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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就是當時，里根在做美國總統的時候，有一次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這是人類的悲劇。這我們都知道，有一些美國的太空人，正要上去的時候，其中還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女教師，全世界都看到電視直播，上去以後突然爆炸了，爆炸以後，突然大家都很沉默，全人類沉默，後來大家非常悲哀。那天晚上我覺得，里根做得非常有藝術性，他那天晚上半夜的時候，他在電視裡發表講話，說：我知道美國人都沒有睡，我今天講話是對孩子們的，我知道你們的父母親，能夠明白這一點，但是，孩子們可能受不了，我要給你們講一講，什麼是勝利，什麼是失敗。所以第二天美國好多報紙說，從里根昨天晚上的講話，我們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這是一次失敗吧，是一次失敗，但是為什麼那麼悲壯，為什麼所有的教堂的鐘聲都鳴響，為什麼那天所有的國家，都對於那個天空，表示一種由衷的敬意，而且沒有任何人，覺得我們應該終止這個實驗。就在爆炸以後，沒多久，報名做太空人的人數是幾百倍的增長，什麼道理，失敗和成功就這麼複雜的，融合在一起了，這裡邊為什麼讓美國記者想到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呢，《老人與海》的偉大結構，就是我就覺得這個未知結構走向偉大，這個偉大結構，隱隱然地又挑起了，人們的一種內心的感覺。
我到歐洲去旅行的時候，在聯合國歐洲總部，在日內瓦那兒有一個宮，在那個宮裡邊，看到西班牙畫家在那兒，畫了兩幅畫，它那是要求和平的，給世界各國的元首們看，要求和平，他畫了個什麼畫呢?這兩幅畫我當時心裡怦然一動，一個就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戰爭結束的時候，勝利者的圖像，一幅是失敗者的圖像，勝利者的圖像是在慶祝勝利，他們的元帥受到人們的歡呼。但是更多的是元帥背後，是抬了很多很多烈士的棺材，棺材後面跟著烈士的母親，白髮蒼蒼，寒風蕭蕭，你看到這幅畫是勝利者，但這個勝利者包含著多少的血淚;另外一個就是戰爭失敗的現場，失敗了，這個地方失敗了，但是，很多人面對屍體的時候，握著拳頭，仰望蒼天，你知道他們會有一次發奮圖強，讓你感覺到，就某一種事情要延續下去。這兩幅畫就是都表現出一種勝利和失敗，僅僅交融在一起的，難分難解的一種結構，這個結構在聯合國的歐洲總部，它可能是給世界各國的元首一種警示，你們是到底追求什麼結果，但是讓我們這樣的人在那兒呢，也仍然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他組建了一個結構，這個結構就是，讓人類納入到了一種兩難，哪個作品，能夠讓人納入兩難的，它就有可能通向偉大。它不是簡單的一個結論，如果僅僅說，僅僅一個非常簡單的結論的話，那就完全不是如此了，你說我們要和平，這個話是對的，但是作為一個作品來說，這就太簡單了，不光是我們要和平，或者我們要復仇，這個話也對，要復仇，這個來說就太簡單了。所以它是一種兩難結構的出現，讓人投入到一種深深的思考，這種深深的思考出現在一個作品當中，勉強講起來就可以說是未知結構，未知結構也可以說成是兩難結構，這是一樣的，兩難就是說我得不出一個結論的時候，兩難結構。
這裡邊有一個邏輯要出現了，一個什麼邏輯呢?就是按照我們中國習慣的觀眾，和習慣的思維，有一句話，你自己還兩難，你寫出來讓讀者怎麼辦?你怎麼還沒想明白就寫出來，那麼，大師們就回答，如果我想明白了我還寫它幹什麼?文學作品和其他不一樣，如果想的很明白的東西，我還寫文學作品幹嗎?我專門要和讀者去尋找，人類難以想明白的問題，這裡邊有一個邏輯上的差異，大家其實能夠品評，哪一種是更符合藝術的本性，藝術的本性和哲學的本性，和我們一般的社會科學的本性有差異，有很大的差異在這一點上，好，這是我舉的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呢，我想舉一個，曾經在很多年以前，我們在座的，我們年紀大一點的朋友，大概還有一點印象，很多年前我們北京，曾經上演過的一個戲，叫《伽利略傳》，那是德國的戲劇大師，布萊希特所創作的，叫《伽利略》傳。當時是有戲劇大師黃佐臨來導演的，這個大家可能還有印象，我想講講這個作品，來說明它的未知結構是什麼，未知結構是什麼，為什麼這個作品如此精彩。
伽利略被很多人寫過，但是在我看來布萊希特寫得最成功。這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科學。比如他在街上買到了一個，北歐一個國家所發明的，玩具式的望遠鏡，然後根據這個眼鏡他改造，改造成了一個，非常好地天文望遠鏡，而且他在用天文望遠鏡看天體的時候，他突然發現，哥白尼的理論是對的，於是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天體理論。那麼，提出天體理論以後，這個和教會的思維是完全不對的，於是他就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處罰。那麼這個時候，他遇到了一個我們看起來，是很大的一個考驗。就是你究竟是堅持真理，還是要保住生命，我們簡單的思維是這樣的，你究竟是堅持真理還是要保住生命，我們非常希望他堅持真理，被火燒死。但是伽利略的情形不是這樣，他懺悔了，他在宗教裁判所的嚴刑逼供下。我的有一篇文章專門講到，按照我們的分析，他一定是被嚴刑逼供了，他當時是70多歲，年紀非常老了，年紀很大了，而且又有關節炎。在這種情況下，他懺悔了，他的懺悔使得義大利的科學家們很難過，我們的大師也懺悔了，而且後來的歷史證明，由於他的這次懺悔，義大利的科學後來一直一蹶不振，就在伽利略懺悔之前，義大利科學發展很好，他懺悔以後義大利的科學就一直一蹶不振了，而且人類的科學也由於他的懺悔而延遲了。那麼，人們就會問，伽利略的這次懺悔對不對。
布萊希特後來寫下也是非常好玩，伽利略儘管懺悔了，但是他又被流放了，流放在北方的一個森林裡邊，沒有人去理他，怕事的人不去理他，原來的朋友也不去理他。因為你在朋友們看來，是一個變節分子，你怎麼懺悔了，他非常非常地寂寞。但是，就在寂寞當中，他又寫出了一本更偉大的，天文學的著作，面對這個更偉大的天文學的著作，傳到他的學生手裡，學生就困惑了。他當初是該不該懺悔了，如果不懺悔的話，他肯定死了，死了的話就沒有後面的這個作品了，如果懺悔的話，他儘管有了作品，但是對於科學家的，人格和氣節來說，總是打了一個問號。所以，他的學生，在這個戲的最後，他的學生們在研究一個數學上的問題，在數學上最近的距離是直線。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最近的距離到底是直線呢?還是曲線?我的老師，肯定是走了一條曲線，如果是直線的話，他斷了這條線。人生和數學有點不一樣，有的直線可以讓這條線條中斷，不得不走曲線，但是曲線能通到目標，直線不能通到目標。在人生道路上到底曲線更好，還是直線更好呢?布萊希特沒有結論，他站在伽利略可以接受的一面，他同情伽利略的懺悔的這一方面，來講話了。但是同時他又認為，伽利略有沒有可能是科學上的巨人，人格上的小人，有沒有可能，他也提出了這個問號。
我到歐洲去旅行的時候，在聯合國歐洲總部，在日內瓦那兒有一個宮，在那個宮裡邊，看到西班牙畫家在那兒，畫了兩幅畫，它那是要求和平的，給世界各國的元首們看，要求和平，他畫了個什麼畫呢?這兩幅畫我當時心裡怦然一動，一個就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戰爭結束的時候，勝利者的圖像，一幅是失敗者的圖像，勝利者的圖像是在慶祝勝利，他們的元帥受到人們的歡呼。但是更多的是元帥背後，是抬了很多很多烈士的棺材，棺材後面跟著烈士的母親，白髮蒼蒼，寒風蕭蕭，你看到這幅畫是勝利者，但這個勝利者包含著多少的血淚;另外一個就是戰爭失敗的現場，失敗了，這個地方失敗了，但是，很多人面對屍體的時候，握著拳頭，仰望蒼天，你知道他們會有一次發奮圖強，讓你感覺到，就某一種事情要延續下去。這兩幅畫就是都表現出一種勝利和失敗，僅僅交融在一起的，難分難解的一種結構，這個結構在聯合國的歐洲總部，它可能是給世界各國的元首一種警示，你們是到底追求什麼結果，但是讓我們這樣的人在那兒呢，也仍然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他組建了一個結構，這個結構就是，讓人類納入到了一種兩難，哪個作品，能夠讓人納入兩難的，它就有可能通向偉大。它不是簡單的一個結論，如果僅僅說，僅僅一個非常簡單的結論的話，那就完全不是如此了，你說我們要和平，這個話是對的，但是作為一個作品來說，這就太簡單了，不光是我們要和平，或者我們要復仇，這個話也對，要復仇，這個來說就太簡單了。所以它是一種兩難結構的出現，讓人投入到一種深深的思考，這種深深的思考出現在一個作品當中，勉強講起來就可以說是未知結構，未知結構也可以說成是兩難結構，這是一樣的，兩難就是說我得不出一個結論的時候，兩難結構。
這裡邊有一個邏輯要出現了，一個什麼邏輯呢?就是按照我們中國習慣的觀眾，和習慣的思維，有一句話，你自己還兩難，你寫出來讓讀者怎麼辦?你怎麼還沒想明白就寫出來，那麼，大師們就回答，如果我想明白了我還寫它幹什麼?文學作品和其他不一樣，如果想的很明白的東西，我還寫文學作品幹嗎?我專門要和讀者去尋找，人類難以想明白的問題，這裡邊有一個邏輯上的差異，大家其實能夠品評，哪一種是更符合藝術的本性，藝術的本性和哲學的本性，和我們一般的社會科學的本性有差異，有很大的差異在這一點上，好，這是我舉的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呢，我想舉一個，曾經在很多年以前，我們在座的，我們年紀大一點的朋友，大概還有一點印象，很多年前我們北京，曾經上演過的一個戲，叫《伽利略傳》，那是德國的戲劇大師，布萊希特所創作的，叫《伽利略》傳。當時是有戲劇大師黃佐臨來導演的，這個大家可能還有印象，我想講講這個作品，來說明它的未知結構是什麼，未知結構是什麼，為什麼這個作品如此精彩。
伽利略被很多人寫過，但是在我看來布萊希特寫得最成功。這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科學。比如他在街上買到了一個，北歐一個國家所發明的，玩具式的望遠鏡，然後根據這個眼鏡他改造，改造成了一個，非常好地天文望遠鏡，而且他在用天文望遠鏡看天體的時候，他突然發現，哥白尼的理論是對的，於是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天體理論。那麼，提出天體理論以後，這個和教會的思維是完全不對的，於是他就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處罰。那麼這個時候，他遇到了一個我們看起來，是很大的一個考驗。就是你究竟是堅持真理，還是要保住生命，我們簡單的思維是這樣的，你究竟是堅持真理還是要保住生命，我們非常希望他堅持真理，被火燒死。但是伽利略的情形不是這樣，他懺悔了，他在宗教裁判所的嚴刑逼供下。我的有一篇文章專門講到，按照我們的分析，他一定是被嚴刑逼供了，他當時是70多歲，年紀非常老了，年紀很大了，而且又有關節炎。在這種情況下，他懺悔了，他的懺悔使得義大利的科學家們很難過，我們的大師也懺悔了，而且後來的歷史證明，由於他的這次懺悔，義大利的科學後來一直一蹶不振，就在伽利略懺悔之前，義大利科學發展很好，他懺悔以後義大利的科學就一直一蹶不振了，而且人類的科學也由於他的懺悔而延遲了。那麼，人們就會問，伽利略的這次懺悔對不對。
布萊希特後來寫下也是非常好玩，伽利略儘管懺悔了，但是他又被流放了，流放在北方的一個森林裡邊，沒有人去理他，怕事的人不去理他，原來的朋友也不去理他。因為你在朋友們看來，是一個變節分子，你怎麼懺悔了，他非常非常地寂寞。但是，就在寂寞當中，他又寫出了一本更偉大的，天文學的著作，面對這個更偉大的天文學的著作，傳到他的學生手裡，學生就困惑了。他當初是該不該懺悔了，如果不懺悔的話，他肯定死了，死了的話就沒有後面的這個作品了，如果懺悔的話，他儘管有了作品，但是對於科學家的，人格和氣節來說，總是打了一個問號。所以，他的學生，在這個戲的最後，他的學生們在研究一個數學上的問題，在數學上最近的距離是直線。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最近的距離到底是直線呢?還是曲線?我的老師，肯定是走了一條曲線，如果是直線的話，他斷了這條線。人生和數學有點不一樣，有的直線可以讓這條線條中斷，不得不走曲線，但是曲線能通到目標，直線不能通到目標。在人生道路上到底曲線更好，還是直線更好呢?布萊希特沒有結論，他站在伽利略可以接受的一面，他同情伽利略的懺悔的這一方面，來講話了。但是同時他又認為，伽利略有沒有可能是科學上的巨人，人格上的小人，有沒有可能，他也提出了這個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