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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禹爺的新聞，也和珍寶的入京一同多起來了。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樹下，大家都在談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樣夜裡化為黃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樣請了天兵天將，捉住興風作浪的妖怪無支祁，鎮在龜山的腳下。……
既尊稱為“爺”，又到處談論，甚至誇大其神力，從表面上看，夏禹終於被承認，被接受，甚至被神化了;但就是在這“檐前，樹下”的議論中，夏禹治水的真實奮鬥，變成了“新聞”、“故事”，演化成“黃熊拱河，天兵捉妖”之類荒誕無稽的談資，他的一切真誠的努力、犧牲，都成了表演而消失了意義和價值。而且，一旦成了“神”或“怪”，夏禹就不再對人有任何威脅了。——看客再一次發揮了消解一切的威力。
於是，又出現了“百姓們萬頭攢動”看夏禹的場面，而且還有百姓們在宮門外的“歡呼，議論，聲音正好像浙水的濤聲一樣”。
而且，在禹爺和舜爺一番交談以後，掌管獄訟的皋陶“趕緊下一道特別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學禹的行為，倘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這“強迫學習”就使夏禹真正成為統治的工具了。
最後的結局是不難預料的——
幸而禹爺自從回京以後，態度也改變一點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來，是闊綽的;衣服很隨便，但上朝和拜客時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
這或許是“入鄉隨俗”，也可以說是“同化”。
因此，讀者讀到小說最後一句：“終於太平到連百獸都會跳舞，鳳凰也飛來湊熱鬧了”時，是不能不產生無限感慨的。
《非攻》里的素材——墨子與公輸般相鬥的傳說，本是“神話化了的歷史”，但在魯迅的筆下，墨子的形象卻是充分地“歷史化”了的，在他的身上具有更多的農民氣質。小說一開始就寫他穿舊衣，著草鞋，背破包裹，吃窩窩頭、鹽漬藜菜乾，口渴了就用手捧了井水喝，喝完了還抹一抹嘴——墨子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穿戴，吃食，以至生活習慣，都是農民式的。隨著墨子走進宋國，從他對曹公子的指責，我們又了解了他反對“故弄玄虛”的空談，重視增強實力，做實際準備的思想作風;待到墨子與公輸般兩次面爭(第三、五節)，和公輸般鬥智鬥勇，更顯出了墨子思想、性格的全部光彩。——順便說一點，墨子與公輸般“一進一退”的相互過招，甚至有現代戰爭的特點：雙方指揮部的技術裝備與指揮智謀的較量就決定了勝負，前線士兵甚至可以不直接接觸。而更具吸引力的，則是墨子為“賤人”說話的立場，“有利於人的，就是好，不利於人的，就是壞的”價值觀，以及他的膽識，這一切在讀者的心目中完成了一個“平民哲學家”的形象。和我們在《理水》里已經熟悉了的夏禹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中注重實情、實踐、實際效果，埋頭苦幹、拼命硬幹、為民請命的平民化的文化精神，以及相應的沉穩、堅毅、刻苦的文化性格。魯迅顯然是繼承了這一傳統的。
但魯迅仍然沒有忘記現實：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歷史業績“以後”，並沒有成為英雄，卻遇到了一連串晦氣事——
一進宋國界，就被搜檢了兩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國隊，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關外，又遇著大雨，到城門下想避避雨，被兩個執戈的巡兵趕開了，淋得一身濕，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這本是一切為民請命者的必然命運。而這狼狽不堪的墨子卻讓人哭笑不得，原有的崇高、聖潔感一點兒也沒有了。
以上所寫，無論是《補天》里的女媧，《奔月》里的后羿，《理水》里的夏禹，還是《非攻》里的墨子，《鑄劍》里的黑的人，都可以稱得上是魯迅所說的“中國的脊樑”，〔15〕是魯迅所崇敬的，他甚至把自己的某些生命體驗注入了這些人物的形象之中。但正是這些作品都或隱或顯地存在著兩個“調子”：在悲壯、崇高之中，還藏著嘲諷與荒誕，兩者相互補充又相互消解，內在的緊張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涼。在小說結構上，常常發展到最後，會有一個突然的翻轉、顛覆，從而留下深長的思索與回味。這樣的複雜化的敘述與描寫的背後，隱現著魯迅的懷疑的審視的眼光：他要打破一切人、我製造的神話。
《故事新編》的另外幾篇，魯迅也許是以更為嚴峻的、批判的態度去審視孔子、老子、莊子這些中國歷史文化上的聖人、宗師。魯迅的辦法是讓他們與意想不到的人相遇，置於荒誕的情境之中——
《採薇》里的伯夷、叔齊在中國傳統中，是以“禮讓遜國”、“扣馬之諫”和“義不食周粟”而成為儒家道德典範的;但在魯迅看來，儒家所宣揚的“先王之道”，本是沒有人真正相信並實行的，大都是“假借大義，竊取美名”之徒，而“誠心誠意主張”並身體力行的，就成了“笨牛”。〔16〕伯夷、叔齊大概就是這樣的“笨牛”吧。魯迅就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讓他們與華山上攔路搶劫的強盜小窮奇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