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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樹聲也覺得這個靶址不錯，但還是有些不放心，便派人前往專門進行實地勘察，得回的報告說做靶場可以，可就是要拆一個很大的廟宇，徵求當地群眾意見，從地方領導到群眾都不贊同。
王樹聲知道這一情況，覺得拆除廟宇不是一件小事，它牽扯到宗教信仰的保護問題，允許宗教信仰的問題，也牽涉到尊重少數民族問題，維護民族團結和平等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小問題，影響國家的長治久安。
王樹聲請示彭德懷，也談了自己的感受。彭德懷也說不行。
於是，王樹聲否定了蘇聯專家的意見，另擇新址。蘇聯專家心裡很不舒服，王樹聲親自前往給以疏導，他說蘇聯專家所擇的場址很不錯，但很抱歉的是由於特殊情況不能不挪個場址。
蘇聯專家不解地說：“為了一個小小的廟宇就重新換一個高射炮靶場，這在我們蘇聯真是不可想像的。”
當然，人非聖人。王樹聲在負責總軍械部時，有時也出了錯，但他對屬於自己的責任從不推誘。
一次，總軍械部打算修建一個炮彈裝配廠。這個廠從地址選擇到內部設計，都是蘇聯專家一手包辦的，準備建在某地山區。
無論從軍事機密，還是從地形等各個方面來看都應該把廠址建在山窩裡，但蘇聯專家的設計方案卻是在平地。我方的當事人對此提出了異議。
蘇聯專家這一段時期的建議屢屢被否決，很是不快，固執己見，並通過最高層定下了設計方案，不允許再更改。
我經辦人員接過這設計方案，在千分之一的地圖上看，原設計者與異議者的意見出入，好像不大，再說不按蘇聯專家意見來，搞不好會影響兩國的友好關係。想至此，經辦人員就按圖施工了。
一落實到現場，糟糕!廠房雖依山而建，卻敞露在平地。後果難以挽回!
這一天，彭德懷和王樹聲以及幾個副部長前來廠址視察。彭德懷一見工廠，就動了肝火：“誰負責的?這是誰負責的?為什麼把廠偏偏建在平壩，靠山不進山?”
主管的某副部長，滿臉窘色地說：“是我沒盡到職責，當初只從地圖上看問題不大……”
王樹聲馬上接過話說：“不!要說責任，主要在我。我是部長，沒有調查，工作不細緻。彭總要批評就批評我吧!”
王樹聲這種勇於為部下承擔責任的美德，使部屬們深為折服。
通過這次“教訓”，王樹聲和大家共同總結經驗，覺得做什麼事都要深入細緻地進行調查，尤其修建彈藥倉庫，地方要隱蔽，運輸要方便。
以後，王樹聲派專人指導、監督各地建築彈藥倉庫時，都反覆叮嚀，工作都取得比較滿意的效果。
王樹聲深深地感到：人要自強，要自力更生，搞出一番名堂，不能單純依賴別人。他聯想到總軍械部設計上事事指望蘇聯專家，長此以往，不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嗎?
後來，王樹聲還發現蘇聯專家所提供的軍械設計圖紙，相當一部分頗為陳舊，不少甚至還是三十年代的水平;他們自己先進的東兩卻捨不得拿出來。
王樹聲把這些情況向上面反映，在我方力爭下，蘇方迫不得已供應了我們一些較先進的樣品和資料。
但當這些樣品和資料到來後，又出現一個問題，就是原料依賴進口，代價十分高昂。
因此王樹聲召集幹部開會，想方設法解決這個問題。經過多方討論，國內要生產原材料，不再從國外進口，首先必須要足夠的科技人才。沒有科技人才，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
一位幹部說：“我們現在科技人才太缺乏。要知道生產科技人才可不像生產大炮那麼容易。”
一位副部長說：“人才不是沒有。我認為現在咱們部科技人才有不少，就是沒有利用上。”
人人都很驚奇地望著他。
那位副部長說：“除了我們黨內的科技人才之外，現在咱們部還有不少國民黨留下的科技人才都還沒有用上。”
此話一出，馬上引起了轟動。一位同志說：“笑話!真是天大的笑話!國民黨的殘餘可靠嗎?能相信他們嗎?”
但也有另外的同志說：“對人也不要一概而論，一筐子蘋果也不能都說是爛的。我看國民黨留下的不少專家人品都很不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個專家，戴著老花眼鏡，在抗美援朝爆發的時候，他搖頭喪氣地問我：”你說中國和美國打，美國有原子彈，中國能打贏嗎?
‘說實在的，我還真從來沒考慮過這個問題。當時我說：“解放軍無堅不摧，雪山草地都能征服，難道說還怕美國?’那老頭是半信半疑。
後來，抗美援朝勝利結束。我又碰到老專家，他仿佛年輕了十歲，一看見我就高興地說：”奇蹟呀，真是奇蹟!‘我被搞糊塗了。他見我不理解，解釋說：“我活了大半輩子，儘是外國人欺負咱中國人。抗戰雖說勝利了吧，美國、蘇聯也都參加了打日本，不能說是中國一個國的功勞。這抗美援朝才真讓我開了眼界。’聽見他這樣說，我也激動起來。我說：”是啊，正像毛主席所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你們說說，像這樣具有愛國思想的老專家，我們能不放心嗎?”
王樹聲聽著他們的議論，雖沒明確表態，但他心裡也傾向要大膽利用國民黨留下的專家。
在此之後，他審慎地進行調查研究，他發現不少留用的國民黨科技人員，其實都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和正義感，不錯，他們曾受到時代、環境的局限，為國民黨反動派服務過，但全國解放已六、七年，通過新舊對比和黨的教育，他們的思想和政治覺悟也在逐漸提高。在抗美援朝期間，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員，參加了國民黨丟失軍械彈藥的檢查、裝箱，基本上都能盡職盡責。
於是，在王樹聲支持下，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個軍械研究所。軍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員以總軍械部的科技人員為主，從外抽調了一批科技人員，又從留用的科技人員中擇優錄用了一部分。
軍械研究所草創之初，設備簡陋，人員還不能滿足需求，可由於上下同心協力，成績斐然，或改進，或創新，對我國軍械工業，作出了可喜可賀的貢獻。如國產與進口炮管的對比試驗，就是一個典型。
當時的進口炮管是一種新式武器，每分鐘可打兩百發，威力很大。
但缺點也很多，打的時間不長，炮管就滾燙髮紅，不能再射擊了，只有重換。因而，每門炮需要三個備用管。我軍大量裝備這種炮，需要炮管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而製造炮管的原料全依賴進口，費用相當高。
軍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員通過不斷摸索，最後研究出了製造這種炮管的原材料。當把樣品呈給蘇聯專家看時，蘇聯專家根本不相信中國有這個能力。
分工經管此事的幹部提出一個辦法，就是拿國產的炮管與外國的炮管進行一場大“比武”，以分高低。
王樹聲同意這個建議，上報彭德懷批准。
王樹聲知道這一情況，覺得拆除廟宇不是一件小事，它牽扯到宗教信仰的保護問題，允許宗教信仰的問題，也牽涉到尊重少數民族問題，維護民族團結和平等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小問題，影響國家的長治久安。
王樹聲請示彭德懷，也談了自己的感受。彭德懷也說不行。
於是，王樹聲否定了蘇聯專家的意見，另擇新址。蘇聯專家心裡很不舒服，王樹聲親自前往給以疏導，他說蘇聯專家所擇的場址很不錯，但很抱歉的是由於特殊情況不能不挪個場址。
蘇聯專家不解地說：“為了一個小小的廟宇就重新換一個高射炮靶場，這在我們蘇聯真是不可想像的。”
當然，人非聖人。王樹聲在負責總軍械部時，有時也出了錯，但他對屬於自己的責任從不推誘。
一次，總軍械部打算修建一個炮彈裝配廠。這個廠從地址選擇到內部設計，都是蘇聯專家一手包辦的，準備建在某地山區。
無論從軍事機密，還是從地形等各個方面來看都應該把廠址建在山窩裡，但蘇聯專家的設計方案卻是在平地。我方的當事人對此提出了異議。
蘇聯專家這一段時期的建議屢屢被否決，很是不快，固執己見，並通過最高層定下了設計方案，不允許再更改。
我經辦人員接過這設計方案，在千分之一的地圖上看，原設計者與異議者的意見出入，好像不大，再說不按蘇聯專家意見來，搞不好會影響兩國的友好關係。想至此，經辦人員就按圖施工了。
一落實到現場，糟糕!廠房雖依山而建，卻敞露在平地。後果難以挽回!
這一天，彭德懷和王樹聲以及幾個副部長前來廠址視察。彭德懷一見工廠，就動了肝火：“誰負責的?這是誰負責的?為什麼把廠偏偏建在平壩，靠山不進山?”
主管的某副部長，滿臉窘色地說：“是我沒盡到職責，當初只從地圖上看問題不大……”
王樹聲馬上接過話說：“不!要說責任，主要在我。我是部長，沒有調查，工作不細緻。彭總要批評就批評我吧!”
王樹聲這種勇於為部下承擔責任的美德，使部屬們深為折服。
通過這次“教訓”，王樹聲和大家共同總結經驗，覺得做什麼事都要深入細緻地進行調查，尤其修建彈藥倉庫，地方要隱蔽，運輸要方便。
以後，王樹聲派專人指導、監督各地建築彈藥倉庫時，都反覆叮嚀，工作都取得比較滿意的效果。
王樹聲深深地感到：人要自強，要自力更生，搞出一番名堂，不能單純依賴別人。他聯想到總軍械部設計上事事指望蘇聯專家，長此以往，不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嗎?
後來，王樹聲還發現蘇聯專家所提供的軍械設計圖紙，相當一部分頗為陳舊，不少甚至還是三十年代的水平;他們自己先進的東兩卻捨不得拿出來。
王樹聲把這些情況向上面反映，在我方力爭下，蘇方迫不得已供應了我們一些較先進的樣品和資料。
但當這些樣品和資料到來後，又出現一個問題，就是原料依賴進口，代價十分高昂。
因此王樹聲召集幹部開會，想方設法解決這個問題。經過多方討論，國內要生產原材料，不再從國外進口，首先必須要足夠的科技人才。沒有科技人才，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
一位幹部說：“我們現在科技人才太缺乏。要知道生產科技人才可不像生產大炮那麼容易。”
一位副部長說：“人才不是沒有。我認為現在咱們部科技人才有不少，就是沒有利用上。”
人人都很驚奇地望著他。
那位副部長說：“除了我們黨內的科技人才之外，現在咱們部還有不少國民黨留下的科技人才都還沒有用上。”
此話一出，馬上引起了轟動。一位同志說：“笑話!真是天大的笑話!國民黨的殘餘可靠嗎?能相信他們嗎?”
但也有另外的同志說：“對人也不要一概而論，一筐子蘋果也不能都說是爛的。我看國民黨留下的不少專家人品都很不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個專家，戴著老花眼鏡，在抗美援朝爆發的時候，他搖頭喪氣地問我：”你說中國和美國打，美國有原子彈，中國能打贏嗎?
‘說實在的，我還真從來沒考慮過這個問題。當時我說：“解放軍無堅不摧，雪山草地都能征服，難道說還怕美國?’那老頭是半信半疑。
後來，抗美援朝勝利結束。我又碰到老專家，他仿佛年輕了十歲，一看見我就高興地說：”奇蹟呀，真是奇蹟!‘我被搞糊塗了。他見我不理解，解釋說：“我活了大半輩子，儘是外國人欺負咱中國人。抗戰雖說勝利了吧，美國、蘇聯也都參加了打日本，不能說是中國一個國的功勞。這抗美援朝才真讓我開了眼界。’聽見他這樣說，我也激動起來。我說：”是啊，正像毛主席所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你們說說，像這樣具有愛國思想的老專家，我們能不放心嗎?”
王樹聲聽著他們的議論，雖沒明確表態，但他心裡也傾向要大膽利用國民黨留下的專家。
在此之後，他審慎地進行調查研究，他發現不少留用的國民黨科技人員，其實都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和正義感，不錯，他們曾受到時代、環境的局限，為國民黨反動派服務過，但全國解放已六、七年，通過新舊對比和黨的教育，他們的思想和政治覺悟也在逐漸提高。在抗美援朝期間，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員，參加了國民黨丟失軍械彈藥的檢查、裝箱，基本上都能盡職盡責。
於是，在王樹聲支持下，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個軍械研究所。軍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員以總軍械部的科技人員為主，從外抽調了一批科技人員，又從留用的科技人員中擇優錄用了一部分。
軍械研究所草創之初，設備簡陋，人員還不能滿足需求，可由於上下同心協力，成績斐然，或改進，或創新，對我國軍械工業，作出了可喜可賀的貢獻。如國產與進口炮管的對比試驗，就是一個典型。
當時的進口炮管是一種新式武器，每分鐘可打兩百發，威力很大。
但缺點也很多，打的時間不長，炮管就滾燙髮紅，不能再射擊了，只有重換。因而，每門炮需要三個備用管。我軍大量裝備這種炮，需要炮管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而製造炮管的原料全依賴進口，費用相當高。
軍械研究所的科技人員通過不斷摸索，最後研究出了製造這種炮管的原材料。當把樣品呈給蘇聯專家看時，蘇聯專家根本不相信中國有這個能力。
分工經管此事的幹部提出一個辦法，就是拿國產的炮管與外國的炮管進行一場大“比武”，以分高低。
王樹聲同意這個建議，上報彭德懷批准。