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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聯合任命是解決衝突和猶豫不決的一種“藥方”。聯合執行長的安排很少奏效，因為它體現了一種彆扭的讓步。當機構擁有強大而統一的領導時，才能有卓越表現。我和喬治永遠提供不了那種領導，因為我們在銀行發展方向問題上存在著重大分歧。他不願意致力於我所提議的國際拓展，結果導致貽誤、錯失了機會。我們的地盤被我們的主要對手花旗銀行占領，而該銀行在繼續自己的強勁擴張、鞏固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地位。真正的競爭應當瞄準花旗銀行和美國的其他國際銀行，而不應該出現在我和喬治之間。
新聞發布稿隱而不宣的是鐵錚錚的現實：我和喬治都被賦予了否決對方舉動的權力。喬治一直是個頂級專業人士，但在他的內心，他從來不接受我們兩人簽署的協議。我估計，他從來沒有完全原諒我對他成為銀行董事長兼執行長的權力的挑戰。(註：知名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被留下來，努力讓這項安排奏效，但即便彼得也未能成功。他把這個任務看成是他最大的失敗。)
82. “品位”撞擊
“聯合指揮”初期的一件事突出反應了我們本質上的“不相融性”，典型說明了我們在對待大部分事情上的態度。毫不奇怪的是，它涉及到銀行的藝術品計劃，以及我們在為我們的新總部添置家具飾物的新設計方面。
與大通曼哈頓廣場一號大部分區域的現代裝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喬治用古董裝飾自己的辦公室。他的辦公桌是漂亮的18世紀英國曲線獵桌，牆上掛著相當傳統的繪畫。辦公室的中央驕傲地站著雷明頓的紫銅奔馬大雕塑。有了這些裝飾，喬治相信來自全國各地的金融界朋友們就會感到很放心，覺得他沒有被我在新大樓里為銀行引進的“瘋狂而時髦”的思想所腐化。
藝術委員會—我是其中的一個成員—選擇的一些藝術品讓喬治實在忍無可忍。其中買進的一件雕塑是賈森•塞利的作品：一些汽車保險槓焊在一起，形成一件7英尺長、7英尺高的淺浮雕，掛在大通廣場一號車行道的紅色馬賽克牆面磚上，在我看來那個位置非常得體。
我們錯在不該在吃午飯的時候安裝。大通的一大群員工圍上來觀看安裝過程。當他們意識到這件藝術品不過是“一堆保險槓”的時候，人群中出現了抗議的騷動。有人給喬治打電話作了匯報。他憤慨之極，便發下話來，命令立刻拆除。我決定暫時不再堅持。
作為購買協議的一部分，該件藝術品應當進行為期1年的巡迴展覽，然後才為我們所有。因此，我決定個人先買下來，等到巡迴展覽結束後再作打算。1年以後，我再次與藝術委員會協商此事，他們都依然認為那是一件很優秀的作品，非常適合那個地點。我們等到一個周末的時候—周圍沒有人—再把它安裝在原來的位置上。星期一上午，大家都來上班了。沒有人發表意見;銀行從我手裡買回了那件雕塑，從此那件藝術品一直待在了那裡。在整個那段時間裡，我和喬治從來沒有討論過彼此有爭議的藝術品問題。
內部分裂
“保險槓”事件充分體現了我和喬治的相處方式，常常是“迂迴曲折”，一般都通過中間人。我們儘可能避免正面衝突。
如果喬治取消了我作出的決定，而我覺得該決定事關重大，不能坐視不理，那麼我就會親自找上門，爭取尋找解決辦法。如果分歧過大，我們最後會表現得接近粗暴無禮。喬治會很魯莽，擺出一副屈尊的架勢，對我解釋說我“顯然不懂得”金融的基本知識。我無法否認他作為一名信貸官員的能力優勢，但在有些問題上，我常常感覺我自己的能力和判斷至少與他旗鼓相當。當我提醒他我們兩人擁有平等的權力時，他會提醒我說協議賦予他在貸款決策和金融政策方面日常事務的決斷權。我會反駁說，那件事包含長期政策方面的意義，因此也是我負責的領域。有時，這種循環過程會持續幾個星期而沒有結果。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找到了折中方案，但偶爾我會告訴他說，我要將問題提交董事會。為了不出現這種情況，喬治一般會屈服。
公平地說，我和喬治在許多問題上意見一致，最明顯的是銀行的國內擴張問題—隨著國家和州在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放鬆了規範性限制，銀行的這種發展成了可能。雖然我們避免了公開衝突，銀行里的官員們都普遍意識到我們兩人的意見不合，其結果是，當人們希望推行某種想法的時候，他們會從我們兩人當中尋找他們認為比較同情該想法的人—這種非正式程序很快被稱做“見風使舵”。我們的的確確產生了內部分裂，陷入了內部鬥爭，在如何向前發展問題上，甚至在走哪條“前進”道路問題上無法取得一致。
我們的大部分分歧圍繞著我們使銀行走向國際的方式和程度問題。但是，全球經濟變革顯然支持我的觀點。
83. 面對全新的國際環境
傑克•麥克洛伊於1961年1月1日將一個健康發展的銀行交給了我和喬治•錢皮恩。在他擔任董事長的8年裡，銀行的資產幾乎翻了一番，達到90多億美元;存款規模超過了80億美元;貸款和按揭規模增長到了將近7 500萬美元。大通成了紐約市首屈一指的商業銀行，在全國範圍內僅次於美洲銀行。但是，我看到了兩大致命弱點—沒有這些弱點，我們的地位將非常有利。
首先是我們的存款規模。我們沒有跟上信貸需求的“爆炸性”增長速度，雖然我們另外有了曼哈頓銀行大量的零售型存款，並在紐約市範圍里—根據過時了的聯邦規定，我們被局限在這個範圍里—設立了許多新的分行。紐約州的金融規定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才鬆動開來，允許紐約市的商業銀行在毗鄰的郊區縣韋斯特徹斯特和拿騷設置分支機構。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海外貸款的低水平。雖然大通在外國代理行業務方面保持了美國銀行中名列前茅的地位，但無論是海外分支機構設置方面，還是在提供信貸方面，我們都不是“領先國際銀行”。我認為，守舊派在維持國內借貸業務這個主導地位的決心，等於是默認自己要成為二流機構，而這一點，從長期的角度說，可能會威脅到我們作為一家獨立銀行的生存。
由於我堅持推行海外擴張的戰略而喬治堅決反對，因此我們在銀行的聯合領導任期就成了漫長的、常常是不愉快的爭奪工作重點的鬥爭。
84. 石油輸出國組織
1973年9月22日，我和約瑟夫•里德如約來到開羅，與薩達特總統見面。他不在開羅。我們被告知他在地中海的療養地，一架埃及的空軍飛機將把我們送到亞歷山大。我在離開紐約之前就曾經要求與之會面，以便轉達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口信—亨利希望非正式地告訴薩達特，他渴望摸索緩解美埃之間緊張關係的途徑。
我們從亞歷山大乘車向西，沿著舊海岸公路前往薩達特的宅邸。他宣稱是為了躲避開羅的炎熱而來享受地中海海岸的涼風的。我們在一個官員的陪同下來到一間小會見室。那位官員告訴我們，薩達特正在會見蘇聯大使。約一小時後，蘇聯大使從薩達特的辦公室出來，簡單地沖我們點點頭，便匆忙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