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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往下讀。在交代了背景之後，就直奔題旨：《我之節烈觀》，也就是我怎樣看待“節烈”，把“節烈”置於被審視(審判)的地位。首先就要弄清楚所謂“節烈”是怎麼一回事;經過一番討論，魯迅做了這樣的概括：“總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著，或者死掉;將這類人物，稱讚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國便得救了。”——這實際上是樹起了一個論戰的靶子;然後開始進攻，提出“疑問”。但魯迅又聲明，“我認定這節烈救世說，是多數國民的意思;主張的人，只是喉舌”，“所以我這疑問和解答，便是提出於這群多數國民之前”。把批判的鋒芒直指“多數國民”，也即“節烈”論的社會基礎與群眾基礎，這確實是魯迅所獨有的眼光。
魯迅一開口便提出三個“疑問”：“不節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何以救世的責任，全在女子?”“表彰以後，有何效果?”——魯迅說，這是“依照舊日的常識”提出的質疑：在中國傳統中一向是“男子做主”，“照著舊派說起來，女子是‘陰類’，是主內的，是男子的附屬品”，“治世救國，正須責成陽類”;而現在是你們男子將國家“治”得“國將不國”，怎麼將罪責推之婦女，還要她們來獨自承擔“救世的責任”呢?魯迅在這裡揭示的正是“以男子為中心”的舊道德的內在矛盾。
接著魯迅又提出了兩個更帶有根本性的質問：“節烈是否道德?”“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魯迅說，這是“略帶二十世紀氣息”的問題，它所依據的正是新世紀的新道德：一是“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一是男女“一律平等”，“有一律應守的契約”，“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應該說，這兩條新道德原則的提出，在中國的思想史、倫理史上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而且在一方面盛行極端利己主義，一方面卻有人不斷鼓吹極端利他主義的道德高調的今天，也還不失其意義。
問到這裡，本已經抓住了節烈論的要害;但魯迅還要進一步追問：如此不合理的節烈，“何以直到現今，居然還能存在?”於是，魯迅就把他的質疑伸向歷史、文化、社會的深處，追問“節烈這事，何以發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
這一追問，就有了幾個重大發現。一是“節烈”並非自古有之，“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的才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歷史上‘重適’(再嫁)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見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這樣魯迅就把他批判的鋒芒指向了宋以後的“業儒”，即以宣傳儒教為業的道學家們。魯迅進一步揭示這背後的社會原因：“其時也正是‘人心日下，國將不國’的時候”，“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國民將到被征服的地位”，“沒有力量保護，沒有勇氣反抗了，只好別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殺”。這就是說，愈是面臨社會危機、道德危機、民族危機與統治危機，就愈要鼓吹節烈這類舊道德，這幾乎是一個規律：這是節烈“何以通行”的真正原因，也是魯迅的一大發現。問題是，面對這樣的“日見精密苛酷”的“畸形道德”，“女子本身，何以毫無異言呢?”魯迅指出，這是根源於“婦者服也”的儒家傳統觀念：婦女“理應服事於人。教育固可不必，連開口也都犯法”。那麼，男子“何以也不主張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答案是：“漢朝以後，言論的機關，都被‘業儒’的壟斷了。宋元以來，尤其利害。我們幾乎看不見一部非業儒的書，聽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話。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說話的以外，其餘‘異端’的聲音，決不能出他臥房一步。況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響;不述而作，最為犯忌。即使有人見到，也不肯用性命來換真理”，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明知節烈的不合理，也是不會有真正的改革的。這裡，同樣把批判的鋒芒指向漢以後“獨尊儒家”的思想壟斷與對“異端”的壓制;同時，也指出了鼓吹“述而不作(傳舊而不創始)”的儒家傳統對知識分子的消極影響。——不難發現，魯迅在追問節烈發生、通行，不生改革的原因時，都指向了儒家傳統及其背後的統治者，而其重點即是所謂“儒效”。
經過這一番追根溯源，問題已經十分清楚。但魯迅為了進一步剝奪節烈論鼓吹者的資本，又發出三個“疑問”：“節烈難麼?”“節烈苦麼?”“不節烈便不苦麼?”“女子自己願意節烈麼?”——如果前面的疑問，是著重於揭示節烈的不合理，這三問則揭露了節烈的“不合人情”。而“不節烈便不苦麼?”這一問，更是引出了一個重大問題——
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里，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