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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魯迅提倡一種“隨便翻翻”式的閱讀：“就如游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為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隨便翻翻”的另一層意思就是“讀閒書”，什麼書都讀，“開卷有益”就是。“譬如我們看一家的陳年帳簿，每天寫著‘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醬油一文’，就知先前這幾個錢就可買一天的小菜，吃夠一家;看一本舊曆本，寫著‘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樑’，就知道先前是有這麼多的禁忌。”“講扶乩的書，講婊子的書，倘有機會遇見，不要皺起眉頭，顯示憎厭之狀，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已經過時的書，也用一樣的辦法。”魯迅由此而提出“比較的閱讀法”：“翻來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較，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法子”，“我看現在的青年的常在問人該讀什麼書，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銅的欺騙。而且一識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識得了硫化銅，一舉兩得了”。〔53〕所謂“真金”，就是原著，特別是經典作家的原著，一讀經典原著，就知道許多所謂“注經”之作是如何荒謬了。
這裡已經涉及“讀什麼書”的問題。魯迅在《讀書雜談》里，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的書抱住。……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餘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裡研究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樣子，對於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直到1936年，魯迅還在一封寫給一位文學青年的信中提出忠告——
專看文學書，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學青年，往往厭惡數學，理化，史地，生物學，以為這些都無足重輕，後來變成連常識也沒有，研究文學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來也糊塗，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放開科學，一味鑽在文學裡。〔54〕
這也是魯迅的經驗之談。魯迅是學醫出身，轉而從文，他的知識結構中體現著一種文、理的交融。就像我們在本書的第八講里所說到的那樣，他在年輕時候就對文學與科學都同樣有著深刻的理解，這就為他以後的發展開拓了一個廣闊的視野，奠定了寬厚的基礎。因此，魯迅所說讀一點課外的書，不僅是為了擴大知識面，更可以提高每一個人的文化教養、精神境界，是不可以掉以輕心的。
在《讀書雜談》的結尾，魯迅對學生們還有兩點提醒，也非常重要。一是讀書時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他引用叔本華的話說，不能讓自己的“腦子給別人跑馬”，讀書的結果如果是使自己變成“書櫥”，那就一點意思也沒有了。但如果只是讀書，即使能夠思索，也還“不免是空想”;“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魯迅的最後一句話是——
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關於寫作，魯迅說得更多，比如他在《答北斗雜誌社問》里所說的幾條：“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寫完以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55〕就曾被毛澤東所引用，作為“反對黨八股”的有力武器。我們這裡主要讀兩篇：《無聲的中國》與《作文秘訣》。
《無聲的中國》是魯迅在香港青年會的一篇演講。〔56〕他提出了兩條基本的寫作原則。首先是——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
這看起來是一個起碼的要求，但真正要做到卻並不容易。魯迅說：“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這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文化上來講，現代中國人面臨著兩個強勢文化，一是古人所創造的文化，一是外國人所創造的文化，如果缺乏足夠的文化消化力與創造力，就很有可能被這兩種文化所俘虜，一味地模仿，按照古人或外國人的思維去想問題，按照古人或外國人的表達方式去說話、寫文章，“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美國人、法國人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處於魯迅所說的“被描寫”的狀態，〔57〕即讓別人(古人、外國人，或某個意識形態權威)來代表自己，用別人的話來描寫自己。這樣的中國，看似有聲，其實是“無聲”的。
於是，魯迅發出了這樣的召喚——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