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頁
還是孩子的時候，我時不時地從我父母的家“阿比頓山莊”(Abeyton Lodge)出來，步行大約1/4英里的路，爬上山，到基魁特跟祖父一起吃早飯或午飯。祖父的早飯向來都是燕麥片，不過用的是黃油和鹽，而不是奶油和糖。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細嚼慢咽，因為他覺得這對消化十分重要。他說，連牛奶都要咀嚼，而且他就是這麼做的!
祖父很少單獨用餐。朋友和下屬們—其中許多是來自克里夫蘭的老熟人—經常跟他在一起，而且常常是時間很長。吃飯的時間很長，氣氛很輕鬆，交談很隨便、愉快。飯桌上從來不討論生意上的事情—相反，祖父常常跟他的侄女和他的老管家開玩笑。管家叫埃文斯太太，矮胖的身材，慈祥善良。她常常回敬祖父的幽默。有幾次，我跟祖父在基魁特還一起用過正餐。飯後，我們便統統來到客廳。在那裡，祖父會在客人們的談話過程中在自己的舒坦的椅子裡靜靜地打起瞌睡。他總是很早就上床睡覺。
有時候，祖父喜歡玩一種紙牌遊戲，叫做“紐美利卡”(Num-erica)。該遊戲的目的是測試並提高數學分析能力。祖父總是當莊家—每一輪的贏家總是賺1角硬幣，輸的賺5分錢。
我稍微長大了一些後，祖父已經九十多歲了。有一回，他接受了我的邀請，到“娛樂房”(Playhouse)吃我做的全雞宴。祖父和埃文斯都來了，並且宣布那頓飯“味道很好”!
我還去過祖父在佛羅里達和新澤西州萊克伍德的家。祖父喜歡高爾夫，在波坎迪克和萊克伍德修建了私人球場。當我進入少年、剛剛學打高爾夫的時候，我們經常一起打幾個洞。到了那個歲數，祖父打高爾夫只是為了運動，很少打全場。
1936年6月，祖父的身體開始衰弱。我到奧蒙德比奇短暫地看望他。跟以往一樣，他看到我非常高興，但他已經明顯非常虛弱、疲憊。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自己的房間裡睡覺或靜靜地坐著。我們簡短地談了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但他好像看到我在房間裡跟他在一起就很滿足了。他允許我拍了幾張他坐在椅子上的照片。那是在他去世之前，我最後一次看到他。
祖父是個非常虔誠的人，但是他從來不評判或譴責與他信仰不同的人。祖父一輩子都沒有沾過酒，這在標準石油公司實屬罕見，因為公司里他的大多數親密下屬都絕不是虔誠的教徒。曾經是對手、後來成為密友的約翰•阿奇博爾德是個嗜酒如命的人，而祖父把對他的“改造”看成是自己的一個終身項目。祖父與他的商務夥伴們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其中包括阿奇博爾德、亨利•弗拉格勒和他的弟弟威廉—威廉從一開始就和祖父一起建設標準石油公司。在我聽到他極其有限的幾次提及自己的商務生涯時，他談論的是他們在一個宏偉新企業里作為同僚的樂趣，儘管他們肩負著繁重的工作，儘管他們時常挑燈夜戰。
祖父本性很謙遜，雖然他過的是只有富豪才可能過的日子，但比較而言，他很節儉。當卡內基、弗里克、哈里曼和范德比爾特等富豪家族紛紛在第五大道修建豪宅的時候，祖父在一條偏僻的街道買了一棟房屋。那棟房子原來的住戶阿爾貝拉•沃沙姆是科利斯•P•亨廷頓的女主人。那是一棟非常大的褐砂石房屋，祖父在它的旁邊買下了好幾棟，以便後來家庭的壯大。但是，鑑於他的本性，他從來不勞心費神去重新裝修。祖父在世的時候，沃沙姆女士的高級紅壁紙和死沉死沉的維多利亞豪華家具一直留在那裡。
祖父惟一沉溺其中的大概要算騎馬了。他養了好幾對馬匹，並且喜歡在波坎蒂克和中央公園騎馬快跑。有時，他會在那裡跟他的弟弟和幾個好友進行比賽。
祖父完全沒有虛榮心。他幾乎完全不考慮外表形象問題。年輕的時候，他很英俊，可是，在19世紀90年代，他感染上了一種痛苦的病毒—全面脫髮，影響了他的神經系統。患上這種病以後，他的頭髮脫光了。在當時的一張照片裡，他戴了一頂無檐便帽，看上去很像是“威尼斯商人”。後來，他戴上了假髮。
4. 臨危不亂(2)
有些人—特別是艾達•塔貝爾—覺得他的外表形象令人厭惡;有些人卻不同意。起初，約翰•辛格•薩金特不願意畫祖父的肖像。但是，在畫像過程中的長談之後，他們成了朋友。最後，薩金特告訴父親，說他想再畫一幅，因為他迷上了自己的主題對象，說祖父讓他想起了中世紀的一個聖人。
5. “給予的藝術”
事實上，祖父發現管理自己的財富—截至1910年達到了將近10億美元—成了一個問題。他每年從標準石油公司和其他投資中獲得的收益數額巨大，而鑑於祖父嚴謹審慎的本性，這些錢必須以適當的方式花費或者投資。由於他對購買法國莊園或蘇格蘭城堡沒有興趣，又不屑於購買藝術品、遊艇或中世紀韻味的西服—也即他那些奢侈的同代人所樂此不疲的所有活動，於是，祖父想到了一個很有個性的解決辦法：他拿出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資於煤礦、鐵路、保險公司、銀行和各種類型的生產企業，其中最出名的是鐵礦生意，並最終控制了明尼蘇達州富饒的梅薩比嶺的很大一部分。
可是，自從1897年從標準石油公司退休以後，祖父越來越多地投身於另一種形式的投資：慈善事業。他稱之為“給予的藝術”。通過這種投資，他取得了跟標準石油公司一樣的重大影響。
祖父自打年輕的時候，從剛剛開始經商就記錄每一項收入和支出，包括小到一個便士的慈善捐款，建立了一系列帳冊—首先是帳冊A，如今該帳冊保存在波坎蒂克山上的洛克菲勒檔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檔案記錄成了一種家族傳統。父親學著祖父的樣子記帳，並努力要求我這一代“照葫蘆畫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也試圖要求我自己的孩子們這麼做，結果成效比父親還不如。
祖父這麼做是遵循宗教繳納捐稅的教義，即將自己收入的1/10捐獻給教堂和做其他善舉。隨著他的收入的增加，他的慈善捐款數額也相應上升，一般都達到了他對自己承諾過的捐稅比例。到了19世紀80年代中期，祖父發現自己很難親自處理慈善捐款事宜。事實上，這是他在那些年感覺到壓力的一個主要原因。他感覺到自己不僅有責任給予，而且還要做得聰明，如此難度就增加了許多。“給錢很容易造成傷害”，他寫道。那個時候，他的年收入已經超過了100萬美元，而處理其中僅僅10%的資金就占用了所有時間。他的最終解決辦法是聘請浸禮會教徒弗雷德里克•T•蓋茨主教，請他制訂一個更加周全、更加系統的方式，對要求獲得資金的所有個人和機構進行評估。幸運的是，蓋茨的知識面很廣，頗具智慧。在後來的幾十年裡，他們設計分配了一半以上的財富;剩餘的大部分最終交給了父親，而父親又用畢生的精力繼承並發揚他們的善舉。
有人說，祖父和父親—以及安德魯•卡內基—一起發明了現代慈善事業。這種說法可能是事實，但也可能言過其實。他們兩人所做的是強調有必要調整慈善活動的方向，從醫治社會問題的“病症”轉向理解並消除其背後的“病根”。這種轉變促使他們兩人都歡迎科學的方法，支持在諸多領域裡的專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