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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瓜迪亞用他個人的性格力量清理了紐約。當他衝著人們大聲吼叫的時候，那是因為某些惡化了的腐敗、低效或做事馬虎的原因。他對自己十分苛求，對自己身邊的人也是同樣的要求。他會毫不猶豫地在半夜時分給人們打電話，要求在第二天某個時間之前為他準備好某些東西。
他還是一個喜歡招搖過市的人。他那輛7人座克萊斯勒轎車配備了閃光燈、警笛和警方的電台，隨時了解城市周圍發生的重大事故和火災。當他聽到火災的消息時，他會改變方向，急忙趕到現場，帶上他的消防帽，開始發號施令。他的表現非常生動，消防隊員們並不介意，而紐約的人們—以及報界—喜歡這一點。拉瓜迪亞還是個見義勇為的英雄;有一次，他幫助解救了一名被燃燒的橫樑壓得無法動彈的消防隊員。他對這個城市的每一個方方面面都有著濃厚的個人興趣—甚至有時去舉著旗子阻攔飆車的司機，給他們上一堂安全駕駛的課。
他的克萊斯勒是一間活動辦公室。他在離開市政廳的時候會時不時地拉上我，這樣我就能跟他一起坐在車上修訂他的回信，或者討論某個他感興趣的項目。我們常常會一路談論商務問題，然後，當我們到達他日程安排中的下一個活動地點時，他就會跳出車子，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有時候我懷疑他在到達目的地之前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裡—給他的聽眾做一個針對性很強的演講。他很真誠，而且不是許多政客用於交易的那種虛假的真誠。拉瓜迪亞是個有信仰的人，並且身體力行。
我記得自己曾陪伴市長去參加衛生部用聯邦政府提供的資金在布魯克林附近修建的一個新設施的開業儀式。聽眾是當地一所小學的學生。我清楚地知道，他對於那天自己要跟孩子們談些什麼，心中並沒有底。但是，他首先介紹了公共事業振興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價值，以及該署在提供就業機會方面的作用;然後又介紹了衛生部的價值，及其對城市運轉的關鍵作用。接著，他又平穩地轉到擁護民主的話題，說到衛生部顯然是其中的一個關鍵角色，然後又談到了美國本身。孩子們聽得如痴如醉。我敢肯定，如果所有的衛生工人聽到這個演講，一定都會感覺自己是個英雄。演講結束的時候，我的眼裡噙滿了淚。那完全是一次即興演講，但因為是拉瓜迪亞發自內心的話，產生了巨大的效果。
37. 小花(2)
與拉瓜迪亞勢均力敵的一個局長是羅伯特•摩西。摩西憑著自己的能力成了一個實權人物。他曾經是阿爾•史密斯的立法助理—當時，史密斯在紐約州的州眾議院工作—並在20世紀20年代史密斯擔任州長期間，與他工作關係密切。摩西是個十分認真的人，是建造紐約那令人仰慕的公園系統以及紐約大部分交通運輸系統的驅動力。事實上，五十多年來，摩西一直是紐約市和紐約州的一個實權人物。在這期間，他的頭銜眾多，但儘管有那些頭銜，摩西一直是個實幹家。與紐約市基礎設施相關的事情，幾乎沒有一件不是經過他所掌管的某個部門的。戰後，我到他那裡工作，親自經歷了莫寧賽德區和曼哈頓南部的再開發過程。
摩西畢業於耶魯大學。與許多政客不同的是，他本人是個廉潔正直的人。他是個忠心耿耿的公僕，表現出了設計良好、管理有方的政府項目所能夠實現的水準，但是他在實現自己的目標方面常常是殘酷無情、獨斷專行。
摩西在任何方面都可以與拉瓜迪亞匹敵，無論是智慧，還是純粹的性格力量。他在走進市長辦公室的時候，總是用一種平靜的口吻和紳士風格跟我隨意地打個招呼。幾個月以後，我常常聽到他們兩人在進行嗓門“比賽”，在市政大廳的另一頭都能傳出回音。但這種爭執在涉及到摩西的時候結果卻不同：拉瓜迪亞尊重他;雖然他感到怒火中燒，但會平等地對待摩西，而不會像對待其他人那樣去羞辱他。
在我跟市長一起工作的一年半時間裡，我的最大的項目是出租於1939年開業的拉瓜迪亞機場的商業面積。機場是市長為之驕傲、為之津津樂道的寶貝，他希望它能夠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主候機樓在設計上沒有包含可供出租的商業面積，這一點使得市長的目標很難實現。我和建築師威廉•A•德拉諾找到了可以開設店鋪和展櫃的地方，然後我便走出去招租。結果，我表現得像一個很像樣的推銷員。卡地亞在旋轉樓梯口租用了一小塊地方，放了一個珠寶櫃檯。我又將其他空間租給了花店、銀行、男子服飾用品店、中介公司和美容店。
1940年，飛機還很新鮮，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參觀機場，其目的只是為了觀看飛機的起飛和著陸。我們在眺望跑道的一個封閉陽台上修建了一個觀看平台，收取很便宜的門票。“空中走廊”立刻取得了成功，每年產生的收入接近10萬美元。
1940年5月下旬，也就是我參加工作一個月以後，我跟市長單獨坐在車裡，跟他說起了我要結婚的計劃。我估計佩吉不會反對，便對市長說我們打算在初秋成婚，希望能夠請假去度蜜月。市長表現得非常熱情，並祝我求婚成功。幾個星期以後，我告訴他佩吉已經接受了我的建議，他便帶我們到中央公園的餐廳就餐，然後又帶我們到城市大學的古根海姆體育館去慶祝。他還同意放我的假去度蜜月!
1940年9月7日，我和佩吉在紐約貝德福德的聖馬修教堂—那是美國新教聖公會的一個迷人的小教堂—結了婚。我哥哥約翰當男儐相，另外幾個哥哥和我的大學室友們當男迎賓員。麥格拉思夫婦在自己的家裡舉辦了招待會，參加招待會的客人有兩百多位，其中包括亨利•福特與他的兒子埃茲爾以及雙方家庭的一些老朋友。
我們在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之一—大蒂頓山的JY大牧場—度過了我們的蜜月。我們在黃石國家森林作了5天的背包旅行，而且我們每人都打中了一頭駝鹿(後來，我們兩人對狩獵都失去了興趣，但我們對荒野背包旅行的興趣依然如故)。但我和佩吉大部分時間廝守在一起，享受著初婚的幸福，計劃著我們的未來。那段時光，我至今都由衷地珍惜。時間過得太快，我們不得不返回紐約。
“備戰”
婚後，我繼續為拉瓜迪亞工作。到了1941年的夏末，美國進入歐洲戰場或者與日本對抗的可能性越來越大。1940年中期，法國淪陷以後，國防開支大幅度增長，一方面是為了提高我們自己的“備戰意識”，一方面是為英國人(後來又為蘇聯人)供應軍事和其他裝備。
政府的採購合同幾乎包羅萬象—從坦克到巧克力，從而刺激了人們將老工廠翻新改造，用於生產新產品，同時刺激了新工廠在全國各地的興建。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從而產生了許多始料不及的問題：醫療設施不足，戰爭人員沒有住房，當地缺乏上水和食品供應，校區擁擠不堪。為了解決許多此類問題，羅斯福政府設立了國防、健康與福利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Defense,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 ODHWS)—那是當時用縮寫字母表示的各種政府機構之一。區域辦公室在美國各地設立起來，羅斯福請安娜•羅森堡負責紐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