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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也就是主張擁袁抗日，促袁抗日，一致對外，而 不是反袁抗日，倒袁抗日。他文章中說： “吾國民應以敏銳之眼光，沉毅之 實力，策政府之後，以為之盾。”他同時也警告政府， “無權以命我國民屈 順於敵”;袁政府如 “不願為亡國之政府，則宜及早覺悟其復古之非，棄民 之失，速與天下更始。”但是，事實證明，袁世凱不但沒有覺悟，與民更始， 反而更加緊復辟帝制。李大釗從嚴酷的事實中，終於認清了袁世凱反動的真 面目。1915年下半年開始，李大釗又勇敢地站到了反袁鬥爭最前列。 1916年1月，李大釗從日本回上海策劃反袁鬥爭，在太平洋舟中寫下一 首古體詩，以表明他鬥爭的情懷與意志。詩中寫道： “浩淼水東流，客心空 太息。神州悲板蕩，喪亂安所極。八表正同昏，一夫終竊國。黯黯五采旗， 自茲少顏色。逆賊稽徵討，機勢今已熟。義聲起雲南，鼓鼙動河北。”詩最 後說： “相期吾少年，匡時宜努力。男兒尚雄飛，機失不可得。”李大釗在 詩中明確有地稱袁世凱是 “一夫竊國”，是必須征討的“逆賊”，而且時機 已成熟，決不可遲疑。從詩中，還看到李大釗那種一往無前，不畏荊棘，匡 時努力的英雄氣概。李大釗這次上海之行，未得預期成果，不久返回日本。 李大釗回到日本後，積極參與籌劃組織留日學生總會召開的兩次大會。 第一次是1916年4月2日，召開為反袁而殉國死難的烈士的追祭大會，同時 籌商聲援民軍計劃，當場還發動捐款。參加大會的不僅有留學生，而且有僑 商各界。大會發表通電，致北京、上海的各報館與各界，令袁世凱立即退位。 第二次大會是1916年5月7日召開的，是為了國恥紀念。會上回顧了一年前 日本為“二十一條”對華發出最後通牒而中國政府終於屈服之恥，並且反對 中國駐日使館私設管理留學事務所以控制學生，尤其反對使館還聘日本人作 為理事。兩次大會，都發表了 《對友邦宣告書》，聲明自己的活動方針與政 治主張;並發動捐款，會後即寄往國內正在浴血奮戰的護國軍與民軍的前線。 在反袁鬥爭中，李大釗還擔任 《民彝》的主編，並親自撰寫一篇重要文 章—— 《民彝與政治》。文章深刻系統地批判袁世凱的復辟罪行，批判他英 雄史觀——歷史唯心主義，封建禁欲主義和文化專制主義;同時，進一步深 入闡明革命民主主義。李大釗這種批判，代表著當時反袁的最高理論水平。 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有著重要意義。 李大釗東京留學，在課業的學習上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在課堂以外 的學習上卻取得很大收穫。由於課外活動的影響，第一學年11科的成績平均 分數66.9分，排列第40名，列為丙等。但從課外的成績來看，李大釗的收 獲就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擬的。 在兩年多時間裡，李大釗寫作並發表9篇論文，共約10萬字。除上述三 篇外，還有 《風俗》、《政治對抗力之養成》、《國情》、《厭世心與自覺 心》、 《青春》等。這些文字，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價值，都不是考 試分數所能衡量的。在 《風俗》一文中，主要是對袁世凱進行道德批判。袁 世凱也曾痛心疾首，說社會風氣不好，但究其原因，他卻認為是下面搞壞的。 李大釗看法相反，認為道德人心之所以敗壞，首先是上面搞壞的，是 “執政 之人”搞壞的。 “施其暴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逞其殺也。盈廷皆爭權 攘利之傑，承顏盡寡廉鮮恥之客。鉤心斗角，詐變機譎。” “與人以術不以 誠，取士以才不以德。不仁不孝，乃受崇獎;有氣有節，則遭擯斥。意向既 示，靡然向風，少年不以學問為本，士夫但以勢利為榮。讒諂面諛，青蠅惑 耳;直言讜論，寒蟬銷聲。”袁世凱為首的政治中樞到了這一地步，道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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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當然陷於敗壞。李大釗號召愛國有志之士，我盡我責，以挽救社會風氣。 《在政治對抗力之養成》中，主要批判袁世凱的極端專制主義，號召人民自 覺其固有之權威，形成自己的對抗力，使極端主義不能得逞。在 《國情》中， 主要批判袁世凱的客卿們以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 “國情”為由，從而主張實 行封建專制的論謬。由此可見，李大釗這一時期的文章，主要是批判袁世凱 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正是通過這些批判，使李大釗在思想上政治上進一步迅 速成長，成為當時著名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成為留學生中的重要理論家和革 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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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創造理想的青春中華 由於反袁鬥爭的形勢發展，1916年5月中旬，李大釗結束了兩年多的留 學生活，回到上海，寓於孫洪伊處。 孫洪伊、湯化龍讓李大釗提前回國，主要是為迎接反袁鬥爭勝利後的新 形勢。袁世凱的敗亡，當時看來，已成定局。問題是袁世凱敗亡之後，中國 如何發展。在反袁鬥爭中，以梁啓超、蔡鍔為代表的一派勢力，起到很大作 用，並得到很大發展;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一派勢力，也得到一定的恢 復和發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袁世凱手下的兩員大將段祺瑞與馮國璋， 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反對復辟帝制，從而撈到政治資本，並發展了自己的勢力， 其後，則分別形成皖系與直系兩大軍閥勢力。袁世凱以復群封建帝制而遭到 失敗，受到全國人民的唾棄、怒罵與批判，這本身就表明民主主義思潮的深 入人心與強大力量，從而，也更有利於民主精神的進一步發展與高揚。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去。6月9日，孫中山致電繼任總統的黎元 洪，請恢復袁氏所廢的約法，尊重國會，摒除一切僭制妄作。6月29日，黎 元洪申令，仍遵行民國 《臨時約法》，並定於8月1日續行召集國會。7月 12日，廢止袁氏為加強獨裁統治所炮製的《懲辦國賊條例》及《附亂自首特 赦令》，莊嚴宣布：所有本年7月2日以前因政治犯罪被拘禁者一律釋放， 其通緝各案，亦一律撤銷。7月16日，又廢除了袁世凱進行思想文化統治， 扼殺輿論的那個 《報紙條例》。這樣，就在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就使袁世 凱統治下造成的政治迫害，全都得到了解放，並徹底廢除了他那反動統治工 具——一系列的法律。這樣，使中國的政治形勢，一時發生重大的變化，使 人民產生一種信心與樂觀。李大釗在 《北京之回春》、《元宵痛史》中，反 映了這種變化和氣氛。他說： “他且不論，即就新年之景象而言，據久居北 京者云： ‘今歲與去年已大不相同，去年則人懷戒懼，今年則共慶昇平。以 昔視今，苦樂懸絕。’此是以見專制之害惡，共和之幸福矣。”“洪憲劫後， 吾人尚有此新紀元，撫今思昔，感慨何如矣。” 李大釗當時的樂觀自信，還表現在他主持的 《晨鐘報》上，表現在他一 些著名論文中。這就是 《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與《青春》。 《晨鐘報》是梁啓超、湯化龍所辦的一張大報，剛回國的李大釗被任為 編輯部主任。 《晨鐘之使命》，實際是該報的發刊詞，並明確提出，它的使 命是創造理想的青春中華。他說： “今者，白髮之中華垂亡，青春之中華未 孕;舊稘 (qī，同 “期”，一周年)之黃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將來。際茲方 死方生、方毀方成、方破壞方建設、方廢落方開敷之會，吾儕振此 ‘晨鐘’， 斯與我憤慨悲壯之青年，活潑潑地之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奮進，徑造自 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 《晨鐘之使命》，對於中華一切 事物的觀察，分為兩個方面，即白首的、衰老的、陳舊的、腐朽的和青春的、 朝氣的、新生的、向上的。李大釗認為，新的中華創造，就是上述兩方面斗 爭和交替的過程，而在當時，恰恰還是前者占據著主要地位，所以使中華民 族暮氣沉沉，死水一潭，缺少生氣和活力。但是，由於反袁鬥爭的勝利，青 春中華的創造，已經有新希望。李大釗這篇文章，既反映著對於中國國情的 深刻理性認識，又反映著當時人們的一種樂觀自信。它標誌著中國在向現代 化前進過程中，青年新覺醒的時代已經到來，標誌著人們的愛國思想正在發 生一種新的質的飛躍，與那種封建的、盲目的、拒新守舊的所謂愛國思想正
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也就是主張擁袁抗日，促袁抗日，一致對外，而 不是反袁抗日，倒袁抗日。他文章中說： “吾國民應以敏銳之眼光，沉毅之 實力，策政府之後，以為之盾。”他同時也警告政府， “無權以命我國民屈 順於敵”;袁政府如 “不願為亡國之政府，則宜及早覺悟其復古之非，棄民 之失，速與天下更始。”但是，事實證明，袁世凱不但沒有覺悟，與民更始， 反而更加緊復辟帝制。李大釗從嚴酷的事實中，終於認清了袁世凱反動的真 面目。1915年下半年開始，李大釗又勇敢地站到了反袁鬥爭最前列。 1916年1月，李大釗從日本回上海策劃反袁鬥爭，在太平洋舟中寫下一 首古體詩，以表明他鬥爭的情懷與意志。詩中寫道： “浩淼水東流，客心空 太息。神州悲板蕩，喪亂安所極。八表正同昏，一夫終竊國。黯黯五采旗， 自茲少顏色。逆賊稽徵討，機勢今已熟。義聲起雲南，鼓鼙動河北。”詩最 後說： “相期吾少年，匡時宜努力。男兒尚雄飛，機失不可得。”李大釗在 詩中明確有地稱袁世凱是 “一夫竊國”，是必須征討的“逆賊”，而且時機 已成熟，決不可遲疑。從詩中，還看到李大釗那種一往無前，不畏荊棘，匡 時努力的英雄氣概。李大釗這次上海之行，未得預期成果，不久返回日本。 李大釗回到日本後，積極參與籌劃組織留日學生總會召開的兩次大會。 第一次是1916年4月2日，召開為反袁而殉國死難的烈士的追祭大會，同時 籌商聲援民軍計劃，當場還發動捐款。參加大會的不僅有留學生，而且有僑 商各界。大會發表通電，致北京、上海的各報館與各界，令袁世凱立即退位。 第二次大會是1916年5月7日召開的，是為了國恥紀念。會上回顧了一年前 日本為“二十一條”對華發出最後通牒而中國政府終於屈服之恥，並且反對 中國駐日使館私設管理留學事務所以控制學生，尤其反對使館還聘日本人作 為理事。兩次大會，都發表了 《對友邦宣告書》，聲明自己的活動方針與政 治主張;並發動捐款，會後即寄往國內正在浴血奮戰的護國軍與民軍的前線。 在反袁鬥爭中，李大釗還擔任 《民彝》的主編，並親自撰寫一篇重要文 章—— 《民彝與政治》。文章深刻系統地批判袁世凱的復辟罪行，批判他英 雄史觀——歷史唯心主義，封建禁欲主義和文化專制主義;同時，進一步深 入闡明革命民主主義。李大釗這種批判，代表著當時反袁的最高理論水平。 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有著重要意義。 李大釗東京留學，在課業的學習上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在課堂以外 的學習上卻取得很大收穫。由於課外活動的影響，第一學年11科的成績平均 分數66.9分，排列第40名，列為丙等。但從課外的成績來看，李大釗的收 獲就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擬的。 在兩年多時間裡，李大釗寫作並發表9篇論文，共約10萬字。除上述三 篇外，還有 《風俗》、《政治對抗力之養成》、《國情》、《厭世心與自覺 心》、 《青春》等。這些文字，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價值，都不是考 試分數所能衡量的。在 《風俗》一文中，主要是對袁世凱進行道德批判。袁 世凱也曾痛心疾首，說社會風氣不好，但究其原因，他卻認為是下面搞壞的。 李大釗看法相反，認為道德人心之所以敗壞，首先是上面搞壞的，是 “執政 之人”搞壞的。 “施其暴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逞其殺也。盈廷皆爭權 攘利之傑，承顏盡寡廉鮮恥之客。鉤心斗角，詐變機譎。” “與人以術不以 誠，取士以才不以德。不仁不孝，乃受崇獎;有氣有節，則遭擯斥。意向既 示，靡然向風，少年不以學問為本，士夫但以勢利為榮。讒諂面諛，青蠅惑 耳;直言讜論，寒蟬銷聲。”袁世凱為首的政治中樞到了這一地步，道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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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當然陷於敗壞。李大釗號召愛國有志之士，我盡我責，以挽救社會風氣。 《在政治對抗力之養成》中，主要批判袁世凱的極端專制主義，號召人民自 覺其固有之權威，形成自己的對抗力，使極端主義不能得逞。在 《國情》中， 主要批判袁世凱的客卿們以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 “國情”為由，從而主張實 行封建專制的論謬。由此可見，李大釗這一時期的文章，主要是批判袁世凱 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正是通過這些批判，使李大釗在思想上政治上進一步迅 速成長，成為當時著名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成為留學生中的重要理論家和革 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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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創造理想的青春中華 由於反袁鬥爭的形勢發展，1916年5月中旬，李大釗結束了兩年多的留 學生活，回到上海，寓於孫洪伊處。 孫洪伊、湯化龍讓李大釗提前回國，主要是為迎接反袁鬥爭勝利後的新 形勢。袁世凱的敗亡，當時看來，已成定局。問題是袁世凱敗亡之後，中國 如何發展。在反袁鬥爭中，以梁啓超、蔡鍔為代表的一派勢力，起到很大作 用，並得到很大發展;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一派勢力，也得到一定的恢 復和發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袁世凱手下的兩員大將段祺瑞與馮國璋， 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反對復辟帝制，從而撈到政治資本，並發展了自己的勢力， 其後，則分別形成皖系與直系兩大軍閥勢力。袁世凱以復群封建帝制而遭到 失敗，受到全國人民的唾棄、怒罵與批判，這本身就表明民主主義思潮的深 入人心與強大力量，從而，也更有利於民主精神的進一步發展與高揚。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去。6月9日，孫中山致電繼任總統的黎元 洪，請恢復袁氏所廢的約法，尊重國會，摒除一切僭制妄作。6月29日，黎 元洪申令，仍遵行民國 《臨時約法》，並定於8月1日續行召集國會。7月 12日，廢止袁氏為加強獨裁統治所炮製的《懲辦國賊條例》及《附亂自首特 赦令》，莊嚴宣布：所有本年7月2日以前因政治犯罪被拘禁者一律釋放， 其通緝各案，亦一律撤銷。7月16日，又廢除了袁世凱進行思想文化統治， 扼殺輿論的那個 《報紙條例》。這樣，就在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就使袁世 凱統治下造成的政治迫害，全都得到了解放，並徹底廢除了他那反動統治工 具——一系列的法律。這樣，使中國的政治形勢，一時發生重大的變化，使 人民產生一種信心與樂觀。李大釗在 《北京之回春》、《元宵痛史》中，反 映了這種變化和氣氛。他說： “他且不論，即就新年之景象而言，據久居北 京者云： ‘今歲與去年已大不相同，去年則人懷戒懼，今年則共慶昇平。以 昔視今，苦樂懸絕。’此是以見專制之害惡，共和之幸福矣。”“洪憲劫後， 吾人尚有此新紀元，撫今思昔，感慨何如矣。” 李大釗當時的樂觀自信，還表現在他主持的 《晨鐘報》上，表現在他一 些著名論文中。這就是 《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與《青春》。 《晨鐘報》是梁啓超、湯化龍所辦的一張大報，剛回國的李大釗被任為 編輯部主任。 《晨鐘之使命》，實際是該報的發刊詞，並明確提出，它的使 命是創造理想的青春中華。他說： “今者，白髮之中華垂亡，青春之中華未 孕;舊稘 (qī，同 “期”，一周年)之黃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將來。際茲方 死方生、方毀方成、方破壞方建設、方廢落方開敷之會，吾儕振此 ‘晨鐘’， 斯與我憤慨悲壯之青年，活潑潑地之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奮進，徑造自 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 《晨鐘之使命》，對於中華一切 事物的觀察，分為兩個方面，即白首的、衰老的、陳舊的、腐朽的和青春的、 朝氣的、新生的、向上的。李大釗認為，新的中華創造，就是上述兩方面斗 爭和交替的過程，而在當時，恰恰還是前者占據著主要地位，所以使中華民 族暮氣沉沉，死水一潭，缺少生氣和活力。但是，由於反袁鬥爭的勝利，青 春中華的創造，已經有新希望。李大釗這篇文章，既反映著對於中國國情的 深刻理性認識，又反映著當時人們的一種樂觀自信。它標誌著中國在向現代 化前進過程中，青年新覺醒的時代已經到來，標誌著人們的愛國思想正在發 生一種新的質的飛躍，與那種封建的、盲目的、拒新守舊的所謂愛國思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