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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為了息事寧人，我願意就約翰的立場作一些讓步，但內爾森卻沒有這種心態。毫無疑問，內爾森對待約翰的居高臨下姿態一直很傷人，但在那之前，他們兩人之間的分歧從來沒有爆發成公開的敵視。過去，約翰一般都向內爾森讓步，而內爾森天生的政治直覺從來都不會讓他把自己的哥哥逼迫得太過分。但這回，情況卻不一樣了。
約翰對“侄子侄女們”的同情，以及他們在書中向科利爾和霍羅威茨表達的觀點，使得局面更加惡化。內爾森對他眼中孩子們的叛逆行為大發雷霆。既然我們要把基金會傳給年輕的一代，而年輕人已經公開鄙視這個家族並正投身於內爾森覺得絕對無法接受的事業，那麼為什麼還要勞神挽救基金會呢?內爾森的解決辦法是將整個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捐獻資金分配給我們兄弟幾個認為最重要的那一小部分機構。如果這一點實現不了，那麼內爾森希望重新建立我們兄弟早期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項目和管理的壟斷。
119. 鬩牆(1)
從1977年年初開始，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會議上的討論越來越激烈。內爾森與約翰之間憤怒的爭吵加劇了，而勞倫斯則偶爾會放棄自己作為理事長的職責，介入他們的爭論。如果這種家庭內部爭吵是在私下進行，那麼情形也就不那麼令人沮喪了，但外部理事們—包括洛克菲勒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傑拉爾德•埃德爾曼(Gerald Edelman)、聯邦儲備前董事長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和衛生教育福利部前部長約翰•加德納—也被迫目睹這些過激的場面。
敵對態勢是在內爾森回到5 600房間後幾天內開始的，當時他向全家宣布，他要擔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理事長。內爾森在1956年和1957年曾經接替約翰短暫領導過基金會，而約翰則在這個位置上待了15年。如今，內爾森一回來，勞倫斯堅持說他很高興能夠讓位，因為—用他的話說—他只是“在過去的20年裡填補內爾森的空缺”。約翰立刻表示反對，說該輪到我當理事長。我以自己在大通最後幾年的沉重負擔為由謝絕了。勞倫斯勉強答應繼續擔任理事長，直到我4年以後從銀行退休。
百折不撓的內爾森繼續推行他的計劃，以確保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控制。在1977年3月的一個提名委員會會議上，內爾森提名國家藝術基金會前董事南茜•漢克斯和亨利•基辛格為理事會成員。有些理事—包括哥哥約翰—對他們作為理事的獨立性感到擔憂，因為他們曾長期與內爾森共事。另一方面，要拒絕他們出類拔萃的能力也不容易。最後，他們兩人都入選了。
內爾森還建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應當恢復其原有職能，即為兄弟幾個人的個人慈善事業提供支持;另外，所有其他理事—包括“侄子侄女們”和家族外的成員—都只能擔任顧問。內爾森的大膽想法很不切實際，約翰•加德納尤其感到憤慨。
加德納要求與我和勞倫斯私下談談，於是我們在5 600房間我的辦公室里會面。加德納對內爾森的提議感到義憤填膺。他指出，根據紐約州的法律，在公共組建的基金會裡，每一個理事都享有同等的法律和受託責任;一個外人投票的作用永遠都不得低於某個兄弟的投票。我完全同意加德納的意見，並明確地告訴了他。但是，令我十分吃驚的是，勞倫斯堅決維護內爾森的立場，嚴厲斥責加德納，指責他的動機和他的個人信譽。加德納明顯被勞倫斯的斥責激怒了，便大步離開了辦公室。
幾天之後，加德納辭去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理事會的職務。不久，《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深入報導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矛盾。我肯定是加德納透露了報導中的內容，對內爾森道義上的不當之舉進行了描述。加德納對內爾森的陰謀詭計和勞倫斯的橫加指責所作出的強烈反應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內爾森的提議根本沒有機會被接受。正因為此，我對約翰•加德納竟然讓這件事見諸報端感到極其失望。那以後，負面的公眾效應在一段時間裡玷污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名聲。
但是，衝鋒陷陣的內爾森拒絕約束自己。在1977年6月的理事會上，他又放了一“炮”：他提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為長島的紐約科技學院提供一些捐助資金，幫助其建設一個新的骨科大學。提出該議案是受肯尼思•里蘭博士的啟發。
許多年來，內爾森一直蒙受里蘭博士的照顧—他成了內爾森信賴的朋友，是他永遠的隨從人員，無論我哥哥到哪裡旅行，他都陪伴左右，並隨身攜帶他那張便攜桌子，以便進行治療。只要到“基魁特”去拜訪內爾森，司空見慣的情景是：他正躺在里蘭博士的骨科桌子上，各個關節被弄得噼啪直響，四肢被扭曲著、拉拽著，看來很不舒服。在內爾森的建議下，巴布斯和勞倫斯也應用了里蘭博士的經驗，而且他們也深信不疑。
內爾森的提議引起了其他理事們強烈的不滿。他們覺得，他是在努力挖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資源，來支持由他的一個密友主持的優勢並不確定的項目。但是，內爾森拒絕讓步。最後，作為一種折中，理事會撥款10萬美元，研究該大學的經濟可行性。
1978年春天，在為都市藝術博物館提供援助的議案問題上，約翰和內爾森再次“決鬥”。內爾森要求將該藝術博物館列入克里爾委員會清單，以紀念於1961年到巴布亞紐幾內亞進行人類學探險活動時喪生的兒子麥可。內爾森已經向都市藝術博物館捐獻了他收集的早期藝術品，包括麥可收集的一些工藝品。博物館建了一個新廂房存放這些收藏品，並以麥可的名字命名。這是一個絕好的解決方案：內爾森的收藏品有了一個永久的家，對麥可來說是一種很好的紀念，而都市藝術博物館自身的收藏品中一個明顯的空白得到了填補。
家族對內爾森的議案作出了慷慨的反應。馬莎•貝爾德提供了建設新廂房所需要的大部分資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提供了將近150萬美元的資金用於收藏品的安裝和永久維護，而家族裡的一些其他成員—包括我和勞倫斯—也都對該項目給予了支持。但是，內爾森遇到了他自己無法解決的費用超支問題，便要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考慮額外資助15萬美元。理事會的大多數成員都同意這項額外資助，但約翰表示反對。他爭辯說，都市藝術博物館已經從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獲得了全部資金捐助，沒有資格要求額外支持。讓我們大家感到反感的是約翰又一次表現出來的“假仁假義”態度。最後，理事會批准了額外捐助，約翰氣急敗壞地表示棄權。
120. 鬩牆(2)
這就是1978年中期的局勢：約翰和內爾森在理事會上怒目相視、衝突不斷，結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會議成了我們大家不快的經歷。
121. 家族辦公室的小規模衝突
1977年春天，內爾森完成了他那自作主張的對家族辦公室的調研，並將他的建議提交給他的3個兄弟。截至當時，祖父於19世紀80年代中期成立的家族辦公室一直在非正式的基礎上運行。首先是祖父，然後是父親，他們聘請了一小批專業人士幫助管理家族的商務活動和慈善利益。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我們這一代人變得越來越活躍，很有必要設立不同的部門，來處理家族在法律、房地產、會計、投資和慈善等方面的利益。
約翰對“侄子侄女們”的同情，以及他們在書中向科利爾和霍羅威茨表達的觀點，使得局面更加惡化。內爾森對他眼中孩子們的叛逆行為大發雷霆。既然我們要把基金會傳給年輕的一代，而年輕人已經公開鄙視這個家族並正投身於內爾森覺得絕對無法接受的事業，那麼為什麼還要勞神挽救基金會呢?內爾森的解決辦法是將整個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捐獻資金分配給我們兄弟幾個認為最重要的那一小部分機構。如果這一點實現不了，那麼內爾森希望重新建立我們兄弟早期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項目和管理的壟斷。
119. 鬩牆(1)
從1977年年初開始，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會議上的討論越來越激烈。內爾森與約翰之間憤怒的爭吵加劇了，而勞倫斯則偶爾會放棄自己作為理事長的職責，介入他們的爭論。如果這種家庭內部爭吵是在私下進行，那麼情形也就不那麼令人沮喪了，但外部理事們—包括洛克菲勒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傑拉爾德•埃德爾曼(Gerald Edelman)、聯邦儲備前董事長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和衛生教育福利部前部長約翰•加德納—也被迫目睹這些過激的場面。
敵對態勢是在內爾森回到5 600房間後幾天內開始的，當時他向全家宣布，他要擔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理事長。內爾森在1956年和1957年曾經接替約翰短暫領導過基金會，而約翰則在這個位置上待了15年。如今，內爾森一回來，勞倫斯堅持說他很高興能夠讓位，因為—用他的話說—他只是“在過去的20年裡填補內爾森的空缺”。約翰立刻表示反對，說該輪到我當理事長。我以自己在大通最後幾年的沉重負擔為由謝絕了。勞倫斯勉強答應繼續擔任理事長，直到我4年以後從銀行退休。
百折不撓的內爾森繼續推行他的計劃，以確保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控制。在1977年3月的一個提名委員會會議上，內爾森提名國家藝術基金會前董事南茜•漢克斯和亨利•基辛格為理事會成員。有些理事—包括哥哥約翰—對他們作為理事的獨立性感到擔憂，因為他們曾長期與內爾森共事。另一方面，要拒絕他們出類拔萃的能力也不容易。最後，他們兩人都入選了。
內爾森還建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應當恢復其原有職能，即為兄弟幾個人的個人慈善事業提供支持;另外，所有其他理事—包括“侄子侄女們”和家族外的成員—都只能擔任顧問。內爾森的大膽想法很不切實際，約翰•加德納尤其感到憤慨。
加德納要求與我和勞倫斯私下談談，於是我們在5 600房間我的辦公室里會面。加德納對內爾森的提議感到義憤填膺。他指出，根據紐約州的法律，在公共組建的基金會裡，每一個理事都享有同等的法律和受託責任;一個外人投票的作用永遠都不得低於某個兄弟的投票。我完全同意加德納的意見，並明確地告訴了他。但是，令我十分吃驚的是，勞倫斯堅決維護內爾森的立場，嚴厲斥責加德納，指責他的動機和他的個人信譽。加德納明顯被勞倫斯的斥責激怒了，便大步離開了辦公室。
幾天之後，加德納辭去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理事會的職務。不久，《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深入報導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矛盾。我肯定是加德納透露了報導中的內容，對內爾森道義上的不當之舉進行了描述。加德納對內爾森的陰謀詭計和勞倫斯的橫加指責所作出的強烈反應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內爾森的提議根本沒有機會被接受。正因為此，我對約翰•加德納竟然讓這件事見諸報端感到極其失望。那以後，負面的公眾效應在一段時間裡玷污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名聲。
但是，衝鋒陷陣的內爾森拒絕約束自己。在1977年6月的理事會上，他又放了一“炮”：他提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為長島的紐約科技學院提供一些捐助資金，幫助其建設一個新的骨科大學。提出該議案是受肯尼思•里蘭博士的啟發。
許多年來，內爾森一直蒙受里蘭博士的照顧—他成了內爾森信賴的朋友，是他永遠的隨從人員，無論我哥哥到哪裡旅行，他都陪伴左右，並隨身攜帶他那張便攜桌子，以便進行治療。只要到“基魁特”去拜訪內爾森，司空見慣的情景是：他正躺在里蘭博士的骨科桌子上，各個關節被弄得噼啪直響，四肢被扭曲著、拉拽著，看來很不舒服。在內爾森的建議下，巴布斯和勞倫斯也應用了里蘭博士的經驗，而且他們也深信不疑。
內爾森的提議引起了其他理事們強烈的不滿。他們覺得，他是在努力挖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資源，來支持由他的一個密友主持的優勢並不確定的項目。但是，內爾森拒絕讓步。最後，作為一種折中，理事會撥款10萬美元，研究該大學的經濟可行性。
1978年春天，在為都市藝術博物館提供援助的議案問題上，約翰和內爾森再次“決鬥”。內爾森要求將該藝術博物館列入克里爾委員會清單，以紀念於1961年到巴布亞紐幾內亞進行人類學探險活動時喪生的兒子麥可。內爾森已經向都市藝術博物館捐獻了他收集的早期藝術品，包括麥可收集的一些工藝品。博物館建了一個新廂房存放這些收藏品，並以麥可的名字命名。這是一個絕好的解決方案：內爾森的收藏品有了一個永久的家，對麥可來說是一種很好的紀念，而都市藝術博物館自身的收藏品中一個明顯的空白得到了填補。
家族對內爾森的議案作出了慷慨的反應。馬莎•貝爾德提供了建設新廂房所需要的大部分資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提供了將近150萬美元的資金用於收藏品的安裝和永久維護，而家族裡的一些其他成員—包括我和勞倫斯—也都對該項目給予了支持。但是，內爾森遇到了他自己無法解決的費用超支問題，便要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考慮額外資助15萬美元。理事會的大多數成員都同意這項額外資助，但約翰表示反對。他爭辯說，都市藝術博物館已經從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獲得了全部資金捐助，沒有資格要求額外支持。讓我們大家感到反感的是約翰又一次表現出來的“假仁假義”態度。最後，理事會批准了額外捐助，約翰氣急敗壞地表示棄權。
120. 鬩牆(2)
這就是1978年中期的局勢：約翰和內爾森在理事會上怒目相視、衝突不斷，結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會議成了我們大家不快的經歷。
121. 家族辦公室的小規模衝突
1977年春天，內爾森完成了他那自作主張的對家族辦公室的調研，並將他的建議提交給他的3個兄弟。截至當時，祖父於19世紀80年代中期成立的家族辦公室一直在非正式的基礎上運行。首先是祖父，然後是父親，他們聘請了一小批專業人士幫助管理家族的商務活動和慈善利益。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我們這一代人變得越來越活躍，很有必要設立不同的部門，來處理家族在法律、房地產、會計、投資和慈善等方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