不可能有贏家的戰爭。曾靜是贏不了。但改造了曾靜，雍正就贏了嗎？未必。只要看看他兒子乾隆的反應就知道。雍正去世才一個多月（也是屍骨未寒），乾隆就下令將曾靜、張熙二人拿解到京，凌遲處死，並將《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嚴禁流傳。道理很簡單：皇帝的反賊辯論，掉價麼！ 何況，為了證明自己並未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等等，雍正幾乎把家底都翻出來了，大清王朝的宮廷幾乎無密可保，實在得不償失。
雍正一生所做的得不償失的事情還很多。甚至從根本上講，他做的一切都註定是得不償失或沒有意義的。比方說，他背著聚斂、操切、忌刻的罵名，清查虧空，追回贓銀，填充國庫，卻並不知道這些銀子該派上什么正經用場。國家收入最正經的用場，原本應該是發展科學技術，發展社會生產力。只有科學技術進步了，生產力發展了，才能真正做到國力增強，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可惜，這個道理，雍正是不可能懂得的，他的兒子、孫子也不懂。結果，雍正費盡心力聚斂的財富，只不過為他子孫的揮霍和新貪官的貪墨奠定了基礎，豈不悲哉？
這無關乎他個人的品質。雍正無疑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也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他感情豐富，意志堅強，性格剛毅，目光銳利，而且奮發有為。他並沒有因為當了皇帝便泯滅了自己的個性。相反，他還給自己的帝國和時代打上了這種個性的烙印。同歷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無疑更具個人魅力，但同時也更易引起爭議，遭受打擊。因為他的這些性格，與文化傳統對所謂“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遠困知道，我們這個以“群體意識”為思想內核的文化在本質上是不喜歡個性的。它只在有限的範圍內小心翼翼地允許極少數人保持自己的個性，比如開國領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漢和山林中的隱士等等。即便對這些人，我們的文化也寧願持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甚至只有在他們失敗後才表示同情（如項羽、海瑞）。如果成功，則難免留下罵名（如曹操、武則天）。不挨罵的成功者只有一種，即朝代歷時較長的開國君王（如歷時較短，也要挨罵，如秦始皇）。人們熱情讚美他們的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瓣後代不要有那麼鮮明的個性。這些所謂“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穩，中庸因循。處理政務的原則，不是“聖賢遺訓”，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創造性，更不要搞什麼改革，這樣就天下無事，天下太平。
雍正顯然並不符合這樣的一個標準。因此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倒使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憤怒。他們無法理解：聖祖爺好端端地留下了一個太平盛世，你雍正瞎折騰什麼呢？還能折騰出多大個氣候？甚至對雍正的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也有人不以為然。皇帝不是宰相，管那麼多那麼細幹什麼？真正的聖君、明君，應該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像雍正這樣事必躬親、累死累活的皇帝，他們可沒見過，也不以為然。
這就不能不讓雍正感到委屈。為了他的帝國，雍正真的是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十三年幹了別人三十年都干不完的事，然而他的帝國的臣民卻不領情，還要在背後指指戳戳，說三道四，甚至誣賴他酗酒、yín色。想想看，他一天要做那麼多事情，僅硃批就要寫七八千字，有時間酗酒、yín色嗎？因此，雍正很想有機會向天下臣民訴說訴說。他刊行<大義覺迷錄>， 有有這種考慮在內。
可惜這並沒有什麼用。雍正，他是註定不會被人理解的。這不但因為他的性格和作派與傳統的要求格格不入，更因為他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而且是強化皇帝一人的集權。當一個人手中的權力高度集中時，倔與其他人產生距離和隔膜，就完全不能避免。他的權力越是集中，他與別人就越是疏遠。或者說，他越是成功，就越是孤獨。最後的結果，就是眾叛親離。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國的同時還想征服人心，在君臨天下的同時還想君臨眾志，那他是成不了贏家的。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窩囊。
甚至就連他的死，也要被人說成“不得善終”。就在他去世兩個多世紀後，又有了關於他死因的新版本——台灣作家高陽認為是“服用壯陽的興奮劑，導致高血壓及心臟病，以中風暴崩”。此說如能成立，則那春藥也不是什麼偉哥之類，而是權力——封建專制帝王的最高絕對權力。
雍正，或者說，愛新覺羅胤禛，公元1678年生，1735年卒，享年五十八歲。
雍正出生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爆發，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進入近代史階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後，鴉片戰爭爆發，中國也被除迫進入了近現代。看來，不管雍正當年做了多大的努力，他的帝國也會風雨飄搖，他的王朝都時日不多。
雍正的“出奇料理”的確不同凡響。沒有幾個專制帝王會採取這種方式來處理此類案件。他們的慣常做法，是誰要膽敢說他們一個“不”字，就把誰抓起來砍腦袋，或者拖下去打屁股。而且，砍腦袋之前，還要在嘴巴里塞上木球，完全剝奪他人說話的權利。如果自己遇到了什麼尷尬事體，則三緘其口，把蓋子捂得嚴嚴的，一點風都不讓透出去。將知情人和目擊者秘密處死，殺人滅口，也是常規的配套措施。實在掩蓋不住的，則歪曲真相，篡改事實，指鹿為馬，文過飾非，寄希望於民中的健忘和弱智。想雍正這樣，以九五之尊與案犯對簿公堂（雖然本人未出場），擺出（當然也只是擺出）一副對等講理的架式，通過“充分說理”的方式來降服對方，確實絕無僅有，而且匪夷所思。
雍正能如此，敢如此，恰是他自信的表現。精通儒學和佛學的雍正，堅信大義可以覺迷，而匪類亦可歸仁。因為儒學講“人皆可以為舜堯”，佛學講“眾生是佛”，也就是人人都有慧根和善緣。墮落為小人、為匪類、為畜生，是因為被各種魔障謬見所迷，不能覺悟。這就要由具有“大光明、大智慧”的人（其實也就是佛）來啟迪，來開導。雍正自認為就是這樣的活佛，可以讓啞巴開口，頑石點頭，畜生變人。這就是覺迷（覺悟迷者），就是歸仁（歸於仁義）。所以，曾靜寫的檢討，就叫《歸仁說》；而雍正編的這本書，就叫《大義覺迷錄》。雍正這一回，似乎又贏了。
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雍正占有了話語權，卻露了自己的餡。至少是，讓人看出了他的心虛。常言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自信行得正，站得直，光明磊落，坦蕩無私，何必去管別人的說三道四？如此喋喋不休地為自己辯解，反倒讓人覺得裡面有什麼貓膩。因此，像他這樣的人，只能厚著臉皮咬緊牙關，對所有的非議和閒話一律置之不理，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式，就誰也奈何不得。歷史上有那麼多霸道皇帝，恬不知恥，一意孤行，就是吃准了這一點。
從這個角度講，其他那些從不和別人辯論和專制君主，又比雍正更高明。專制就專制，就是愛你、恨你、保你、殺你、提拔你、罷免你，都沒商量。既然沒商量，還講什麼理？朕就是真理。
實際上，雍正打的是一場不可能有贏家的戰爭。曾靜是贏不了。但改造了曾靜，雍正就贏了嗎？未必。只要看看他兒子乾隆的反應就知道。雍正去世才一個多月（也是屍骨未寒），乾隆就下令將曾靜、張熙二人拿解到京，凌遲處死，並將《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嚴禁流傳。道理很簡單：皇帝的反賊辯論，掉價麼！ 何況，為了證明自己並未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等等，雍正幾乎把家底都翻出來了，大清王朝的宮廷幾乎無密可保，實在得不償失。
雍正一生所做的得不償失的事情還很多。甚至從根本上講，他做的一切都註定是得不償失或沒有意義的。比方說，他背著聚斂、操切、忌刻的罵名，清查虧空，追回贓銀，填充國庫，卻並不知道這些銀子該派上什么正經用場。國家收入最正經的用場，原本應該是發展科學技術，發展社會生產力。只有科學技術進步了，生產力發展了，才能真正做到國力增強，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可惜，這個道理，雍正是不可能懂得的，他的兒子、孫子也不懂。結果，雍正費盡心力聚斂的財富，只不過為他子孫的揮霍和新貪官的貪墨奠定了基礎，豈不悲哉？
這無關乎他個人的品質。雍正無疑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也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他感情豐富，意志堅強，性格剛毅，目光銳利，而且奮發有為。他並沒有因為當了皇帝便泯滅了自己的個性。相反，他還給自己的帝國和時代打上了這種個性的烙印。同歷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無疑更具個人魅力，但同時也更易引起爭議，遭受打擊。因為他的這些性格，與文化傳統對所謂“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遠困知道，我們這個以“群體意識”為思想內核的文化在本質上是不喜歡個性的。它只在有限的範圍內小心翼翼地允許極少數人保持自己的個性，比如開國領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漢和山林中的隱士等等。即便對這些人，我們的文化也寧願持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甚至只有在他們失敗後才表示同情（如項羽、海瑞）。如果成功，則難免留下罵名（如曹操、武則天）。不挨罵的成功者只有一種，即朝代歷時較長的開國君王（如歷時較短，也要挨罵，如秦始皇）。人們熱情讚美他們的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瓣後代不要有那麼鮮明的個性。這些所謂“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穩，中庸因循。處理政務的原則，不是“聖賢遺訓”，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創造性，更不要搞什麼改革，這樣就天下無事，天下太平。
雍正顯然並不符合這樣的一個標準。因此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倒使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憤怒。他們無法理解：聖祖爺好端端地留下了一個太平盛世，你雍正瞎折騰什麼呢？還能折騰出多大個氣候？甚至對雍正的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也有人不以為然。皇帝不是宰相，管那麼多那麼細幹什麼？真正的聖君、明君，應該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像雍正這樣事必躬親、累死累活的皇帝，他們可沒見過，也不以為然。
這就不能不讓雍正感到委屈。為了他的帝國，雍正真的是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十三年幹了別人三十年都干不完的事，然而他的帝國的臣民卻不領情，還要在背後指指戳戳，說三道四，甚至誣賴他酗酒、yín色。想想看，他一天要做那麼多事情，僅硃批就要寫七八千字，有時間酗酒、yín色嗎？因此，雍正很想有機會向天下臣民訴說訴說。他刊行<大義覺迷錄>， 有有這種考慮在內。
可惜這並沒有什麼用。雍正，他是註定不會被人理解的。這不但因為他的性格和作派與傳統的要求格格不入，更因為他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而且是強化皇帝一人的集權。當一個人手中的權力高度集中時，倔與其他人產生距離和隔膜，就完全不能避免。他的權力越是集中，他與別人就越是疏遠。或者說，他越是成功，就越是孤獨。最後的結果，就是眾叛親離。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國的同時還想征服人心，在君臨天下的同時還想君臨眾志，那他是成不了贏家的。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窩囊。
甚至就連他的死，也要被人說成“不得善終”。就在他去世兩個多世紀後，又有了關於他死因的新版本——台灣作家高陽認為是“服用壯陽的興奮劑，導致高血壓及心臟病，以中風暴崩”。此說如能成立，則那春藥也不是什麼偉哥之類，而是權力——封建專制帝王的最高絕對權力。
雍正，或者說，愛新覺羅胤禛，公元1678年生，1735年卒，享年五十八歲。
雍正出生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爆發，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進入近代史階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後，鴉片戰爭爆發，中國也被除迫進入了近現代。看來，不管雍正當年做了多大的努力，他的帝國也會風雨飄搖，他的王朝都時日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