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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我說:「就因為我不是政治家,所以才應該找我。政治家是應由思想家來領導的,你說

  對不對?要不然水準就會降低,會變成政客。羅素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時,不是也莫名其妙

  嗎?他覺得他應該得和平獎才對。」羅素為什麼會有自我肯定與別人肯定的落差呢?原因無

  他,你的偉大,別人不知道百分之百,只能知道百分之幾而已。明朝未年,姑蘇才子湯卿謀

  說人生不可不具三副眼淚:第一副眼淚哭國家大局之不可為;第二副眼淚哭文章不遇知己;

  第三副眼淚哭才子不遇佳人。後逢甲申之變,傷心而死,活了二十四歲。這位短命才子以文

  章不遇知己而哭,其實這種情形不以小牌作家為然,即使大牌作家如袁枚等,雖名滿天下,

  但讀者所測其淺深,也極有限,文章遇得的知己也只是部分而已。我李敖以文章名,但讀者

  所知,也只是部分而已、甚至是一小部分而已。不過有一趣事,聊可推翻明朝才子,一九九

  二年一月三日上午,我在榮民醫院排隊領藥時,有兩個阿婆插隊,我斥責之。事後有一漂亮

  摩登女士回過頭來說:「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寫得好極了!」我一時認不出她來。

  後來她拿出名片,才知道她是鄭淑敏。我說:「十多年前遠流老闆介紹過。你愈來愈年輕,

  認不出你來了。」我的《北京法源寺》是我「不遇知己」的「文章」,但得「佳人」品評如

  上,自是佳話。可惜一些「佳人」,她們正如古話說的「卿本佳入,奈何從賊」,她們跟錯

  了男人、認錯了體制、入錯了政黨,「從賊」以去,未免可惜。

  有收藏家刻收藏印,印文是「但願得者如吾輩,雖非我有亦可喜」,對藝術品和女人,

  我的心胸亦復如此,只是得者多為牛糞,故鮮花插上,殊殺風景耳。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在

  路上認識了台大心理系的「淵如」,很有味道的女孩子,我認識她二十分鐘就約她到我家,

  她跟我來了,後來還定了下次約會時間。不久,我收到她的信,她說還是不再來了,說她寧

  願過平凡的日子。又在電話中說她還是跟定她相識已久的政戰學校的男朋友了,我對她太

  「高」了。掛了電話以後,我的感覺是一片惋惜-鮮花又插在牛糞上了。」但願得者如吾

  輩,雖非我有亦可喜」,可是,誰又能如吾輩呢?

  為什麼我的人生不像明朝才子那樣悲慘呢?因為我用玩世的喜感「化」掉了一切,所以

  遇到不如意事,我不但沒有三副眼淚,連一副也沒有,有的只是哈哈一笑。不如意事以外,

  我發為評論,評論中也考究玩世的喜感。例如一九八九年有所謂無殼蝸牛臥上街頭,以無住

  屋為抗議的活動,孟絕子打電話來,聊天中談到如何才能有效逼國民黨偽政府面對房屋政

  策,談的結果,發現只有採集體大便模式,才能奏效。無殼蝸牛們應以一萬人為集合人數,

  先到中正紀念堂大使,如官方再形玩忽,則二十四小時後,再去慈湖大便……(略——

  編者狗屎編者-文嶺)於是,無殼蝸牛們無屋可住,逐水草而居;國民黨有屋住不得,

  逐水肥而居,餘味無窮之下,民進党進無隙拉大便,退無緣撿水肥,其逐臭空間,也隨問政

  空間一體減少矣。

  政治問題,大便解決,其斯之謂歟?惟一的流弊是,有朝一日,國民黨政府房屋政策落

  實過度,蓋好以後,以為是國民住宅,其實全是一間問公廁。蝸牛又叫苦矣!——這就是我

  玩世的喜感。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李寧代《政治家》訪問我,說:

  「你的確是個很好的宣傳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嗎?還是另有原因?」我答道:「當然一

  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個原因是我的戲,」「我出道的時代跟胡適不一樣。胡適那時代的知

  識人很受尊重,而胡適出來時就是大學教授,當然容易造成一個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

  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斷有訴訟、不斷有花邊新聞,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這有助

  於我的發言權,當輿論這樣封鎖我時,它還是無法完全拒絕我,還是要登我一個百分比,因

  為它忍不住不登嘛!」我舉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獄為例:「這次我出來,《聯合報》登了我的

  消息,《中國時報》不登,聽說余紀忠開會時很生氣,因為漏掉新聞他們也吃不消。《聯合

  報》一開始雖然登了,可是後來我寫了一封信到《聯合報》,他們就不登我的,登別人的。

  不過,沒關係,他們總要給我一個百分比。」就靠這一點百分比,我迂迴性的、點綴性的突

  破了這個島對我的封鎖。訣竅無他,我是真人演假戲而已。——假戲不是虛偽,而是有技巧

  的「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在這島上,別人是靠成群結隊狼狽為好造勢,我卻靠獨來獨往

  單槍匹馬造勢,比別人難多了,所以要會作戲。我的戲目有很多種。第一種是要有「狂

  氣」,狂氣就是有話直說,不必謙虛。在許多方面,我的表現一點也不謙虛,不過,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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